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兴衰流迁史 你是匈奴后裔么 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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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史是世界史上的一个主题，同时也是中国史上的一个主题。

本书叙述自然只叙述中国史上的匈奴。匈奴人的起源虽众说纷纭。但《汉书·地理志》记：“稒阳北出石门障得光禄城。又西北得支就城。又西北得头曼城。”稒阳在今包头市北部略偏东，自此而西北得头曼城，则头曼城在今内蒙古五原县东北的阴山山脉之内。因此我们说匈奴部落联盟盟主头曼最初即活动于阴山之内固无不可。匈奴建国之时，单于的牙帐虽设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中部阿尔浑河右岸，古之所谓“龙庭”，但其国疆域，东至辽东平原的西部，北至贝加尔湖，西至西域的天山南北各地，南至长城地带，大部分是属于中国今日的领土。不仅如此，从远古的部族往来、文化交流和商品交换来说，匈奴和华夏的关系最为悠久，最为频繁。晚近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考古学家在贝加尔湖附近和蒙古草原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和鬲器便可充分证明此点。而且自西周以来，跟匈奴关系密切的北狄部落集团在黄河流域建立了许多部落联盟和小国；匈奴分裂以后，它们的统治阶级率领草原的各族牧民南下降汉，在五胡十六国时建立了前赵、夏国和北凉三个临时政权的国家。

因为上述各种缘故，所以我们应当把匈奴作为中国古代的少数部族之一在中国民族史上大书特书，详细阐述它们盛衰兴亡以及各族相互融合的历史。

匈奴在中国史上的重要，一方面是由于它同汉族以及其他少数部族发生过政治、经济、文化各种密切的关系，又一方面是由于它和跟它同时迁入中原的各族在不同时期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俱融合于汉族和其他少数部族之中。过去我国的史家过分强调匈奴和汉族之间的战争和分裂，强调匈奴统治阶级的侵扰和掠夺，忽视匈奴人民的辛苦劳动，忽视匈奴与汉族人民之间的团结互助，更忽视匈奴以及与匈奴有关各族同汉族人民在一道所进行的反压迫、反剥削的联合斗争和起义运动。现在看来，这种态度是有偏见的，是反历史主义的。

一个正确的历史主义者应当按照当时、当地匈奴和汉族之间的真实关系叙述并阐明它们之间的历史。当匈、汉划疆为界、各自为政之时，它们之间有过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也有过和亲与睦邻的关系。有的同志认为古代匈奴和汉朝同在今天新中国的版图之上，其间当无侵略与被侵略之可言。这种论断是超时代的想法，不合于当时的历史实际的。匈、汉人民之间，匈奴牧民被匈奴单于所胁迫，汉族农民被汉朝皇帝所愚弄，曾经进行过多年的民族战争，这都是事实，我们不能否认。其中有些战争，正义是属于汉朝的；有些战争，正义是属于匈奴的；又有些战争，无所谓正义和非正义，只可称之为民族大混战。因之，对各时期的各个战役要加以具体的分析。

匈、汉之间的战争，一般言之，是由于国家政权的矛盾，由于汉朝封建主和匈奴奴隶主两者利益冲突的反映。匈奴奴隶主要掠夺人口，掠夺黄金、缯、絮、米、蘖；汉朝封建主要扩充土地，抢劫战马，要禁止关市与胡人贸易，要使匈奴王朝屈服于汉封建王朝之下，这些都是匈、汉战争的根源。至于匈、汉人民，即匈奴的牧民和汉朝的农民，他们各以自己辛勤的劳动从事于畜牧业和农业的生产，除了阶级斗争之外，只需要和平，不需要与邻国邻族进行战争。‍在两国牧民和农民之间，为了增加生产资料和调节生活资料，他们可以进行关市贸易；为了获得粮食，匈奴需要入塞垦田，等等，所有这些和平往来、团结互助、公平交易等都是两国人民之间主要的关系。这些关系是由两国劳动人民的阶级本质决定的。只有当敌国统治阶级掠夺他们的人口、土地、牲畜和财富的时候，只有当敌国统治阶级禁止他们关市交易、往来垦田以及危害他们的生命和财产的时候，两国人民始愿意参加民族战争。总之，当我们处理两国分立之时的民族关系时，既要顾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更要顾到各阶级之间的关系，这样才合于正确的历史主义。

自从匈奴南下降汉，成为国内的少数部族之一以后，此时国家的界线消失了，他们和汉族统治者的关系是臣民对统治者的关系，和汉族人民的关系是兄弟部族的关系。此时只有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而无国家关系。在东汉、魏、晋时期，汉族统治阶级对匈奴以及其他少数部族用“以夷制夷”的办法，实行分化离间政策，并且剥削奴役匈奴人民，使一部分贵族沦为“士家”，使牧民变为农奴和佃客，还有一部分沦为奴隶，结果遂引起了于扶罗单于的叛变、右贤王刘猛的出塞、刘渊所领导的复国运动以及汉人汲桑和羯胡石勒共同发动的苑马牧人起义，等等。所有这些事件都包含着阶级关系和部族关系，我们应当有区别地给以分析和讨论，而不能千篇一律地简单地归结为都是起义运动，或者都是非正义的战争。

在五胡十六国时期，匈奴和国内其他的少数部族的上层贵族取得了政权，在不同地区建立了临时政权的国家。他们也跟汉族的统治者一样，对于汉族以及其他部族进行奴役和剥削，结果也引起了多次的汉族农民起义，有冉闵领导的石赵宫廷暴动和随之而起的胡、汉大屠杀，还有以“东宫高力”为主体的胡、汉各族人民的联合大起义。所有这些事件也都包括着阶级关系和部族关系。有的以阶级关系为主，部族关系只是作为一种因素蕴藏于各种事变之中，例如汉族农民的起义便属于此类。有时以部族关系为主，阶级仇恨则借助于部族关系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冉闵所领导的宫廷暴动便属于此类。遇到这些事件时，我们应当分别地给以具体的分析，不能简单地说都是起义或者都是无原则的叛乱。

各部族、部落的融合以及诸部族、部落的汉化在中国封建时代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关于部族融合和汉化的规律，我们知道的很少，正在开始研究。在匈奴史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苗头，即部落、部族、民族都是历史上特定时期的产物，而且是不断变化的。一切部族，从它的祖源看，单独由一元的祖宗部落演化而来的似乎没有或者很少，绝大多数是由多元的祖源不同的部落合并在一起而后形成的。部族一经形成以后，在许多不同条件下又分裂为许多部族。这些部族，有的跟原来的部族名称相同，有的则跟原来的部族名称迥异，常使后世的人们有所滋惑，因而必须下一番正本清源的考证工夫，对于它们的祖源始能交代清楚。

此外，在更多情况下，是分裂以后的部族、部落跟祖源不同的其他部族、部落相互融合，形成许多新的部族或部落集团。这种现象，我们在匈奴史和鲜卑史上经常看到，不足为异。例如当匈奴国分裂、北匈奴西迁、南匈奴降汉以后，匈奴一个部族便分化为许多部族。残留在草原的匈奴余众，当东部鲜卑盛时，他们有十多万落到辽东与鲜卑杂居，自称为鲜卑。还有一部分匈奴与从草原东北角南下的鲜卑融合，形成拓跋鲜卑和秃发鲜卑。这都是属于鲜卑史上部族融合问题，在此不谈。在草原南部的匈奴，即所谓南匈奴，有的与鲜卑融合，成为铁弗(伐)匈奴，在十六国时建立夏国；有的与河西走廊的小月氏联合或者一部分同化，成为卢水胡或“卢水诸胡”，在十六国时建立北凉；有的迁往东北的紫蒙川(今辽宁朝阳县西北）一带，与当地的鲜卑融合，成为宇文鲜卑，此族在北魏时又与拓跋鲜卑融合，到北朝末年宇文泰建立北周。又在汉时移置于河西、上郡的匈奴，既与以前从西域迁到这里的龟兹人融合，又与后来从并州北部迁到这里的铁弗(伐)匈奴融合，成为稽胡。此族在北朝史和隋唐史上经常看到他们的活动和起义，应是最后一个与匈奴关系最为密切的部族。从上所述大致可以看到匈奴与它族融合的复杂情况。

匈奴和汉人的融合出现最早，而且更为广泛。有的匈奴如两汉时的匈奴降人，其中包括匈奴的王侯、将相、臣民以及奴婢，一开始迁入中原各地如长安、颍川郡和缘边各郡，很快就直接同化于汉族之内了。有的如上所述，他们先与鲜卑、小月氏、西域胡融合，成为铁弗(伐)、卢水胡、稽胡诸族，然后再与汉人融合在一起，成为汉族成分中各种不同的姓氏了。匈奴和卢水胡的名称消失于北魏的中叶，鲜卑和稽胡则在唐代中叶以后始不见于史乘。总之，移入中原和边郡的匈奴及其有关各族无论直接或间接的都同化于汉族了，作为汉族百家姓中的若干姓氏在各地生活着。其中有些姓氏是比较易于省识的，如呼延氏等。但绝大部分的古代匈奴大姓，如刘氏、乔氏、卜氏、金氏、曹氏等，都和汉族的同样姓氏无所区别。这种情况不只现代如此，就在一千多年以前早已如此。例如唐代诗人刘禹锡，在他的文集自传里称为北周刘亮之七世孙。《周书·刘亮传》谓“亮中山人，父持真，魏领民酋长”。从官衔和地望看，似为匈奴独孤部之刘。但北魏末年做领民酋长的，胡化的汉人亦未始不可，所以诗人刘禹锡的祖先究系出刘库仁之刘、刘渊之刘，抑或刘邦之刘，一时还难骤下定论。千载而上已经如此，近代现代更不必论。

匈奴、鲜卑等族最后都融合于汉族者，原因很多，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从匈奴等族的汉化倾向言之，大致有以下四个前提：第一，是匈奴等族的内徙与汉族错居杂居，相互往来，首先为诸族间的共同生活打下基础。第二，是游牧部落安土定居。原来的部落组织逐渐解体，代之而起的是汉人的郡县制度。牧民由不定居的游牧经济，先变为定居的农牧经济，最后又变为农业经济。第三，匈奴、鲜卑诸族虽属于同一大的语系(阿尔泰语系)，但部族语言究不相同。他们到达内地以后，无论被汉族皇室统治，或者统治汉族人民，其接触最广泛的，不是其他部族，而是浩如烟海的汉人。所以各部族徙入内地之初，在短时间内还保留着各部族语言，时间一长困难丛生，到了最后各族不得不以汉族语言作为他们的共同语言。第四，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互助，自愿融合，是各族汉化的主要前提。《太平寰宇记》引《隋图经杂记》一段记载，陕西旧丹州宜川县(今宜川县)西北有一条库碢川。此川以北住的是稽胡，以南住的是汉人。胡、汉人民同居一川，共结香火，相互团结。稽胡语称香火为“库碢”，故以此名川。这段故事正可说明稽胡和汉人为什么能融合而为一族的缘故。

此外，对于匈奴的人种、语言、文化和社会制度都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我想这对于西方汉学家过去所提出的谬论，是有意义的。匈奴立国之时的所有制是奴隶制，这种野蛮的所有制决定了它的统治阶级对内部人民的压迫和奴役，对外部各国各族进行的侵略战争。近代西方的许多学者说，匈奴的掠夺战争是由于他们是一种野蛮的人种，或者说是由于游牧的生活，这都是不合于历史事实的。

本文摘自图书《马长寿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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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长寿（1907—1971）：字松龄，山西昔阳人。我国著名的民族学家、历史学家。其在我国多所知名大学任教并多次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考察，撰写和发表了一批民族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代表作：《北狄与匈奴》等。

编者周伟洲：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民族文学会副会长等职。代表作：《吐谷浑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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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奇

责任编辑/王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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