【袁正清 董贺】国际关系研究的热点与新进展（2019～2020年）
长期以来，国际关系并没有特定的研究方法，而是与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其他社会科学共享着同样的方法体系，这使得其独立学科地位备受质疑。为确定国际关系的研究领域和范式，进而巩固学科地位，学者们从多元化的视野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了反思，不仅包括对一些重要概念的重新解读，也涉及对新旧理论的比较与再思考。[1]一些学者挑战了学科内原有的固定认知，并在此基础上对一些传统理论和概念进行了引申。里卡多·维拉纽瓦（Ricardo Villanueva）以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为基础，提出在“第一次大辩论”之前，国际关系理论界已经发生了一场重要的知识竞赛。[2]其观点挑战了“第一次大辩论”发生于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的传统叙事，也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关系学科的初始阶段所体现的价值和意义。
斯特凡诺·古齐尼（Stefano Guzzini）将当前国际关系学科的困境称之为国际关系的多重“焦虑”（anxieties），包括学科的从属性、内容的碎片化、方法的多样性以及实践和观察性知识的混合构成。[3]他认为，学界应当接受这些焦虑，并将其作为整合知识、完善理论的重要契机，从哲学、解释和实践三个主要的理论领域去巩固国际关系的学科基础。通过对摩根索（Hans Morgenthau）权力理论的分析和批判，古齐尼强调了哲学、解释和实践领域的联结在理论研究中的必要性，倡导学者们应将国际关系学科作为三个领域交汇的特定场域，通过理论化为不同领域提供多层面联系。肖恩·莫洛伊（Seán Molloy）则考察了摩根索通过对政府权力特别是美国外交的批判，行使理论家学术自由权利和义务的具体实践，从另一个角度肯定了摩根索在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中起到的关键性作用。[4]对摩根索而言，包含不同意见且健康的辩论是真正民主的特征，监督和约束政府践行真正的民主是理论家在社会中的核心职责。从摩根索的经历来看，他与政治精英之间的冲突证明了理论家能够有效利用学术自由，通过适度且明智的批评以反对政府的政策。莫洛伊认为，摩根索的思想和理论为探究国际关系的自反性（reflexivity）本质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洞察，有益于推进当前学科内的相关讨论。
国际关系研究中通常以西方与东方，或西方与非西方对世界进行二元分类，这种分类既体现在理论体系的建构中，也体现在对本体概念的认知当中。克里斯托弗·穆雷（Christopher Murray）指出，这种分类代表了一种根据帝国想象划分世界的方式，为地方普遍主义和权力结构提供了依据，导致许多反欧洲中心主义学者利用这种分类为西方人和非西方人之间固定的认知差异提供佐证。[5]穆雷以杜波依斯（WEB Du Bois）和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的思想为基础，对基于帝国主义的世界划分方式提出了批判。杜波依斯和法农都意识到，政治的种族和文化基础会复制帝国秩序，进而为西方/非西方本体论提供潜在的替代品，使得很难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分类。穆雷认为应该建立一个“后帝国主义” （post-imperial）的范式，以提出不同于殖民帝国将世界划分为不同人类能力和思维领域的分类方式。通过对帝国在当今知识生产中的遗留问题进行思考，有助于为世界政治和社会探究提供更具历史性和关系性的分析路径。
在西方和非西方二元分类的长期影响下，国际关系学科因将西方核心国家以外的国家和社会边缘化而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全球国际关系学” （Global IR）的提出为弥合西方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分歧，从而发展更具包容性的国际关系学科，并重新认识其多元化、多样化基础提供了方向。同时，学界还出现了一种在国家或地区基础上发展理论或学派的趋势，比如“中国学派”、“英国学派”、“法国学派”、“哥本哈根学派”等。通过考察秦亚青的“关系理论”、赵汀阳的“天下观”以及闫学通的“道义现实主义”等中国的理论构想，阿米塔夫·阿查亚（Amitav Acharya）指出，对于中国国内外的许多学者来说，各种中国路径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对国际关系领域的总体贡献尚不清晰，需要进一步明确并突出它们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重要价值。[6]基于全球国际关系学的主要框架[7]，阿查亚认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总体上与全球国际关系学达成了一致，但在扩展现存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联结各地区、地区主义和区域研究，以及避免文化例外主义方面仍然面临挑战。这需要中国的学者们提供更令人信服的证据，以证明他们提出的概念和解释能够适用于其他社会和更普遍的国际关系中。此外，中国路径的发展还需要在世界范围内吸引大量的追随者，促进其他学者（特别是年轻学者）的研究议程，并与官方的政策框架保持距离。
尽管当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面临着诸多挑战，但阿查亚强调，不论源于西方还是非西方，也不论背衬怎样的国家或地区优势，新理论的发展必然面临挑战。中国的学界对于国际关系理论不仅有着多元化的理解，其中主要学者的思想也有潜力传播到中国和东亚范围之外，对其他国家和地区产生影响，为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发展以及国际关系的全球化作出更大的贡献。
近年来世界形势和国际格局的变化对国际组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国际社会既存在着对于国际组织效力的普遍质疑，同时又寄希望于国际组织能够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学者们的研究重点从对国际组织的整体性和外部性认知逐渐转向国际组织本身或其内部的具体领域。
在既有的国际组织研究中，学者们倾向于假定国际制度及其组织实体在面对环境变化时相对鲁棒（robust），因而很少消亡。因此，尽管学界对国际组织的创立、设计、效力和寿命提供了一套完整的解释，但尚未系统地讨论国际组织终止存在的情况。学者们普遍认为，国际组织会不断地产生不合意愿的甚至是自我挫败的结果，但并不会受到惩罚，更毋须解散。就此，梅特·艾尔斯特鲁普-圣乔瓦尼（Mette Eilstrup-Sangiovanni）提出了不同的观点。[8]她通过对1815~2015年间所有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功能、成员和地理范围进行分析后得出，自1815年以来创立的组织中有超过三分之一已经消失了，其中许多组织在其成立后的几十年内就消失了。这一发现并不能否定现有的“制度鲁棒性” （institutional robustness）理论，但证明政府间国际组织总体上有着很高的消亡率；各国往往更倾向于建立新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而不是改革现有的组织；拥有庞大而多样化的成员与更高的组织生存力相关。这意味着国际组织既不像已有研究中普遍假定的那样具有较强的鲁棒性，也并非很多现实主义者认为的那么脆弱和短暂。根据其结论，原有的理论需要根据更广泛的案例进行测试和完善，才能更好地把握国际组织的存续。
合法性（legitimacy）是国际组织在世界政治中发挥作用的核心。尽管各国近十几年来赋予了国际组织更多的政治权限，希望它们能够帮助解决各国面临的紧迫问题并形成实践，但国际组织履行其职责的长期能力取决于其在政府和公民眼中的合法性。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围绕国际组织如何获取、维持和失去合法性的相关问题展开研究。大多数关于国际组织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分析都侧重于外部受众的看法，而不考虑国际组织的自我合法化（self-legitimation）。通过这种内部的合法化，国际组织能够发展并强化自身的身份，而这种身份通常是多重且相互冲突的。莎拉·冯·比勒贝克（Sarah von Billerbeck）以联合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和世界银行作为案例，考察了三个组织的自我合法化，提出了一种新的自我合法化理论。[9]这三个组织都是规范和执行的主体，同时既是依赖于会员国的机构，也是具有独立专长和能力的自治机构。这些身份有时会导向相互矛盾的目标和实践，迫使组织违反某一身份的原则和行动，使得合法化趋向复杂。通过田野调查并借鉴一系列学科的内容，比勒贝克得出，自我合法化的需求取决于组织身份凝聚的程度和身份等级，在组织的运行过程中，自我合法化存在三种类型的具体实践，对于组织本身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对于学者和决策者来说，自我合法化作为国际组织的组成性活性（constitutive activity），是观察和分析国际组织的重要切入点，有益于从身份维度丰富对于国际组织的认知与理解。
地区组织是国际组织领域的另一个研究重点。这方面的研究不仅包括对于欧盟、东盟等代表性地区组织的具体分析[10]，也包括关于地区组织自身运行机制以及成员国和组织间互动模式的探讨。戴安娜·潘克（Diana Panke）考察了1945~2015年的76个地区组织，这些组织平均具备约11个不同政策领域的能力。[11]研究发现了两个明显的趋势，第一，伴随时间的推移，加入地区组织的国家数量急剧增加，国家让渡给地区组织的政策权限数量也急剧增加；第二，并非所有国家都同样倾向于促进地区一体化。为了阐明其模式，潘克采用了以国家为中心的视角，以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和区域合作理论为基础，对国家加入地区组织并让渡政策权限的动机进行了分析。
分析得出，不同类型的国家对于地区组织和地区一体化的态度存在较大的差异。对强国而言，地区组织能够作为促进其国家利益的舞台或手段，因此强国愿意加入地区组织，并作为地区一体化的支持者；贸易是一项重要的激励因素，国家的贸易利益越强，就越倾向于加入更多的地区组织，并向其提供更多的政策权限；而对于威权国家来说，加入地区组织和推进地区一体化可能会在未来限制政府的回旋余地，因此它们对此并不热衷。这一结论使得相关国家的属性成为地区组织和地区一体化发展的新的分析维度，通过明确不同类型国家在地区组织中的利益目标，能够对国家与地区组织之间的互动以及地区一体化的发展动力有更具象的理解。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报告，在过去的20年中，全球爆发了近500种传染病。近年来，由于各种社会、政治、经济、生物和环境因素，世界范围内传染病的爆发愈加频繁，并且这一趋势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2014年遏制埃博拉病毒传播的最初失败表明，全球疫情防范尚未形成，此类事件的应对向政府、国际组织和非政府行为体形成了极为复杂的挑战。新冠（COVID-19）疫情的爆发再次对全球治理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学者们在探讨国际社会应如何应对全球疫情的同时，也就本次疫情对世界带来的影响展开了讨论。
疫情报告的滞后是寨卡病毒、埃博拉病毒以及H1N1病毒等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应对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挑战。因此，当前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以在全球范围内提升各国国内的疫情监测能力，减少报告滞后为重点。但相关的政策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各国政府隐瞒疫情的经济和政治动机，这意味着各国在面对突发疫情时所考量的因素远超出于公共卫生领域，也决定着政府是否能够对疫情作出及时报告。根据对1996~2014年各国疫情报告时间的分析，凯瑟琳·沃斯诺普（Catherine Z. Worsnop）发现，国家对于突发疫情的报告不仅取决于其“能力”，更取决于其“意愿”。[12]当疫情爆发时，国家不及时报告往往并不是因为它们不具备报告的能力，而是因为它们不愿意报告才导致报告的滞后。尽管提升各国对于突发疫情的监测能力至关重要，但仅仅这样做并不足以减少报告滞后现象。沃斯诺普建议，在完善各国监测能力的同时，必须降低国家报告疫情带来的经济和政治代价，才能保证各国及时地报告疫情，避免报告滞后对全球公共安全产生的负面影响。
在国际关系学的视阈下，本次疫情的全球蔓延是一场公共卫生悲剧，其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国际公共卫生治理或全球治理的范畴，持续威胁着各国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稳定与发展。有学者认为，政府应对新冠疫情的核心是政治，政治决策在疫情防控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影响甚至可能大于各国的卫生系统水平。这种观点将政治决策视为公共卫生的决定性因素。萨拉·戴维斯（Sara E. Davies）和克莱尔·韦纳姆（Clare Wenham）指出，在公共卫生领域，国际组织的专业人员和公共卫生的倡导者通常采取遏制传染病流行的必要行动，而不是遵循国家的决策，政治通常被视为相对负面的因素。[13]但从不同政府在疫情防控中的差异性来看，在技术决策的咨询、建议、模式、目标和执行等方面都需要政治决策发挥作用。因此，政治对于新冠疫情如何传播起决定性作用。
在全球疫情防控的过程中，世卫组织能够将各国汇聚到一起，为各国提供资源、信息以及合作的平台。但这并不足以左右各国的决策，世卫组织还需要依靠政治知识、政治方法以及政策执行的专门知识去理解各国的行为。从近年来国际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来看，世卫组织还未能掌握其成员国的政治优先项，各国的卫生部门常常无法有效地发挥作用，制约着世卫组织在国际公共卫生治理中的作用。就此，戴维斯和韦纳姆建议，世卫组织以及更广泛的公共卫生治理进程需要对各国相互竞争的外交优先项给予更多的关注。在此过程中，国际关系至关重要。学界能够帮助世卫组织从各个方面评估各国的地缘政治和外交关系，使其对各国政治和国际关系建立更深的理解，以便在今后可能出现的公共卫生事件中更好地协调各国的决策和行动。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本次疫情也映射出很多国家自身在体制和决策等方面的问题。由于特朗普政府在疫情前期准备不足，防控措施不力，使得其国内疫情形势日益严峻，威胁着美国的国家和民众安全，也使得美国的全球领导力再次受到广泛的质疑。基于其既有的全球领导力基础，以美国为首的多边协调可能会奏效，在国际防控合作中发挥积极效用。但特朗普政府选择了狭义的国家安全，作出了坚持单边主义和维护本国利益的决策。西蒙·雷奇（Simon Reich）和彼得·东布罗夫斯基（Peter Dombrowski）在研究中指出，当美国从国际公共安全的提供者（provider）转变为消费者（consumer），包括欧洲和非洲在内的地区已经转向中国以寻求帮助。[14]他们认为，美国在国内外疫情防控中的表现使得国际社会对其好感度普遍下降，人们更加相信，尽管美国拥有强大的军事能力，但美国主导的时代即将结束。而也有学者认为，尽管疫情重创了美国的全球霸权，但并未动摇其霸权的根基，目前也尚未出现能够取代美国全球地位的大国，因而不能将本次疫情视为美国霸权的终点。[15]
当前的区域研究呈现出多样化、多层次和多维度的特征。学者们既关注以欧洲、非洲、东亚、拉美为主的各区域整体的发展，同时也以域内外国家和区域的关系为视角，对各区域进行了更加具体的研究。其中，“印太”作为一个政治和战略概念，逐渐成为区域研究中的重点内容。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在2020年初推出了关于印太战略动态的特辑，汇集了多国学者，以具体国家和地区为视角，对当前印太范围内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印太战略以及对于现有局势的政策回应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始终是影响印太地区局势的关键因素。刘丰指出，为了应对亚洲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国和美国都试图从经济和安全领域改变地区秩序，使之对本国更为有利。[16]为了对抗中国不断增长的影响力，美国地区战略的重点正在从“亚洲再平衡战略”（rebalancing to Asia）转向“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FOIP），其战略目标也愈加明确。为了更加有效地应对当前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中国应当提出并阐明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地区愿景，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建立一个包括美国在内的制度框架，使两国之间拥有更多媒介，为建立信任从而形成平等且良性的互动奠定基础。
而对于日本来说，当前的主要目标是在现有国际秩序的基础上，塑造并巩固印太地区秩序。出于对地区权力平衡变化的考虑，一方面，作为其总体安全战略，日本已决心通过增强自身防御能力和强化美日同盟来稳步加强国防，同时将其与澳大利亚、印度等志同道合的国家之间的伙伴关系转变为一种外交（可能是军事）同盟；另一方面，日本试图在印太地区建立新的秩序，以维护美国建立的已有秩序。据此，日本采取了“策略性对冲” （tactical hedging）这样一种灵活的方式，即利用其战略的模糊性来试探其他国家的反应，并根据理解相应地改变其战略重点，制定相关策略。[17]但本国的防卫仍然是日本的核心利益，比建立新的印太地区秩序更具紧迫性，这需要日本政府对这一战略进行更加全面的评估和调整。
印度也提出了本国的“印太战略”。该战略由之前的“东向” （Look East）政策和“东向行动” （Act East）政策演变而来，但更关注战略问题，而不是贸易或连通性（connectivity）问题。拉杰什·拉贾戈普兰（Rajesh Rajagopalan）在分析中指出，印度的“印太战略”是其对华政策的一部分，其表现是通过与美国和其他地区大国建立伙伴关系以制衡中国，同时又希望通过保证策略（reassurance strategy）使中国政府相信其并没有真正制衡中国，在大国之间保持战略平衡。[18]拉贾戈普兰将这种矛盾因素的结合称之为“推诿制衡”（evasive balancing）。他认为这一概念比纯制衡（pure balancing）或对冲（hedging）更有益于理解印度的政策，且同样适用于印太地区那些试图对中国崛起作出应对的国家。但这种保证策略作用有限，也就意味着印度边制衡边保证的战略难以起效。这要求印度政府重新审视本国的印太和对华战略，在新的形势下作出更加理性审慎的选择。
澳大利亚是“印太”概念最主要的倡导者之一，这一主张既出于其自身的战略考量，也符合其长期以来的政策传统。“依赖盟友”传统与“中等强国”路径作为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两大主流传统，通常被认为是难以达成一致的。而“印太”概念为这两种传统提供了共同点，使相关战略得到了两种传统的支持。但通过分析澳大利亚近期的南海政策，布伦丹·泰勒（Brendan Taylor）认为，澳大利亚在“印太战略”的表述和实践上出现了极大程度的脱节。[19]这种差异可能会对这一概念产生负面影响，使之难以获得更多国家的接受和认同。
除上述国家之外，部分学者对东盟在印太地区的中心地位进行了考察，认为东盟主导的机制能够作为规范设置和具体合作的支点，东盟应在印太地区框架下继续发挥核心作用。[20]此外，还有学者以“一带一路”倡议、东亚地区的发展和平（developmental peace）以及印太地区的制度化问题为切入点，探讨了印太的战略动态给区域机制建设以及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架构带来的深远影响。[21]
当前国际学界对于中国相关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中国发展战略的讨论以及对中美战略竞争的持续关注。作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文化软实力越来越为中国领导人所重视，也逐渐成为国际学界和政策界观察和衡量中国综合实力的重点内容。一些学者从不同立场和维度对中国的文化软实力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有学者以中国的“和谐政治” （politics of harmony）为基点，探讨了软实力作为一种理念和实践的可能与风险。[22]人们通常将关于和谐的思想传统作为中国践行软实力的基础，认为这一概念能够将中国自身“和谐的”软实力与其他大国所谓“不和谐的”硬实力区分开来。研究中指出，中国关于和谐的表述目的在于消除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崛起的忧虑，使人们相信中国的崛起与其他大国有着根本上的不同，将会是和谐且有益于国际社会的。但中国所主张的和谐理念与西方和日本等其他国家的相似之处远大于差异。尽管在话语体系中对和谐的强调可能会实现其预期，但这种结果却并非必然。对于不同受众，中国关于和谐的表述形式和内容需要适应其既有的认知基础，才能为其所认同，成为更具普遍性和接受度的概念。不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在了解自身的同时也能够了解他者，才能够真正地施行软实力，避免双方硬实力的对抗。
近年来，关于中国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挑战问题存在着广泛的争论。美国的很多学者和决策者都将中国视为“修正主义国家”，认为中国正在不断挑战着美国所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这一叙事假定存在着单一的自由秩序，其面临的挑战因素也是显而易见的。但在相关的一系列观点和争论中，秩序和挑战的概念并不明确，对于秩序本质的理解和概念混乱仍然存在。基于此，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提出，秩序概念至少有四种似合理的操作化（operationalizations），其中三种或明确或含蓄地体现在主导叙事中。[23]这三种操作化不顾史实，倾向于认为美国的利益和自由秩序的内容几乎是完全一致的。而第四种操作化则将秩序视为多个国家、次国家、非国家和国际行为体互动导致的涌现性（emergent property）。因此，至少存在八个“特定议题秩序（issue-specific orders）”，如军事、贸易、信息和政治发展等。中国接受其中一些秩序，拒绝部分秩序，也愿意接受另一些秩序。鉴于这种多重秩序及其面临的不同程度的挑战，关于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正受到“修正主义”中国的挑战这一叙事在概念上或经验上都毫无意义。江忆恩认为，观察和理解秩序需要更加普遍且通用的方式，学者和决策者们应当进一步考量中国在不同领域的多重秩序下的行动。
此外，还有学者关注政党在外交中的作用，认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通过与全球的政治精英保持广泛的联系，加大与其他国家政党接触的力度，分享经济和治国经验，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中国扩大自身的影响力提供了有效的路径。[24]这一研究将分析单位从国家层面转移到政党层面，既为国际关系和比较政治提供了新的视角，也有益于中国从他者的角度更加理性地审视本国战略。
2019年以来，伴随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新冷战（New Cold War）”这一概念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部分学者认为，中美之间的两极对抗对现有的国际体系和国际格局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中美关系正在进入“新冷战”状态。由于权力对比的变化和双方竞争的加剧，“冷战”可能会转为“热战”，中美双方应吸取第一次冷战的教训，避免使两国之间的对抗陷入意识形态的斗争。[25]
以阎学通为代表的学者们则认为，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与冷战时期美苏的两极对抗截然不同，不再是围绕意识形态展开的国际竞争，双方经济上的紧密联结以及当前的数字经济背景也决定了竞争形式和内容的显著差异。在近期的研究中，闫学通讨论了数字时代的两极竞争，为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设置了一个新的情境。[26]他提出，基于冷战思维和数字思维的共同影响，新的两极秩序将在大国外交的互动中逐渐形成。在这一秩序下，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将聚焦于数字经济领域，并逐渐形成两极数字世界；世界将处于不安的和平（uneasy peace）状态，大国之间将充斥着网络攻击；数字思维会带来新的国际身份，在不同领域取代原有的“东方”与“西方”、“南方”与“北方”以及“发展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等标签的划分；通过创建两个或三个独立的网络系统，可以建立网络主权规范，帮助各国保障自身的网络主权；各国从多边主义退回单边主义，参与全球治理的热情逐渐消减，同时采取技术保护主义以保护本国的网络安全和数字经济利益。在未来的外交决策和国际关系中，数字思维的影响将伴随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强化，这一趋势需要学界给予足够的关注，并展开更加广泛且深入的探讨。
本文对一年以来国际关系主流期刊上的文章进行了梳理，从中可以看出学科发展的一些新的趋势：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更加重视发掘传统理论对于学科发展的重要价值，并倡导超越既有的二元划分，推动新的研究范式和多元理论体系的形成；国际组织的研究重点从对国际组织的整体性和外部性认知逐渐转向国际组织本身或其内部的具体领域，包括对组织结构以及组织和成员间互动模式的分析，此外，关于地区组织的研究也愈加丰富和细化；在全球治理领域，新冠疫情的爆发引发了学者们对当前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入反思，也更加关注国家和国际组织如何在全球性问题的应对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在区域研究领域，学者们仍然关注以欧洲、非洲、东亚、拉美为主的各区域整体的发展，同时也以国家和地区为视角对印太地区展开了一系列具体的研究；中国崛起仍然作为相关研究的主题，学者们的讨论更加集中于中国自身的发展战略以及中美战略竞争，为中国未来策略的调整提供了一定的参考。这些新的热点与趋势值得国内学界关注。
【《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课题组】 2021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
【《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课题组】 2020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
【《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课题组】 2020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
欢迎关注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家全球战略智库微信公众号，请微信搜索“iwepcass”或“社科院世经政所 全球战略智库”。所发文章不代表作者所在机构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