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用失业率判断预测经济衰退是一个更及时的指标

本文源自蔡昉与12月22日2020网易经济学家年会的发言实录

演讲主题《依据就业指标判断宏观经济周期》

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蔡昉：大家下午好！

大家刚才听到的是院士们的硬科学，叶檀女士给大家讲的是更贴近民生、贴近大家理财的。由于我职业的原因，我还是讨论经济学问题，讨论政策建议。

为什么选了《依据就业指标判断宏观经济周期》，网易组织者让我主要谈就业问题。第二，最近人们在讨论一个热门的事，如何判断宏观经济形势。有的人认为，现在经济增速下行是新常态的一部分，本来就是意料之中的，因此，不主张用过度的刺激的办法，认为这个速度还是符合潜在增长能力的。还有一类认为速度是在下降，潜在增长率的计算并没有多少依据，认为可能一定的刺激是需要的。我想这两者之间是有冲突，大家争的是宏观经济的长期趋势和短期的判断。我们讲宏观经济学的时候，是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通常认识的宏观经济，实际上叫做周期理论。还有一类是长期增长理论。这两部分都是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是大多数情况下，人们讨论宏观经济的时候，讨论的是周期现象，并不管长期的问题。也在某种程度上说，绝大多数大家认识的、知道的宏观经济学家，他并不太关心长期经济增长，他讨论的是周期现象，是短期的波动。

我想潜在增长率和经济波动在这个地方就遇到了一个冲突，首先应该认识到，第一潜在增长率是一个既定的增长速度，相对稳定，并不是在一天、一个月、一个季度、甚至一两年的时间内变动的，它是一个大致的趋势。它是根据生产要素的供给和生产力来决定，在一定时间内这些要素的配置能力是固定的。相对是稳定的，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它几乎就是不变，对欧洲人来说，对美国人来说，不用做模型估算潜在增长率，就把过去10年、20年的增长速度变成平均值就是它的潜在增长率。所以也叫做趋势增长率。对中国来说有所不一样了，因为我们经历了发展阶段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从低收入国家到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再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今年预计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很快会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因此，我们经历了发展阶段的变化，变化非常快。

除此之外，我反复讲，我们还经历了经济增长源泉的巨大的变化，在2010年之前，我们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的是人口红利，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的快，非劳动年龄人口不增长，也就意味着抚养比是在不断下降的，劳动力供给冲突、人力资本改善的快，资本回报率并不下降，投资回报率高，劳动力的重新配置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所有这些都带来高速经济增长，2010年之前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我们估算结果大概10%。这之后就变化了，我之后会说。

但是即使我们是10%的潜在增长率，现实的增长速度是变化的，每年都在变化。因为，潜在增长率是供给方，是你的能力，是你的体能，你的运动能力。但是，实际增长率是你每一次发挥的程度还会受到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在经济学上是受到了需求侧的影响。因此两者是有变化的，就是说潜在增长率是一回事，实际增长确实是另一回事。所以你不能用潜在增长率来判断有还是没有周期，但是，有周期你也不能否定潜在增长率可能是长期趋于下降的。因此，我们遇到的是比较棘手的问题。

判断很难，因为在高速经济增长时期，刚才说了，潜在增长率就是那么高，在一段时间内，我们潜在增长能力也是固定的，我们认为接近于10%，因此每一次遇到需求侧冲击的时候，有周期问题了，我们都要保一保，我们过去说“保8”是比较保守的，我们没保10，我们保8，出发点通过宏观经济政策让实际增长能力回到潜在增长率，实际上我们每一次都做到了这一点。在当时我们确认知道，大体上我们就应该是这个增长速度，因为我们处在经济赶超的阶段，而且有人口红利，我们通常判断宏观经济形势好还是不好，就是用增长速度就够了，所以我们说不到8，我们要保8，这就是我们从判断到基于宏观经济反周期的干预的整个的决策过程。

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宏观经济目标中，有4大目标，除了增长速度还有就业、物价稳定、收支平衡。这些因素在操作层真正管用对我们来说就是增长速度，长期以来就看速度。对其他的国家，其他的央行来看，很多国家通行了通货膨胀目标制，通货膨胀目标制我就盯住通货膨胀这个目标，我设一个确定的水平，低于这个水平认为经济有通缩的可能性，就要有一定的刺激，要减息，高于这个我担心有通货膨胀预期，所以，我要收紧一下货币的龙头。即使不宣布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往往也是盯着通货膨胀目标。

在各国的宏观经济调控目标中，包括国外的央行的指标中，都有就业，但是，究竟就业如何作为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没有破题，我们尤其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怎么确定。但是我们过去靠经济增长速度来做判断，现在遇到了一个问题，因为人口红利消失了，但是从这张图看，其实潜在增长率是趋于下降的。过去我们也做过估算，从2010年之后，在“十二五”期间潜在增长能力降到7.6%，“十三五”我们的估算差不多是6.2%，实际增长速度也是围绕着潜在增长率是在下降的，说明两者是相符的。但是问题在于估算潜在增长率的方法是不一样的，估算的人和另一个团队他们估算结果可能不尽一致，有的还有用从需求侧估算潜在增长率的，还有的人干脆不相信潜在增长率这样的东西。人们就说你的长期趋势是下降，但是下降中也可能有周期波动，我还怎么看呢？今年比去年的增长速度低，我到底是认为它是周期因素还是潜在增长率的因素呢？我们确实很难进行回答。因此，我们把这个矛盾转向过去用经济增长速度判断宏观经济形势的方法不奏效了，今年会实现6.2%的速度的话，按照过去“保8”的标准，头2年已经就不行了。因此换一种办法，有的人认为应该看通货膨胀目标，通货膨胀目标问题在于说这个目标我们也没有确定的把握什么样的通货膨胀水平应该是基准水平，低于这个水平就是通缩，高于这个就有通货膨胀的预期压力，我们就要干预。

为什么说中央银行家永恒的话题，大家看背景，这是美国的一个城市，JACKSONHOLE每年在这儿召开中央银行家的会，几乎永远会讨论类似的问题，通货膨胀目标制应不应该有，2%，很多国家设为自己目标的水平，合理不合理？合理不合理呢？各有各的说法，但是怎么来的呢，其实看一个文献就可以知道，很多年前新西兰一个非常小的经济体它经历过恶性的通货膨胀，后来，采取了一些极端的措施，终于遏制住了，当时他们把自己的手段叫做通货膨胀目标制，我认为是可能有它的特定的国情的因素，也有可能在相当程度上是随意确定了一个2%的通货膨胀目标。最近还有人采访当年直接提出这个政策建议的人，他也说，这2%其实是带有一定随意性的。结果对于一个小经济体多年以前，带有随意性的目标，现在变成了美国、日本至少都是这个目标。我觉得它帮不了我们太多的忙。所以我觉得这个通货膨胀目标也不好作为一个判断的标准。所以我提出不如回过头来观察劳动力市场。

劳动力市场，首先我们具备了这个条件，如果说若干年前，用劳动力市场来判断宏观经济形势，首先提出的是我们没有指标，看什么？我们有登记失业率，第一是它非常不敏感，涵盖的对象主要是城镇居民，农民工都没有放在内，农民工就业好了，还是就业状况不好，其实不能反映在这个指标中。所以没有波动很难看到它和宏观经济周期的关系。事实上我们也能看到，在2000年前后，有宏观经济低迷时期的时候，事实上的失业率很高的时候，登记失业率并不高。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不具备这个条件，但是近些年，我们已经开始公布了叫做《城镇调查失业率》，调查失业率的指标就比较可靠一些。首先是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的规范统一的定义，是可以进行国际比较的，当我们说中国的调查失业率是多少的时候和其他国家的失业率大体上是可比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它是依据了住户的调查，而且我们一个月就能够提供一次，因此它具有及时反映就业状况的性质。

我们具备了这个条件来看，光这么说还不行，还要说还具备关于劳动力市场指标与宏观经济关系的一些基本的规则。一个特点是当我们说失业率水平的时候，中间是包含了三个组成部分。最多的失业率水平是5%，这5%里通常包括第一是结构性的失业状况，这个失业是说当我离开了前面的岗位，想找一个新工作的时候，我发现新的工作是有的，老板也急于要找到一个人，我也想去，但是发现我的技能不适应这个工作，我要进行培训，改善我的技能，适合这个岗位。在这个过程中，我处在结构性失业状态，这种失业永远是存在的，如同说我原来是当报社记者，我离开这个岗位了，我想到大学当老师去，不是新闻系，是哲学系，我得先准备准备才能当上。如果你做的是长期的准备，你去读哲学博士，那么，你不算失业，你是退出了劳动力市场，失业统计中不统计。如果你是我先自学着，我一边找工作，一边向各个哲学系申请岗位，一边在家自学，这个过程中，你符合找工作的定义，你处在结构性失业状态。还有一类失业你丢掉了前一个工作，或者说你离开了前一个工作，第二个工作你没看到，但是事实上有一个老板在找你这样的人，你的劳动技能也和他匹配，但是你们两个没有见面，因为劳动力市场有摩擦，所以在这个期间，你处于摩擦性失业状态。可见这种状况也是永远存在的。因此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加起来是任何情况下都会出现的失业状态，和经济波动没有关系。所以，我们把这部分失业叫做自然失业。自然失业的水平其实就是充分就业水平。一个国家说这个国家的经济是充分就业的，并不是指没有失业率，并不是失业率为零，如果这个失业率是自然失业就是充分就业，不是充分就业是经济波动，经济波动还在自然失业率的基础上再加上周期性失业。有周期性失业的情况，经济就不处在充分就业状态了。在这个时候，也就意味着宏观经济是处在经济周期的下行期，生产能力没有得到充分应用，不看别的，资本得到充分利用、土地得到充分利用有没有，先不看，就看人有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因为生产要素都是成为一个组合来进行生产的。所以，人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就意味着失业率的提高，有周期性的因素，因此宏观经济就处在下行的状态。

我想这个判断是一目了然的，我们有失业率指标可以作出相应的判断。相应的就是按照稳就业的目标来进行逆周期的调节，其实还有一些额外的好处。第一，如果判断错的时候，急急忙忙出台了刺激政策，假设我判断没有特别准确的话，大规模的投资会带来比较糟糕的结果，产能过剩、负债提高，甚至通货膨胀。但是，我也是确实可能判断错误，但是我着眼于稳就业，毕竟还是有好处的。这些措施可以改善民生，不会造成很高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在新常态下，无论做任何的宏观政策的手段实施的时候，都不能回到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上去，也不能回到传统的行政手段上去。那么这个时候，着眼于民生就可以避免那些着眼于投资刺激的政策措施。这是为什么要用劳动力市场来判断宏观经济。

同时，当我提出应该用劳动力市场，特别是失业率来判断宏观经济形势，决定宏观经济政策的出台时间，出台力度和方向。当这个时候，有人会提出，失业率和劳动力市场的很多指标叫做滞后指标。经济指标里有一些叫做先行指标，会走在周期的前面，还有同步指标和周期是同步的，还有叫做滞后指标，有人说失业率是滞后指标，我觉得没有什么依据，我也是查了查，的确有人说特别是国外说失业率是宏观经济的滞后性指标。有两个原因，第一当人们说先行、同步、滞后的时候，通常不是宏观经济决策者的判断出发点，而是市场人士做的判断，他们是和自己的投资行为相关的，和宏观经济判断并不是直接相关的。第二，由于美国人常说这个，实际上是对市场的一种描述，因此，美国从90年代初以后，在90年代初之前经济都是和失业率相关的，宏观经济好，失业率就下降，宏观经济低迷失业率就提升。但是，只有到了90年代初期以后，到今天为止，美国遇到了一个叫无就业复苏，宏观经济恢复了以后，通常失业率降不下来。这是它的特有现象，人们描述这个现象相应就把失业率当成了滞后的指标，事实上不是这么一个指标。

最近，人们在讨论一个有意思的新的经济学规律，有一位过去在美联储工作，现在指导一个智库，一个叫萨姆的女经济学家，得出一个萨姆规则，她提供的数据，这是失业率的变化，如果失业率每次在它的低点上，零的点上是指没有变化，是指不变化的最低点，大体上一年之中经历过提高了0.5个百分点失业率的时候，是红线表示的那个，随后必然是大幅度的提高，接着就会提高。你不要看提高到最高点它滞后了，看它提高了0.5个百分点，它足以预测后来失业率是会继续提高的，就意味着衰退是已经来临。因此，从这个判断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就预测出来衰退来临，而且随后确实会进入衰退。

她为什么要做这件工作呢？因为她发现，每一次衰退来的时候，宏观经济学家都要花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才能决定衰退是不是来了。比如说2007年12月开始衰退已经到了，这是我们现在知道的，那么到了2008年12月相关的有一个委员会，叫衰退时间确定委员会，我来决定衰退是不是出现了，他们要做一年的工作，最后依据所有的各种宏观经济指标，最后才判断出来整整滞后了一年。但是从萨姆规则来看，很短时间内就可以预测到。失业率实际上是一个更及时的指标，而不是滞后指标。

同时，用失业率来判断宏观经济形势，最后我们出台相应的逆周期调节政策，还带有除了未雨绸缪的好处之外，还有直达目标。我们为什么要关注宏观经济，为什么要进行逆周期调节是因为人们可能会说，因为我们不想要通胀，因为不想要失业，因为不想让生产能力利用不足，诸如此类，但是其实最根本的是因为我们不想让民生受到伤害。直奔就业问题，用就业做指标来判断，直接解决就业问题，解决民生的方式是直奔目的本身。所以它实际上是更简洁的，在很多国家，它对家庭进行直接的支付，保持消费需求的稳定。同时，我们也知道，失业率的变化是一点一点变化的，微弱的变化如果给你信号以后，你可以进行宏观经济的微调或者逆周期政策的微调方式，而不要“大水漫灌”，“大水漫灌”往往会造成后遗症。这个图显示的只是想说，我们在新的发展阶段上，新常态下，我们用过去同样的投资拉动，不管用多大的刺激是调息也好，直接安排投资，搞项目也好，用同样的投资带动不了那么多的GDP增长。还不如直接把它盯在稳就业上，稳民生上，这样效果就更加显著了。

同时，我们还应该关注几个点，我们以就业作指标的时候，关注几个点。第一我们做了一个判断，大体上中国目前的自然失业率，前面我说的结构性的、摩擦性的失业率是5%的水平，在这个基础上再往上走，应该进行一定宏观经济调控，要逆周期的调节。走多少，其实还是有一些规则的，萨姆规则，看最近3个月平均失业率和过去12个月相比的最低点，如果超出了0.5百分点的失业率水平，可能意味着衰退已经出现。当然是针对美国的情况，我们不能套用，但是也不妨看一下，我做了一个大体的估算，现在也能够得到12个月、13个月调查失业率的数字。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和31个大城市调查失业率，两个数据做出来的最新的数和历史上最低数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在最大的差距上也没有达到0.5个百分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经济虽然在下行，它主要还是符合下行了的潜在增长率，而没有明显的周期现象。但是我们仍然要密切关注，如果有这个苗头的话，我们可以用微调来代替“大水漫灌”。

最后，宏观经济政策也是应该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一个体现。我们如果观察GDP增速，就业、民生，它们之间相互的关系的话，可以确定好宏观经济政策实施方向、时机和力度。同时，我们也有一些着眼于民生领域的政策，本身也是宏观经济政策，不是说货币政策或者财政政策发货币就是宏观经济政策，比如说户籍制度改革，这张图上可以看到，在过去这些年里，出现了一个现象。第一个是劳动参与率是下降的。劳动参与率下降有各种因素，人们可能说好多人多读书，多读书就暂时不愿意就业，因此就算是退出了劳动力市场。我们在2015年比2010年劳动参与率在每个年龄组上都下降了。我们需要解释每一个年龄组下降的原因了。年轻这部分20岁上下这部分的解释，可以是说人们愿意多读一点书，在校时间更长了。40岁—50岁这个时间劳动参与率下降了要看为什么，可能是就业不好，有一些人提前退休了，或者是早退，还有农民工提前离开劳动力市场，净流回这就是一个因素，老年变化不太大。因此我们推动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劳动参与率，可以提高潜在增长能力。应对老龄化也应该主要是提高劳动参与率作为工具，让老年人能够具备就业能力和技能，保持更充分的就业，包括提供更基本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教育等等都是未来的劳动力创造更好的基础条件，使宏观经济就更加行稳致远。

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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