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定性与定量研究对话与互促”研讨会综述【会议综述】

2022年10月29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主办的“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定性与定量研究对话与互促”研讨会以线下和线上相结合的形式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南开大学、外交学院、兰州大学、中山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等机构的20余位中青年学者参加了研讨会。

此次会议设有专题研讨和自由讨论等环节，参会学者围绕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方法优势及不足、国际关系研究的混合方法运用，以及研究方法对国关理论的创新推动等学术前沿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主办方共收到近1600份线上听会申请，最终有300位相关专业的学者和学生受邀线上听会。

世经政所《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主任杨原副研究员在开场发言时提出，当前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国际关系学科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衡量学科发展水平的一个很重要的参考标准是其理论化水平，而学科理论发展又与研究方法的掌握息息相关，本次研讨会的初衷就是深入探讨研究方法对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所起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党委书记、研究员姚枝仲在致辞中肯定了此次研讨会的重要性和及时性，并指出当前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定性与定量方法都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客观事实的总结和描述，还应当包括必要的逻辑演绎和解释。逻辑演绎始于假设，假设又建立在概念的基础之上。如果概念定义不清晰，就很难转化为可测量的变量。他认为，当前的国际关系研究应当重视定量与定性方法的有机结合与相互促进，共同服务于理论创新。

会议第一节由世经政所《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编辑郭枭博士主持。与会学者分别从微观理论创新、学科生态位、无方法研究以及区域国别研究等视角探讨了研究方法与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结合与互促。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尹继武教授从微观理论的进展与创新以及微观研究中定性和定量方法的结合两个方面入手，介绍了微观理论在研究方法上的特点和趋势。他指出，微观理论研究案例较多且具有不可接触性，当前存在使用多元方法的趋势。微观理论研究中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结合有助于精确描述解释对象和被解释对象，有助于提炼理论假说，同时在理论检验过程中能互相弥补各自方法的不足。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罗杭副教授从学科生态位视阈探讨国际关系理论创新。他借助生物学概念，引入了学科“生态位”概念，指出一个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如果为其他学科所大量借鉴，那么该学科生态位高。进而举例说明了在经济学、历史学、管理学等学科中对于数理定量方法的借鉴和使用，由此提出了运用其他学科方法研究国际关系问题的思路。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张发林副教授探讨了无方法情况下如何建立特定分析框架的问题。他强调了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同时指出没有使用具体方法的研究需要寻找和构建分析逻辑，建立特定的分析框架。从方法中提取分析框架可以从套用分析逻辑（如回归逻辑）、发现变量间关系（注重多元关系分析）、采取分析折中主义等几个路径进行。他认为，分析框架的构建能够为没有系统学习研究方法的学生、学者提供可能的研究思路。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查雯副教授分享的主题是“区域国别与定量研究的结合与困境”。她认为区域国别研究者和政治学学者在研究上存在强调地区“特性”还是强调“概括性”、“普适性”的分野。尽管存在诸多障碍，但她认为区域国别研究和政治学研究可以形成有效的互补，例如可以通过提高政治学理论的准确性，帮助发现新的潜在变量并提出新的研究问题。

会议第二节由世经政所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室主任徐进研究员主持。与会学者聚焦于混合研究方法，就混合研究方法的适用、类别以及应用实践展开讨论。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王凯介绍了适用于实证研究不同阶段的方法以及混合方法的两个类别。他认为研究方法可以分为收集实证资料数据的方法和分析资料数据的方法两大类，这些方法可分别用于研究的两个阶段：找到适合的理论或逻辑和用实证方法回答和验证理论。第一阶段，研究者需要特定的方法来收集研究所需的资料数据，在第二阶段，混合使用方法可以有效增强分析的可信度。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刘丰教授讨论了混合方法在联盟研究中的应用。他首先表示同意王凯讲师提到的“不同方法适用于研究不同阶段”的观点，接着提到联盟研究早期的理论构建多是案例研究和形式模型，后来定量方法的介入得以帮助学者对传统命题进行系统检验。但定量方法在知识增量、有效性、数据质量以及方法驱动等方面存在缺陷。他认为当前混合方法可以重点增强数据与事实的结合，平衡理论一般性与经验贴合度，突出因果机制解释。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助理教授苏若林结合国际冲突中的理论创新，探讨了混合方法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她认为在实际研究中，量化研究有助于处理长时间维度的跨国数据，并且能够发挥概率思维的优势，但同时面临关键概念无法测量以及缺乏因果机制探索等问题。她指出，混合方法的使用可以有效弥补单一方法的缺陷，比如定性方法可以帮助挖掘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此外，尽管当前学界对方法的要求越来越高，但理论仍然是研究的核心。

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的陈一一副教授针对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高质量结合分享了他的观点。他结合个人研究实际，指出当前研究存在外语水平障碍、案例代表性不足、样本信息缺乏随机性、有限信息导致实际因果效应扭曲等难题。为解决上述问题采用混合方法时，又存在各方法逻辑不兼容等问题，例如比较案例研究遵循“可重复逻辑”，单个案例研究遵循“代表性逻辑”，量化研究则遵循“基于随机抽样的概率逻辑”。他指出，在同一个研究中，各种方法要有主次之分，研究者主要服从一种主要逻辑，并尽可能选择与主要逻辑相匹配的辅助逻辑。

会议第三节由世经政所外交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肖河副研究员主持。与会学者围绕研究方法与理论论证，分别探讨了QCA分析中理论的意义、研究方法和理论的复杂性、理论论证与统计检验中的误区以及案例研究嵌套统计、模型与实验研究等议题。

世经政所全球治理研究室任琳研究员指出，QCA方法起源于自然科学领域，现在力求结合定性和定量两种方法的长处，成为“综合性策略”。面对追求方法而忽略理论的研究现实，研究人员应该更加注重方法对理论创新的推动。她认为，QCA方法在理论创新上有适用于中层理论创新、分析过程精细化的特点，运用QCA方法，在案例选择、变量选择和赋值、将案例视为条件组态以及以条件组态替代相关关系这些步骤上可能进行理论创新。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温尧指出，经典民主和平论由于过于简约而缺乏说服力，因此学者们通过与案例分析直接对话、细分理论解释维度、类比、升维等路径适当提升理论复杂度以完善该理论。受此启发，他提出，一味追求理论简约性使得定性和定量方法无法有效对话，应该转化问题意识，增加理论复杂性，推动定性和定量的适配。此外模型拟合程度并不等于样本外的预测能力，提升样本外预测能力并发现新的数据分析路径，是当前研究的一个努力方向。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漆海霞副教授指出，国际关系研究在方法层面应避免其他学科出现的一些研究误区：其一是数据驱动问题。在定量研究中，数据显著但假设空虚的文章对理论创新无益，国际关系研究应以研究问题为导向、以理论为驱动；其二是数据本身存在自选择，是带有偏向的数据，要关注数据在生成过程中存在的不同生成机理；其三是过于聚焦于微观层面研究，导致相互矛盾的理论越来越多。国际关系研究应提高理论的归纳程度，被方法支持而不是被方法绑架；其四是模型上的相关性不一定说明逻辑上的因果，国际关系研究应从理论出发生成假设，再与方法上的因果检验向匹配。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黄琪轩教授聚焦于国际政治经济案例研究，对竞争中的研究方法进行了介绍，以学科综述的形式分别以融合统计的案例研究、融合演绎方法的案例研究、融合实验的案例研究探讨了案例研究中嵌入的数字、模型与实验方法。他指出，与其说政治是一个学科，不如说政治是很多领域都会升级到的“高度”，而这决定了研究方法注定是竞争的、共生的、互补的。

会议第四节由世经政所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室副主任李隽旸副研究员主持，与会学者聚焦于案例研究方法，研讨了跨国比较与多边档案、过程追踪、相合性检验与影子案例等研究方法及其有效性。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黄宇兴副教授指出，跨国比较和多边档案这类新方法与传统定性比较方法相比具有明显优势，前者可以统筹多边一手资料，系统利用未刊档案，使过程追踪成为可能。当理论选题的研究对象案例总量有限、涉及时间过程，或是变量涉及主观因素时，该方法有助于发挥新方法的长处，对于发现既有理论局限、提出创新理论逻辑以及检验创新理论效力具有促进作用。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讲师王梓元指出，过程追踪的长处在于能够确凿地检验一个因果机制。为解读现实的趋势性现象或是重大事件，现实证据须同理论相结合，使理论和现实证据相互发展、验证、融合运用。相互发展是指在分析现实的过程中，不能只有一套理论，要有替代性解释，从多个维度看待事实；相互验证是指在有理论推断的情况下，应通过已有证据推断未来证据，加强阅览事实证据的敏感性；融合运用是指分析现实时不是机械运用一个理论，而是通过理论融合，实现在逻辑层面的校准，使理论对各个层面都能发挥解释功能。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比较政治和公共政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周亦奇指出，在验证理论假设的过程中，案例研究常常受到外部和内部效力的质疑。过程追踪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问题。过程追踪侧重于因果机制，要求提出机制性解释，关注的不仅是变量关系，更是变量中间的关系。善用过程追踪，须培养诊断式写作与证据式思维，不断将案例内部的资料转化为证据，还要善于在理论假设中设置“中间路标”，寻找机制作用过程中的节点。

世经政所国家安全研究室助理研究员逄锐之指出，案例研究论文普遍存在总体界定不清晰、测量和概念识别不准确、援引文献不规范以及因果推论不可靠等问题。相合性检验和影子案例方法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克服相关缺陷。其中，相合性检验通过检验案例间和案例内的事实是否符合理论预期来验证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检验时应注意对变量进行测定，保证样本和总体的同一性；影子案例是因果机制的案例间检验，有助于对外部机制的有效性进行检验。

会议第五节由世经政所《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编辑沈陈博士主持，与会学者围绕各自的原创数据集及预测模型，就数据集的构建和假设的验证进行了探讨和交流。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蒙克副教授介绍了他的科研团队开发的基于春秋战国史料的中国东周时期定量历史数据集。该数据集描述了当时诸侯国内部的政治事件和情况，如君主即位的时间和身份、君主去世的时间和原因、君主和国家特质等，以及诸侯国之间的政治事件和情况，如战争情况、开战理由、作战正义等变量。目前，应用这一数据库已验证了三个事实与假设：其一，春秋时期的国家间联盟出现了“兴起—鼎盛—持续—衰落”的发展趋势，冲破了周礼不得结盟的禁令；其二，相较于其他国家，秦国严重的内部统治压力是迫使其国君不断扩张和发动对外战争的重要原因；其三，一个诸侯国的国君集权程度与其国内行政机构的官僚化程度呈倒“U”型关系。他表示，未来该数据集拟纳入考古、天文、地理等客观资料，同时拟对数据库进行整理、翻译、上线、开放和维护，提供以中国问题意识下生产的学术公共产品。

世经政所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室李隽旸副研究员介绍了她与蒙克及其科研团队合作开发的基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古希腊冲突数据集，解释了数据集的变量组成、编码过程以及两个通过验证的假设。这两个假设分别是，其一，修昔底德是诚实的历史家；其二，当一场战役中被攻击的一方获胜，修昔底德更有可能会对这场战争进行理论分析。她表示，未来该数据集会继续纳入其他史家的论述与铭文记载，进一步增强数据可信性。

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特聘副研究员姚炯介绍了他开发的边界冲突中国家动态策略行为数据库（1918-2015），该数据库聚焦于国家行为与领土争端，以ICB数据库、NYT、Keesing以及相关出版文章、书籍作为数据来源，尝试还原事件过程。变量对应各动态策略的定义，分为国家行为整体态势（general pattern）与国家行为，其中国家行为又细分为“施”（inducement）与“应”（response）。该数据库可用于考察动态策略对边界争端的短期和长期影响以及国家选择动态策略的原因等问题。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陈冲副教授从冲突预测研究出发，指出冲突预测模型虽能较好地捕捉危机爆发升级的“许可性条件”（permissive conditions），但很难预测危机或冲突会在何时何地升级爆发，难以捕捉直接“近因”（immediate causes）。其原因在于战略不确定性的影响、避免低效的动机、案例与高质量数据的稀缺等。他指出，未来冲突预测模型会继续发展和改进，然而一些局限是定量方法永远无法突破的，因此需要定量和定性方法的融合。

世经政所《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主任杨原副研究员在总结发言中指出，各位与会学者深入探讨了定性与定量研究的许多前沿和具体问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进步。与会学者在方法与理论密不可分，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应相互借鉴、有机融合等方面存在高度共识。《世界经济与政治》将进一步强化“优中选优、宁缺毋滥”的选稿原则，倡导严谨扎实、精益求精的科研精神，与国际关系学者一道共同推动中国国际关系学科进步。

（供稿：郑诗琪、杨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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