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有80万流动儿童，他们能否在这里接受良好的教育，决定了上海对外地年轻人口的吸引力，也决定了上海在本地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去情形下能否可持续发展。因此，加大财政对基础教育的投入是当务之急。
1. 截至2018年，中国老龄人口达到11.9%，其中，作为一线大城市的上海，80岁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口占户籍人口的比重就高达16.2%，60岁以上人口占户籍人口的34.4%，日益严重的老龄化，已经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严峻挑战。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显示，大学教育水平的劳动力人口生产效率是中学学历劳动者的3倍、小学学历劳动者的6倍，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决定了当地的经济生产效率。3. 年轻劳动力向城市迁移能够有效提高经济整体生产效率，减缓大城市由于高老龄化率带来的消费不足，有效刺激当地的市场消费。4. 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是年轻劳动力进城的核心阻碍之一。大城市的公立教育体系接纳流动儿童短期能吸引更多年轻劳动力流入，长期能提高儿童教育质量，并由此提升未来劳动力的经济生产效率。
1. 中国人口总体结构：老龄化率逐步上升，劳动人口比例逐渐减少2001年，中国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占比第一次突破7%，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后人口老龄化率逐年上升，截至2018年，中国老龄人口占比达到11.9%，从人口统计数据来看，未来30年人口老龄化率还会持续上升，预测到2050年，中国老龄化率将高达到24.75%，面临严重的老龄化问题。老龄化带来最直接的后果之一就是劳动人口比例降低，劳动力成本上升。从1990年以来，中国劳动人口占比总体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2011年，中国15-64岁的劳动力人口占比达到74.4%的峰值，随后开始下降。2018年中国劳动人口占比为71.2%，预计2050年时劳动人口的占比将下降至60%的水平。在总体老龄化率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大城市面临的老龄化问题更加严重。2017年全国大城市的老龄化率达到12.68%，高于全国老龄化率水平（10.8%）。与此同时，大城市的青少年占比仅有10.72%，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6.78%）。老龄人口过多和青少年人口过少严重影响大城市的消费活力和长期经济发展潜力。3. 大城市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接近于发达国家，显著高于乡村地区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年轻劳动力整体受教育水平较低，本科及以上学历占人口的占比仅有6.49%，远低于美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本科率水平。不仅如此，中国高中及以上文化水平人口比例仅有31.43%，也远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平均水平。不过，中国的大城市教育水平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数据显示：中国大城市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为27.44%，与国际发达国家与地区平均水平接近。中国大城市高中以上学历的人口占比61.15%，与中国香港的水平接近，略低低于美国和新加坡。但是，中国乡村地区的教育水平与大城市差距甚远。高考统计数据显示：大城市一本上线人数占高考报名人数达到32.44%，一本上线人数占18岁人口比重也高达25.07%，而乡村地区一本上线人数占高考报名人数的比例仅有7.42%，一本上线人数占18岁人口的比例则更低，只有2.62%。二、提高劳动力人口的教育水平能显著提升经济生产效率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者生产效率是中学学历劳动者的3倍，是小学学历劳动者的6倍。教育对生产效率的提升还体现在平均受教育年限上。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数据库统计，平均教育年限增长对人均GDP有显著的提升，人均GDP高于50000美元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平均教育年限都在10年以上，而平均教育年限低于8年的国家和地区人均GDP都没有超过15000美元。
本科率与人均GDP有着比较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人均GDP较高的国家本科率都在12%以上。而本科率较低的国家，除了少数依靠石油资源的中东国家，人均GDP的水平都相对较低。相比之下，高中率与人均GDP的正向关系则不那么显著，可见，仅仅提高中学入学率很难直接提升国家的人均GDP。三、人口向城市迁移过程，有助于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
数据显示，大城市中劳动力的生产效率远高于中小城市及边远城市。一二线城市的人均GDP水平均在10万元以上，中大型城市人均GDP水平也在8万元之上，远高于小城市和边远城市的水平。劳动力从乡村和城镇迁移到中大型城市，有助于劳动生产率水平的大幅提升。而这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背后，是大城市教育质量要远胜于中小城市和乡村地区的教育水平。因此，城市化依然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而未来的城市化重点是常住人口教育和其他社保福利的城市化，尤其是流动儿童基础教育的城市化。四、人口向城市迁移过程，有助于城市消费活力的大幅提高人口不仅是生产力，而且也是消费力。不同年龄段的人口消费能力也有很大的差距。年轻的消费者消费能力显著高于老年人。一线城市30岁到40岁年龄段的人口年均消费额高达6.5万元，其中北京、上海分别为8.35万元和6.76万元而上述两个城市50-60岁人口的消费只有他们的一半左右。因此，年轻的劳动力人口像大城市迁徙的过程，会有效刺激大城市的消费，提升大城市的活力和生机。
同时，数据统计还显示：一线城市人均消费额高达4.14万，而中小城镇和边远山区的人均年消费额仅有1.62万和0.9万元。年轻的劳动力人口从边远山区和中小城镇迁移到中大型城市，不仅能提升生产效率，还能有效带动消费的增长，增加中大城市的市场需求和经济活力。五、向流动儿童开放公立教育体系可以吸引年轻劳动力迁入城市1. 流动儿童教育问题已成为年轻劳动力迁入并留住大中城市的重要障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8年，全国共有2.41亿流动人口，流动儿童的总数高达2335万人。年轻劳动力的主要流向是经济发达的一线城市、省会城市以及计划单列市，而这些城市的公立教育体系通常绑定当地户籍，使得跟随父母进城的非户籍儿童即“流动儿童”在接受基础教育方面面临障碍。因此，无论从提高未来劳动力人口的教育素质考虑，还是从未来公民的心理健康角度考虑，让跟随父母进城的“流动儿童”在城市接受高质量教育已经是迫在眉睫的问题。2011年-2017年，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小学教职工数量的同比增速始终低于2%，接近于与全国平均水平，从教育投入的效率和发展潜力来看，一线城市应该大量吸引、培养师资，增加教育投入，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口流入，培养未来的高质量劳动力。2. 目前一线城市的财政收入资源有能力满足“流动儿童进城上学”的需求解决流动儿童在大城市入学问题需要地方政府追加财政教育经费。以上海市为例，人口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上海市户籍儿童人口总数为135万，流动儿童大约有80.85万。如果按照每年吸收30%和50%的比例，将现有的80万流动儿童纳入公立教育体系，分别需要增加年度教育经费投入62.88亿元（每年解决24.26万流动儿童的基础教育）和104.8亿元（每年解决40万流动儿童的基础教育）。2018年，上海市公共财政收入高达7108亿元，增加63亿教育经费投入，解决30%的流动儿童上学问题只占其比重大约为0.88%，即便增加104亿基础教育投入，也只占其财政收入的1.46%，由此可见，增加教育经费支出，解决“流动儿童”的基础教育问题，在财政上是可行的。而且，增加基础教育的财政支出还能创造1.8万至3万个增量的基础教育教师岗位，吸引全国优秀的年轻大学生来沪就业，为城市注入新鲜的血液。通过增加基础教育投入吸引年轻人口流入，对于日渐衰老的上海，是一种根本性的救赎。
中国有2300万流动儿童，他们是否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决定了中国未来的劳动力人口质量，决定了中国在国际产业链上的竞争地位。所以，加大政府财政对基础教育的投入是长久之计、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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