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特朗普走了，但特朗普的“遗产”仍在

编者按“特朗普时代”终于落幕了。当地时间1月20日，美国第46任总统，也是美国历史上最年长的当选总统乔·拜登（78岁）在国会山正式宣誓就职。特朗普治下的四年给美国和全世界带来了怎样重大的影响和变化？拜登新政府的上台又会如何延续或重写美国和世界的格局？在2021年及未来四年，中美关系会面临怎样的新转机和挑战？疫情蔓延后的全球秩序将要发生哪些重大的变化？1月20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了国际知名学者、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 特朗普离开白宫，正式卸任。

特朗普的“遗产”

澎湃新闻：您如何总结特朗普政府对美国的影响和改变？

郑永年：未来的历史学家会这么说，美国的变化、中美关系的变化，甚至二战以后世界格局的变化，正式的起点就是从特朗普开始的。他虽然走了，但是已经留下了他自己的“遗产”。

这份“遗产”对美国国内，对中美关系，甚至对国际秩序来说都是很“厚重”的。从传统的观点来看，他治理美国并不成功。他既没有使美国更伟大，也没有使美国变得更好，但他确实改变了美国，改变了中美关系，也改变了整个世界格局。

对美国国内来说，他确实引入了一场对美国政治的革命。这场革命就是民粹主义革命。从他的执政方式来说，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非精英型的局外人总统。他执政的风格是革命性的、反建制派的，而且也成功了。

他成功使共和党转型，此前共和党主要代表商人阶层，这4年他通过煽动民粹主义，使共和党转而主要代表中下层白人群体的利益。不要忘记，有差不多一半美国人支持特朗普的共和党。共和党被深深烙印上了特朗普的色彩。特朗普走了，他的“遗产”不会走，特朗普主义不会走，还会变得长久。

美国社会自内战以来，从来没有像今天如此的分化，这便是特朗普的“遗产”。眼下美国无论是阶级的分化、种族的分化、地域的分化，从方方面面来看，都是史无前例的对立。

“特朗普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美国的社会与经济结构变化所导致的。所以，这不是任何人能解决的，也不是拜登能解决的，要花好几代美国人的时间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 拜登宣誓就职

澎湃新闻：从国际角度来看，特朗普对全世界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郑永年：在二战以后所建立的世界秩序中，美国是一个主要的角色，而这在特朗普时代遭到了很严重的破坏。特朗普四年来不断“退群”实际上是让美国从二战后的联合国体系内退出来。不仅从世界体系退出来，还从他的盟友体系退出来。尽管所有这些破坏拜登都要修补，但是这个修补并不是三天两天，也不是一年两年能恢复过来的。

虽然旧的全球秩序在特朗普时代加速崩溃，但是新的体系会怎么样？我们还没有看到。但是这四年来，许多发展中国家，甚至包括美国的盟友现在对美国都不太信任。尤其是这次新冠疫情下，我观察到这次是美国进入世界体系100多年以来第一次他的盟友没有向美国求助，美国在抗疫中也没有扮演一个正面的角色，而是扮演了一个负面的角色。

经过这次疫情，美国软实力的衰落是非常明显的，它是否能在短期内恢复过来？我个人认为很难。

这几年欧洲国家对美国领导的联合国及世界体系也有很多的质疑。所以现在欧洲的崛起也非常的明显。欧洲想要更多的自主权，不再受美国那么大的制约，不会像二战以后那样对美国服服帖帖了。即使拜登想要修复和所谓的盟友的关系，恢复世界领导地位，也不会那么容易了。

目前全世界正朝着多极化发展，美国、中国、印度、德国等多极是一个大的趋势。以前我们如果说多极化还是个理想，那么经过了特朗普治理美国的4年后，一个结果就是世界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加速发展。

拜登政府的挑战

澎湃新闻 ：拜登政府上任后面临的主要国内挑战是什么？

郑永年：拜登新政府上台后，管控新冠疫情是最迫切的问题。美国医疗专家估计，最糟糕的时候还没有到来，如何控制疫情是他最直接的挑战。

经济方面，他提出了自己的“拜登经济学”，包括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恢复并扩大中产阶层规模，实施向弱势群体倾斜的政策。不过，我的疑问是他到底可以做多少？

我认为，拜登是一个非常弱势的总统。当前美国内部非常分裂，拜登的支持力量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和西部沿海地区的高科技公司，他要想弥合美国的分裂，就必须获得相当一部分共和党的支持者，也就是美国中部那些农业州的民众，否则拜登执政的基础会非常薄弱。

他组建政府的原则，还是他以前传统的精英主义做法，讲政治正确，而并不是说要改变美国，我并不认为拜登经济学任何一条能做得到。我想他改变不了美国社会分裂的状态。

澎湃新闻：从国际上看，您觉得拜登的全球战略框架会有什么新的改变吗？

郑永年：他对盟友确实会友好一点，如重返《巴黎气候协定》。虽然他可能会回到精英主义的政策，但是美国的全球战略在其他方面不会发生任何的变化。

澎湃新闻：您觉得4年后特朗普有没有可能卷土重来？

郑永年：我想他当然还是有机会的，因为他现在做的一切，都是为了4年以后的考量。

然而，4年以后即使不是特朗普本人，也会有特朗普式的人物出来，甚至我们不用等4年，两年以后的中期选举我们就可能会看到这类人。过去4年里，有不少人扛着特朗普主义的大旗进入美国政界。他们会利用特朗普主义以及差不多一半选民的支持力量。

中美关系展望

澎湃新闻：您如何解读拜登新政府的中国和亚洲政策团队成员选择？

郑永年：特朗普政府也好，奥巴马政府也好，拜登政府也好，美国现在的外交重点在亚洲，这一点我们首先要明白。因为世界经济的中心、地域经济的中心在亚洲，美国的地缘政治和地缘外交所有的中心也都会在亚洲，这个结构性的东西不会变化。

从奥巴马提出重返亚洲，到特朗普提出印太战略，美国都把重点放在亚洲上，在这一点上拜登政府不会发生任何的变化。拜登虽然还没有正式出台亚洲政策，但他的亚洲政策其实已经成型了，就是修订改良版的印太战略。

澎湃新闻：最近在亚洲协会的一场会议中，基辛格、舒尔茨等老一辈美国外交家认为“中美必须找到打交道的方式”，依然坚信中美可以理性对谈；而拜登提名的白宫国安会印太地区协调员坎贝尔表示，美中关系最重要的三个品质应该是可预期性、稳定性和明晰性，对此您如何解读？

郑永年：首先，我想说，美国现在已经没有像基辛格那样的战略家了。现在已经不是基辛格的时代了。当时的中美苏三角情况跟现在的关系完全不一样，美国也还没有出现能处理现在这个时代的大战略家。

目前拜登提名的中国和亚洲团队人选更多体现出技术官僚的特点，他们更多从意识形态层面来看中国。我认为理性和信任并不矛盾，即便没有信任也是可以合作的。只是有信任的话大家做事容易一点，没有信任大家做事就困难一点。

拜登代表的是美国内部的精英主义。他对中国的政策还是会比特朗普理性一点。舒尔茨说的理性其实就是坎贝尔说的可预测性。坎贝尔所指的是特朗普的外交政策一点也不可预期，这是不符合精英政治的。特朗普破坏了美国外交所有的游戏规则，这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如果坎贝尔团队让美国的外交政策恢复这种可预测性，也就是理性，那也是中国所乐见的。

虽然中美之间因为有不同的国家利益，一些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今天的世界，一些全球性议题不是哪个国家单打独斗就可解决的，气候问题与新冠疫情都是这样的例子。所有这些结构性的问题都要求大国之间进行合作，单独一个国家解决不了。

我对拜登（政府）不抱任何幻想，拜登或许会与特朗普有些差异，但他在某些问题上可能会更强硬。拜登不会像特朗普一样的不理性。他和特朗普的区别是他是一个理性的美国优先论者。至于对待中国的态度，虽然拜登的目标会和特朗普一样，但是手段方法会不一样。

目前，美国社会内部极端分裂，两边都非常激进。如果拜登能在短时间内把美国社会稳定下来，那就不得了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外交不是他的重点，他不会马上把精力放到中美之间，而是会优先处理和盟友的关系。我担心的是，在他内政做不下去的时候，就将国内压力转移到外交上，尤其是针对中国。

疫情重塑全球秩序

澎湃新闻：过去这一年的疫情对全球秩序产生了哪些重大的影响？

郑永年：首先是经济秩序——基本上被破坏了。许多国家的内部也发生了变化。一些产业衰落，一些企业倒闭，但另一些产业和公司发展了。新冠疫情造成了西方国家的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贫富分化也加大了。

国家之间关系的变化就更不用说了，尤其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因为中美关系的变化而引起的，而新冠疫情加速了这种变化。

澎湃新闻：有一种看法认为，这次疫情使得美国这个唯一超级大国地位下降，全球将逐渐形成华盛顿-北京-柏林为中心的三个全球政治板块。您怎么看？ 

郑永年：只能说新冠疫情加速了世界多极化的趋势，同时加快了美国的衰落，不过美国在国际上的衰落是相对的衰落，不是绝对的。

虽然美国现在面临的是一个治理危机。但是美国的经济体系优势我觉得仍然存在，美国的创新能力还是最强的。

澎湃新闻：从二战到现在，美国一直都有一种担心自己失去第一位置的心态，从英国到苏联再到日本，美国一直都要打压对它形成威胁的国家。您觉得未来5到10年，中国该怎样来应对美国的这种打压？

郑永年：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是分化美国及其盟友之间试图“围堵”中国最有效的武器。中国的强项在于开放的潜力，在于市场。

今天美国再也不可能组建一个冷战时期的西方阵营了，那时候的西方阵营已经一去不复返。

我们要看到自己的短板，不要骄傲，另外也不要自卑。中国不要被美国牵着鼻子走，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有能力对付美国的打压。中国要善于利用自己在一些方面的优势，不要陷入美国所设定的修昔底德陷阱，你如果相信了美国的论调而往那个方向走的话，那就麻烦了。

澎湃新闻：2021年，疫情下各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会继续升温吗？

郑永年：会的。二战激发了欧洲国家的民族主义，使得欧洲国家之间一点信任都没有。我们应当客观而实事求是地说，美国那个时候带来了很多国际主义，包括二战期间美国帮助中国也是如此，那么当现在美国表现得如此民族主义的情况下，中国是不是也可以多一点国际主义，少一点民族主义呢？

澎湃新闻：2021年，您认为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郑永年：新冠疫情，还有一个就是中美关系。2021年的国际秩序主要就看中美关系，中美如果找到合作的地方，世界秩序重塑也好，重建也罢，都没问题。中美如果发生冲突的话，世界秩序就会非常麻烦和糟糕。中美现在的一举一动，其影响不光只在中美之间，世界的和平都取决于此。我们中国就是扮演了这样一个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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