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向英】非联盟国家深度合作可行性探究——兼议“十四五”规划与中俄战略合作前景
新冠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大流行后，一些国家和地区孤立主义盛行，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断裂的风险随之增加。然而，全球化时代，孤立主义是对别国的拒斥，更是对本国的封锁，于人于己不利。作为偶然因素，此次疫情终将过去；作为必然因素，互助互通终将上升。中国是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的捍卫者，同时是不结盟运动的支持者。后疫情时期，中国如何与非联盟国家展开合作，是一项重要议题。中俄是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又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新型国家关系的代表，在即将开启的“十四五”到 2035 年这一关键期能否进行深度合作，关系到两国发展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大局。
一、问题的提出
联盟作为国家间具有战略合作意义的特殊关系，一直受到国际关系和外交学界的重视。从结构现实主义开始，安全就作为结盟最重要的因素而存在，与之对立的是威胁。然而不结盟运动恰恰是在美苏之外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群体中兴起的， 当它们受到“选边站队”的威胁时集体选择了中立和观望。新古典现实主义认为，除了威胁，扩展利益也是联盟的重要考量。如果各国在改变秩序和获得利益方面有共同利益，就可能结盟。然而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在改变秩序和形成产业链条方面虽具有共同利益，可苏联却解体了，此后想要重新凝聚力量的独联体和欧亚经济联盟举步维艰。如果安全和扩展利益都不是形成联盟的决定性因素，那么它们对非联盟国家又意味着什么？作为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中俄均受到来 自美国的共同威胁，在国际秩序和经济发展等方面具有共同利益的情况下，非联盟能否发挥准联盟的作用？这些都成为值得进一步考察的问题。
国际合作理论深受传统文化理念、外交实践和世界形势重大变化的影响。笔者认为，均势、制度和对话是国际合作的必要条件，但是并不充分。即便将三者叠加，即处于均势中的大国通过对话建立了基本的互信并在国际组织中用制度的形式加以保障，仍未能确保其合作是持久的和有效的。欧洲是均势理论的发源地，欧盟是靠谈判和制度约束整合起来的共同体，但是仍不能避免已入盟 47年的英国同欧盟分手，回归“光荣的孤立”角色，就是对此观点的证明。扶助外交强调国际伦理和整体利益，然则单向度的扶助往往带来的却是被扶助方的不领情。扶助方不仅得不到相应的回报，甚至其“道德出发点”也被攻击和质疑。近年来，中国对中亚五国的国际援助很多，却不能消除“中国威胁论”和“资源掠夺论”，这说明“道德语言”替代“经济语言”的适用性尚有待论证。将“共同利益”和“身份认同”作为两个变量，从软性的心理和硬性的利益两方面结合来考察国际合作的概率，是一个很好的视角。这两个变量的值越大，国际合作的可能性越大，而非联盟国家这两个变量的值明显低于联盟国家， 那么关于非联盟国家的国际合作是否可能，也就是导向合作的两个变量的值域在哪里，无法得出结论。鉴于合作必然是友好国家而非敌对国家间的关系，如果在联盟国家和非联盟国家之间引入“共同体”这个概念，那么又是什么样的条件使非联盟国家对共同体的认知超越虚幻而成为现实？
非联盟国家的合作既是理论问题，也是现实问题。安全对结盟与合作至关重要，但安全对不结盟国家的合作意味着什么？收益也是结盟与合作的重要考量，但非联盟状态下能否确保合作收益的稳定性？身份认同虽不是结盟的充分条件，却是合作的必要条件，它是否制约着非联盟国家合作？下面就以中俄在“十四五”期间到 2035 年的安全环境、收益路径和身份认同为例，探讨哪些因素是非联盟国家深度合作的基础。
二、安全因素对中俄合作的影响
安全问题曾是中俄合作的最大障碍。中俄两国拥有漫长的陆路边界，直到21 世纪东西两段国界线议定才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消除两国边界隐患奠定了法律基础。2001 年签署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两国“世代友好、永不为敌” 的理念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为双方睦邻友好合作提供了制度保障。“十四五”期间到 2035 年中俄安全关系如何发展，直接影响两国合作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以下简称“带盟”）对接。
世界动荡对中俄两国安全局势形成挑战。中国的任务是促危转机。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幅提高，但兼具东方大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双重身份，使西方社会产生疑虑和恐惧。近年来中美博弈加剧，不仅对合作共赢的传统关系造成威胁，也对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的效能产生影响。后疫情时期， 如何充分发挥中国制度优势，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重要任务。深化非联盟国家间务实合作，正是以国际大循环带动国内大循环的重要举措。
俄罗斯欲借“东向”战略摆脱危机。从主宰世界的两极之一变成难以主宰欧亚地区，俄罗斯的大国情怀无处安放。在北约的挤压下，俄罗斯不得不采取了一些反制措施，但却因此遭到西方世界的联合制裁。2021 年，俄罗斯经济在米舒斯京总理治下有望企稳，但原有的人口结构、营商环境、能源依赖、闭合循环等问题都没有得以解决，加之制裁和疫情限制了经济发展，2021－2025 年俄罗斯经济增长率将低于世界平均预期。俄罗斯向外突围的策略和手段有限，不仅限制其成为超级大国， 也限制其区域发展。俄罗斯著名政治学者卡拉加诺夫认为，俄罗斯应成为“新不结盟”的捍卫者，这可能是俄罗斯面对日益激烈的中美博弈提出的“万全之策”。
三、扩展利益对中俄合作的影响
投资领域，从中国在全球的直接投资行业类别来看，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居于前三位，而它们在中国对俄投资中均跌出前三。“十四五”期间，两国应充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的作用，推动具有可行性的投资项目落地。
贸易领域，俄罗斯与中国没有形成密切的产业链，只在能源和农业等领域形成了供应链，产业合作不深入，使俄罗斯难以借力中国快速发展。未来几年的中俄贸易中，能源和军备仍是抓手。“十四五”期间中俄两国计划签署《至 2024 年中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路线图》，特别提到大豆合作，包括大豆贸易和投资等全产业链合作有望深化，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科技领域，俄罗斯大力发展生命科学和制药等相关行业，在软件与服务领域也取得了较大进展，对接有助于中国补齐短板。然而，苏联解体后，产业链断裂和人才流失等因素导致俄罗斯在制造业上整体优势不再， 除能源、化工和军备制造等优势行业外，其他行业均存在升级换代的问题。2020－2021 年是中俄科技创新年。目前，两国在航天、通讯和基础科学研究等方面的合作进展顺利。
中俄两国都认为疫情流行将对世界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当务之急是防范风险，对本国发展规划做出相应调整，同时两国都将数字经济作为未来发展方向，大力扶持关联行业，尤其是信息技术产业，这说明双方有达成共识的认知基础。
四、身份认同对中俄合作的影响
2020 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联邦总统普京多次通电话，就抗击疫情和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 75 周年等国际大事交流协调，反对将疫情政治化，反对西方歪曲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事实的行径，中俄在广泛国际问题上的一致立场为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国际舞台上，中俄都反对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主张通过政治协商解决冲突，强调保护人权的活动应以公平和相互尊重的对话为前提，认为联合国的议题应有助于各国的团结，而不是产生新的分歧。中俄都是多边贸易体制的捍卫者，认为世界贸易组织作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协调者应发挥关键作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应综合平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益。中俄都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主张在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等区域性或全球性的国际组织框架下加强合作，提升贸易和投资规模。目前，“一带一路”倡议与大欧亚伙伴关系倡议对接取得实质性成果。需要指出的是，目前中俄合作处于史上最好时期，但不意味着不存在任何问题。从身份认同的角度而言，中俄作为非联盟国家加强合作，可能并非为了对抗一个强大的对手，而是为了增加战略自主性和降低未来的不确定性。
五、总 结
不结盟运动是在冷战中发展起来的，独立、自主和非集团是其宗旨。按照米尔斯海默的观点，大国没有形成联盟，也可能是因为组建联盟的成本较高，且综合实力相当的情况下难以解决领导权问题。而杰克 · 列维（Jack S. Levy） 和威廉 · 汤普森（William R. Thompson）认为，陆权国家更容易与海洋强国结成联盟，而非与另外的陆权国家结成联盟。与其用这些理论来解释中俄不结盟的原因，不如解释为：中俄同为举足轻重的大国，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历史上有过结盟时期，因此对结盟有了自己的看法。“结伴不结盟”是新时期中国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的应对之策。
作为近年来在美国国际政治领域较有影响的一个流派，新现实主义的观点之一是大国经济合作容易推进，而安全合作将困难重重。然而，中俄合作的实践表明，新现实主义理论具有局限性。尽管中俄两国在经济合作的某些领域还存在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多为发展中的问题，可以在发展过程中予以解决，并不影响两国在国际安全领域紧密合作。非联盟国家合作应更加重视消除“不和谐”信号，因为正是这些信号的叠加和传导最终导致大国间失去信任。为提升非联盟国家间合作的质量和水平，提出如下呼吁。
非联盟国家合作，要相互尊重。非联盟国家合作，要相互体谅。非联盟国家合作，要符合现实需求。非联盟国家合作，要有明确的抓手。
非联盟国家深入合作有很多前提，但最主要的还是相互尊重。新兴国家群体，绝大多数遵循独立自主、相互 尊重、互不干涉内政的国际关系准则，为非联盟国家合作打开大门。“德不孤， 必有邻”，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联盟国家必将冲破重重阻碍，将全方位务实合作推向前进，从而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