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峰】美国政治极化的现状与未来
政治极化在美国的表现和后果包括：政治光谱失衡，橄榄球变哑铃；两党水火不容，执政效率更低；是非曲直不辨，反智主义盛行；各种矛盾激化，社会撕裂更甚。贫富差距拉大和社会矛盾激化是美国政治极化的根本原因，两党制和党派博弈的劣质化是美国政治极化的制度原因，现实社会发展对选举制度的冲击是美国政治人物极化的直接原因，新媒体的发展是美国普通民众政治极化的技术原因。美国的政治极化趋势在短期内难以逆转，其对国际社会特别是我国可能造成重大的负面影响，必须予以高度警惕。
政治极化（Polarized Politics）是当今美国社会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狭义的政治极化专指政党极化，广义的政治极化还包括精英极化、民众极化、意识形态极化等。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两党的意识形态基本定型：民主党彻底转变为自由主义政党，在经济政策方面倾向于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对经济实施必要的干预；而共和党则完全成为保守主义政党，在经济政策方面提倡自由放任和小政府，在道德方面坚持传统立场。随着两党内部“杂音”的消除，美国政治极化的趋势就开始了。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政权轮替和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引发的激烈争论，美国政治极化现象愈发突出。
政治光谱失衡，橄榄球变哑铃。一般来讲，一个比较正常的国家政治光谱应该包括：中间派、中左、中右、左、右、极左、极右，呈橄榄球型分布。这样的结构有利于政局稳定，并且能够保证决策的合理性。但从美国内部的政治格局来看，其政治光谱正逐渐从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球型转变为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型结构，持温和立场的中间群体不断萎缩，两极分化趋势非常明显。两党选民在政治价值和重大问题上的交集越来越小，向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两个极端方向演变，意识形态和政策立场变得更加对立。
两党水火不容，执政效率更低。西方民主政治本来就有决策效率较低的固有缺陷，而政治极化导致效率更低，国内建设和国家治理能力严重削弱。共和党与民主党的对立在2020年末的美国总统大选前后达到了顶峰。共和党不甘心失败，指责民主党在一些州选举舞弊，一系列政治诉讼接连上演。2021年1月6日，美国国会举行的总统选举计票会议突然被迫中断，数百名支持特朗普的示威者冲破戒备森严的警戒线，强行攻入国会大厦并与警方发生暴力冲突，引发了震惊全美的政治风暴。而拜登执政后，美国两党更是持续上演政治闹剧。这些表象的背后是美国社会深层次矛盾的集中爆发，也混合着个人恩怨与党派之争的升级。共和党和民主党不在一个频道上对话，各占据不同的世界，导致的后果就是政府日渐瘫痪。
是非曲直不辨，反智主义盛行。在权力博弈思维的裹挟下，美国“为斗而斗”的色彩充分暴露，对是非曲直丧失了客观公正的判断能力，导致反智主义泛滥。反智主义，又称作反智论或反智识主义，是一种存在于文化或思想中的态度。反智主义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对于智性、知识的反对或怀疑，认为智性、知识对于人生有害而无益；二是对于知识分子的怀疑和鄙视。在利益和权力的诱惑下，美国两党将党派利益凌驾于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利益之上，在选举和国会议事中彼此缠斗不休。即便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危机，两党也依旧相互拆台，政治乱象有增无减。比如，党派成见导致各州的防控措施难以统一，阻碍了抗疫物资在各州之间的公平分配，让美国付出了惨痛代价。
各种矛盾激化，社会撕裂更甚。美国社会极化不断加剧，政治、文化等众多层面的撕裂愈演愈烈。美国的政治极化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社会分裂成两个鲜明的阵营，二是观点主张的极端化。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政治研究所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18岁至29岁，即有选举权利的美国年轻人中，55%认为美国的未来令人担忧，44%认为美国的未来“有希望”；39%的年轻人认为美国民主制度“陷入困境”，只有7%认为美国是“健康的民主国家”。而且，政治极化不可避免地投射到其他领域，甚至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二、美国政治极化的主要原因
贫富差距拉大和社会矛盾激化是美国政治极化的根本原因。从文化传统来看，美国一向崇尚自由竞争、倡导市场经济，在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上，其更加关注效率，因而导致其在持续快速发展、成为世界霸主的同时，一直面对着不平等问题这一难以根除的社会顽疾。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贫富差距的程度和发展速度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美国中产阶层持续萎缩，阶层固化比较严重。有数据显示，在过去的50年间，美国除顶层20%的家庭年收入有所增长之外，其他家庭均无明显变化，底层的20%稳居底部，毫无增长迹象，只有顶层5%的增长极为醒目。进入21世纪，美国的不平等问题愈演愈烈，构成政治极化的根源。不平等造成的贫富失衡、阶层分化、分配不公、机会不等，还有种族歧视、舆论操控、移民和难民问题等，不仅导致右翼保守主义兴起、民粹主义泛滥，更使党派精英立场极端化、意识形态两极化、社会阶层分裂化趋势进一步加剧。
两党制和党派博弈的劣质化是美国政治极化的制度原因。美国建国之初设立的三权分立制度以及后来逐渐形成的两党制，初衷是通过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达到权力制衡的目的。这个制度在避免出现独裁专制、保障人民的自由民主权利等方面取得了成功，但其也存在着某种天然的缺陷和短板。在现实政治运作中，总统与参众两院的主导权难以被一党同时掌控，导致政府推动重大国家政策和立法的出台都绝非易事。在选举制度中，选票才是真理，由于两党均以上台执政为目标，党争成为常态。这就是美国众多社会矛盾长期无法得到化解的制度性原因。
一方面，民主党和共和党长期垄断美国政坛。美国是一个多元社会，存在着很多利益群体。许多利益群体没有自己的政治代表，而现有的政治体制和选举制度又很难使第三党兴起。因此，为数众多的两党之外的中间阵营的选民只能采取“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态度或者干脆拒绝参与投票。同时，由于贫富差距扩大和中产阶层萎缩，选民出于各自的利益诉求和政治认知向左右两边发展。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现有的社会阶层利益分配明显不均，不同群体对国家政策多有不满和怨气。为巩固选举的基本盘并争取中间选民的青睐，两党针对社会福利、公平与效率、外来移民、气候变化、经济发展乃至对外关系等议题展开争论，双方的立场越来越难以调和。
妥协是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内涵之一。妥协作为通过冲突各方都放弃自己的部分要求以解决争端和冲突的方法，具有容忍性、互利性、务实性和自愿性等特征。民主不是被用来赞颂的神圣对象，而是人们为了过尽可能公正的社会生活而达成妥协的某种程序性制度安排。真正的民主应该让社会各种力量进行充分协商，以便达成利益的妥协和平衡，而不是进行零和博弈，以压倒和战胜对方为目标。真正的民主应该为利益协商和妥协留有空间，使社会在和谐的氛围下前行。而现在，西方民主模式越来越远离了妥协的可能，把不同力量的协商变成了非此即彼的恶斗。多种社会矛盾的激化、选民和政治人物的思想极化，呈现在美国两党竞争的层面就是党派博弈的劣质化，相互之间越来越难以妥协。
现实社会发展对选举制度的冲击是美国政治人物极化的直接原因。为什么美国的政治妥协在21世纪出现加速溃败的趋势，且政治极化形成一个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贾雷德·戴蒙德教授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解释，主要有三点。
第一，“金钱是政治的母乳”“通往白宫的道路需要黄金来铺筑”，这些观点道出了西方政治的本质。近年来，竞选美国总统和国会议员的成本呈指数级增长。戴蒙德教授认为，竞选活动成本的不断攀升使捐资人变得更加重要。毫无疑问，大额捐款背后的捐资人对特定的政策目标有着强烈的意愿，他们只会把钱捐给支持这些目标的候选人，而不会捐给愿意妥协、保持中立的候选人。由此，用钱财收买政治家以实现某种政治目的的情况愈演愈烈。
第二，华盛顿和美国各州之间的通行变得更为方便。从前，国会议员在华盛顿上班，他们的家人也住在华盛顿。议员们往往会携各自的伴侣和孩子参与社交活动，在这样的相处之下，议员之间除了对手关系或同盟关系之外，还存在朋友关系。然而现在，许多国会议员的家人选择留在家乡，因而大大减少了建立朋友关系的渠道，他们在彼此的眼中只是一名政治家。
第三，不公正的选区划分，即为了确保某个党的成员在一个州当选议员的概率高于该党派在该州获得的选民支持率，重新划分该州选区的行为。美国每10年进行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并根据普查结果对各州在众议院中的席位进行重新分配，之后每个州的立法机构可以对州内众议院选区的界限进行重新划分。不公正的选区重新划分对政治妥协造成的影响是，各个选区多数选民的政治倾向是可以预知的。由此，一些候选人选取极端化立场，以迎合选民的倾向。当然，这不能解释全部的事实。
新媒体的发展是美国普通民众政治极化的催化剂和技术原因。除了政治人物的极化趋势，美国普通民众整体上也正变得越来越极化、越来越不愿妥协。美国的沿海地区和大城市基本上是民主党的地盘，而内陆地区和乡村则是共和党的天下。各党派内部正日益走向同质化，在意识形态上越来越极端：共和党人愈加趋向保守，民主党人愈加趋向自由主义，而两党中温和派的身影越来越少。有调查显示，不少支持其中一党的美国人对另外一党越来越不能容忍，将其视为美国福祉的真正威胁，期望生活在一个人人都与自己持相同政治观点的社区里。
为什么美国的普通民众在政治上越来越不愿妥协？关于美国社会的整体政治极化现象，一个常常被提到的原因是“定制信息”。戴蒙德教授指出，以前，美国民众主要从三大电视网、三份主要的新闻杂志周刊以及报纸中获得新闻信息。大部分美国民众接收信息的来源是基本一致的，这些来源没有明显的保守主义或自由主义立场。而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新闻网站和社交服务网站（比如脸书和推特）快速兴起，纸质新闻媒体随之衰落，现在的美国民众多是根据自己先入为主的观点来选择接收信息的来源，只关注和接收自己感兴趣和认同的信息。这样的结果是，很多人把自己封闭在一个为自己量身定制的政治壁龛中，只承认自己认同的那一套“事实”，不了解对方党派的支持者为什么会做出不同的选择。当然，也不希望自己投票选出的代表与那些政见不同的代表达成妥协。
网络信息时代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资讯和选择，但在看似更加民主和自由的表象下其实也蕴藏着破坏性。凯斯·桑斯坦教授在其著作《网络共和国》中生动地描述了“个人日报（dailyme）”现象：在互联网时代，每个人都拥有为自己量身定制一份个人日报的可能。长期处于过度的自主选择，沉浸在“个人日报”的满足中，人们会失去了解不同事物的能力和机会，会在不知不觉间为自己制造一个“信息茧房”。假如整个社会都是如此的话，各个群体便会更加分裂。在社群内交流更加高效的同时，社群之间的沟通反而比信息匮乏的时代更加缺乏。由此，网络上聚集的群体会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群体内同质、群际间异质的特性。这样的一种思想偏狭无疑将带来各种误会和偏见。
三、美国政治极化的发展趋势
美国政治极化趋势短期内很难逆转。由于美国政治极化的根本原因（贫富差距和不平等）仍然保持着上升趋势，导致美国政治极化的制度、社会、技术和文化等直接原因很难短时间得到破解，况且两党之间越来越不愿意妥协的态度与各种矛盾的彼此刺激、互相强化，美国短期内将无法摆脱政治极化的发展态势，除非出现非常重大的或者极端的对美国的风险挑战，使两党都认识到面临的威胁不可回避，必须团结起来保卫美国；或者极化造成的损害达到了对立双方都无法忍受的地步，两党才可能达成新的共识，在政治立场上相互靠拢。
需要强调的是，对于美国政治极化的现象和后果我们不可过度主观解读。对于美国的这种政治极化现象，作为一个自信的负责任大国，我们只需静观其变、冷静分析、沉着应对。毕竟美国的民主制度存在发展了两百多年，且取得了人类历史上的成功，其自身的纠错机制不可小视。作为持续快速发展并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世界性大国，与其期待对手犯错给自己提供发展的机会，远不如完善自身、保持在正确的发展轨道不断前进。
美国政治极化对国际社会特别是中国可能造成重大的负面影响。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国内政治的任何变化都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其对外战略和政策，从而对国际社会产生重大溢出效应。美国政治极化及发展，既导致美国政府决策的低效率和失误，给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重大损害，同时也会给国际社会发展带来不确定性。比如，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退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退出世界卫生组织以及一些多边贸易机制，给全球治理造成巨大破坏。拜登执政后反其道而行之，宣布“美国回来了”，让国际社会无所适从。两党政策交替反复，各类承诺随政府任期的结束烟消云散，美国的信用度、可靠性以及作为高素质国家的声誉遭到破坏。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两党对于中国崛起的认知和政策基本达成共识，认为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都主张以强硬的态度对待中国，区别也只是手段和方法略有不同而已。既然方向一致，那就比谁的态度更加激烈，甚至出现极端化的趋势，国会议员互相指责对方的对华战略软弱，以此来迎合思想日益极端的选民。比如，参众两院多位议员先后推出多项法案，要求调查病毒起源、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以及允许美国民众向中国索赔。甚至罕见地出现了两党议员共同发起提案，如“反华”议员卢比奥与沃诺克一同发起提议，建议通过“2021年敏感个人数据保护法”。
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出台的一系列对华强硬政策，尤其是贸易战和科技战给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导致中美关系的倒退。拜登政府延续了特朗普政府对抗中国的政策方向，明确了把中国作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的定位，并且将对外战略进行了调整，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有两点：一是由“单打独斗”变成了“联合制华”，具体做法就是拉拢其他大国一起对抗中国；二是在贸易战之外又重拾意识形态大棒，大搞价值观外交，在涉疆、涉藏、涉港、涉台等问题上大肆攻击中国，损害中国的国家形象，破坏“一带一路”倡议。对此，我们必须予以高度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