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苏联人 影响了整整一批中国当代作家 丨《白色的虹》

 译者序(节选) 

康斯坦丁·帕乌斯托夫斯基（1892—1968），苏联时代著名的小说家和散文大师。

他生于乌克兰，在基辅度过了中学时代。与中学时代的同窗好友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一样，在基辅国立第一中学读书的时候，他就喜欢上了文学。放学回家的路上，与布尔加科夫一道在栗子树下的旧书摊上如饥似渴地看小说，是他当年最惬意的事情。1912 年处女作发表之后，帕乌斯托夫斯基开始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喜爱浪漫的帕乌斯托夫斯基坚信生活中处处隐藏着诗意，由此，他开始了浪迹天涯的生活，体验过各种职业：搬运工、电车司机、捕鱼队队员、锅炉工、钳工……广泛的生活积淀不仅丰富了他的生活阅历，更滋养了他的文学创作。

从20 世纪30 年代开始，随着他反映苏联“一·五计划”主题的中篇小说《科尔希达》和《卡拉– 布迦兹海湾》的出版，他的文学创作开始进入成熟阶段，获得了读者和文学界的好评。在此后的近三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帕乌斯托夫斯基始终以其独特的艺术追求，创作出一篇又一篇脍炙人口的中短篇小说和抒情散文，如《雪》《细雨蒙蒙的早晨》《白色的虹》《电报》《破旧的小船》《老厨师》《一篮云杉果》《碎糖块》《面向秋野》《森林的故事》等等，逐渐成为苏联读者和文学界人士眼中德高望重的作家。

中国读者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接触了康斯坦丁·帕乌斯托夫斯基的作品。他的许多中短篇小说已经陆续被译成了中文，其中，题材和体裁均很独特的散文著作《金蔷薇》自1956 年首次译成中文后，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读者，同时，这本以一篇篇清新隽永的抒情散文组成的关于艺术创作之奥秘的散文集也成为许多当代中国作家心爱的伴枕书，在创作上启发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作家。

帕乌斯托夫斯基成为中国读者所熟悉和喜爱的作家，是处于整个俄苏文学全面影响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背景之下的。他是随着一大批苏联作家的名字一道进入中国读者和作家的视野的。但是，他对中国读者和作家产生影响的途径和性质却又与其他的苏联作家有着很大的不同。

在20 世纪50年代，许多苏联作家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声名显赫。然而，平心而论，并非所有这样的作家，哪怕是那些在当时红得发紫的苏联作家，能够真正地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深刻的影响。

米哈伊尔·肖洛霍夫可算是一位对当代中国作家影响颇大的苏联作家，帕乌斯托夫斯基无疑也属于这类为数并不很多的作家之列，但他的影响有其独特的性质。

肖洛霍夫虽然当时在中国声名显赫，然而有趣的是：中国读者真正喜欢读的是他的长篇史诗《静静的顿河》，但真正对当代中国作家产生影响的却是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这倒不难理解：在20 世纪50 年代，中国人同样面临着农业集体化的历史任务，中国农民也同样需要经历30 年代苏联农民所经历过的精神上的考验。这种历史—政治上的相似性使得中国作家必须关注肖洛霍夫，尤其是那批所谓“农村题材作家”，比如周立波、丁玲、赵树理、梁斌、柳青等。《被开垦的处女地》为中国作家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创作模式，于是，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山乡巨变》，还是柳青的《创业史》、赵树理的《三里湾》，这些作品虽然各有其艺术特色，但都程度不同地有着模仿《被开垦的处女地》的痕迹。

那么帕乌斯托夫斯基呢？他的情况与此完全不同。

他也对许多中国当代作家，尤其是一批抒情性很强的小说家、散文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这一影响纯粹是文学上的影响，很少有社会政治方面的因素。换言之，中国当代的散文家们之所以喜欢帕乌斯托夫斯基，并不是因为他们也面临着当年帕乌斯托夫斯基曾面临的社会、历史问题；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生活和创作环境与当年帕乌斯托夫斯基所处的环境极为相似；并不是因为他们所思考的问题也是当年困扰帕乌斯托夫斯基的那些问题。

帕乌斯托夫斯基纯粹是靠自己独特的抒情风格吸引了众多的当代中国作家。整整一批中国当代作家汲取了帕乌斯托夫斯基的创作经验和思想，借鉴了他洞见世界的艺术，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中风格独特的一个抒情流派。这些作家也同帕乌斯托夫斯基一样，并不去关注重大的社会历史事件，并不去描写生活中的巨大波澜，而是倾心于生活的微澜和涟漪，从这些细微之处发掘生活所隐藏的美和诗意。可以说，正是对生活的这种抒情的态度、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掘美和诗意，使得这批深受帕乌斯托夫斯基影响的中国当代作家获得了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