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一线||讲好致富带头人乡土故事，共同助力乡村振兴

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2023-02-24

现代大学教育之发展，瞬息万变。而社会国家及宇宙太空事物，无时不在变动之中。故培育人才，如何以适应社会之需要，如何以改进社会之事业，以达到社会福利之最高标准，大学教育之责任重大也——陈炳权（广州大学创校校长）

讲好致富带头人乡土故事

共同助力乡村振兴

2021年5月14-15日，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谢治菊教授带领致富带头人口述故事团队前往碧桂园连樟村实训基地幸福田园教学点开展致富带头人口述故事采写试点，为即将在全国启动的致富带头人口述故事活动做好前期酝酿工作。来自梅州市的20名致富带头人接受了口述故事团队的采访，向青年学生们亲身讲述了他们各自的乡村创业经历。他们有的数十年致力于农村电商、有的是返乡创业青年、有的是巾帼企业家、有的是水产大户......的灰姑娘等。

在提到为什么返乡创业时，宋凤萍回忆到，“当初我刚从深圳回到家乡的时候，我早上出门看见的都是那成片的山和那成片的树，我看不见出路，但是我要接下我母亲的担子。我父亲去世得早，在外面挣的钱再多，也没有亲人重要。”对于当前农村发展严重缺乏青年人才的问题，致富带头人们在口述中，都不约而同认为返乡大学生对乡村发展的重要性，宋凤萍认为“年轻人有冲劲”；张军权提到，“在新时代的发展需要大学生参与，提供好的产业方案和思路”，并与古庆辉的看法一样，觉得“如果要从事农业方面的行业的年轻人要沉住气，静下心，不能想着一夜暴富捞快钱”“不能有一夜暴富的想法，不然跨出去一大步就栽在那里”。

政校企合力，

共同助力讲好致富带头人故事

如何讲好致富带人的乡土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让更多青年学子参与到致富带头人的口述故事活动中无疑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方式。此前，谢治菊口述故事团队便在广州市社科联、广州市协作办、广州市文明办的指导下，成功举办了“攻坚2020：一线扶贫干部口述故事”，并在全社会引起了极大反响，受到人民日报、学习强国、中国青年报等媒体40多次的报道。

当前，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大背景下，围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广东省乡村振兴局、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广州市社科联、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广州大学、广东省乡村振兴研究院等“政校企社研”等主体齐聚在一起，为讲好乡村振兴故事出谋划策，他们将发挥各自的资源优势，以讲好致富带头人故事为撬点，汇聚政府官员、学者教授、青年学生、企业人士、村委书记等不同群体，对种养殖大户、农村合作社、农村电商等致富带头人展开口述故事活动，共同参与到乡村振兴这项伟大的事业中。

深入乡土，

口述致富带头人故事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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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青年学生而言：通过深入基层一线，与众多致富带头人面对面交流，倾听他们口述自身的乡土致富故事，有助于加深青年学生对于当前乡村振兴工作开展的现实迫切需要、人生时代意义以及工作开展的困难之处的全面认识，最终以实际行动到西部、到基层、到农村去就业创业，或成为乡村人才振兴的孵化器，为乡村振兴提供智力支持与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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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致富带头人而言：在埋头苦干的同时口述自身的乡村致富故事，这既是对自身致富带头人工作的一种认可与鼓舞，也可以通过讲述自身的创业初心和致富经，给更多愿意投身致富带头人工作的提供有用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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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致富带头人教学工作而言：致富带头人的乡村致富故事本身就是最有价值的教学案例，通过提炼出接地气的、有深度的致富带头人教学案例，可以有效破解当前致富带头人培训工作面临的“案例不足、案例不新、案例缺乏针对性”等现实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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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社会而言：做好致富带头人的口述故事就是最好的宣传，可以让更多业界、更多人群关注到乡村致富带头人工作中来，以各自的优势特点共同助力乡村振兴。

在新征程中走好乡村善治路

——谢治菊教授《南方》杂志访谈录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为加强城乡基层治理指明路径。无论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还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都需要强化制度之力，汇聚起全党上下、社会各方面的强大力量。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南方治理研究院副院长谢治菊及其团队主要从事公共政策与贫困治理的研究，多次参与国家级贫困县退出预评估、东西部扶贫协作考核与地方政府脱贫攻坚重大会议，参与国家部委、地方政府“十四五”规划的编制工作，为各级政府开展专题讲座、咨询服务、业务培训等工作。近日，《南方》杂志专访谢治菊教授，就新征程走好乡村善治路进行探讨。

全面小康要重视人的全面发展

《南方》杂志：2020年底，决战决胜全面小康胜利在即。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乡村构建基层治理新格局有哪些新的特征？
谢治菊：相比之下，脱贫攻坚时期偏重于贫困治理，乡村振兴时期则对治理的全面性提出更高的要求，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必须以基于“小基层、大舞台”的基层社会治理为依托，才能有效实现。我国的基层社会治理改革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发展，变领导公众为服务公众，变“全能政府”为“有限政府”，探索出全域型社会治理的新模式。这样的社会治理不仅包括治理领域的协同、治理空间的融合、治理手段的多元、治理内容的全面，更意味着“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在基层得到有效落实，以“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为核心要义的社会治理新体系正在形成。全域型社会治理打破城乡二元模式，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征程下，乡村善治新格局的发展方向。《南方》杂志：全域型社会治理对“公众参与”“社会协同”的要求更高，这意味着对人的主动性、自觉性的要求更高。如何推动乡村中“人”的发展？谢治菊：这就回到我们当前的贫困治理上来。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地发展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当下的贫困治理研究也应关注这一趋势。思考采取何种举措来促进人自由而全面地发展，这为从根本上消除贫困，也为乡村振兴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扶贫必扶智，治贫先治愚。”随着后扶贫时代到来，国家的减贫战略将发生以下转变：一是贫困方式由绝对向相对转变，二是治理方式由集中向常规转变，三是治理重点由乡村贫困转向城乡融合，四是治理手段由国内合作转向国际合作。在此背景下，常见的项目扶贫、产业扶贫、就业扶贫、精神扶贫、心理扶贫效果会大打折扣，教育扶贫的作用愈发重要。可以说，探讨教育五层级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是有效解决2020年贫困县全摘帽以后贫困问题的重要保障。贫困治理的核心要义是人的发展，具体到做法上：一是强化教育，转变贫困者的认知与思维，营造劳动光荣、懒惰可耻的环境氛围，树立自力更生、自强不息的脱贫理念。二是开展培训，增强贫困者的发展能力，应壮大科技扶贫队伍，开展针对性、个性化较强的科技培训。三是关注心理，提升精准扶贫的针对性与有效性，从根本上激发他们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贫困户个人发展了就能脱贫，农民个人得到了发展，就能长足迈向乡村振兴。全面小康本质上也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加强基层组织力建设《南方》杂志：许多乡村贫困的原因是党组织软弱涣散。基层是国家治理的神经末梢，乡村基层治理面临着比城市更大的挑战。广东实施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对乡村治理有哪些重要意义？谢治菊：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农村的基层治理有许多薄弱的地方，广东通过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有利于夯实基层党建，加强各级党委和党组织的领导。在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任何一项大的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都是有组织的活动，都需要一个领导核心，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的核心。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带领广大农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战斗堡垒，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的组织基础和根本保障。要不断深化创新基层治理，一是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一线指挥部”的作用，不断压实责任，激活动力，建立环环相扣的工作机制，构建直接联系群众网格化管理格局。二是充分发挥党政机关和单位党员干部“一对一”或“多对一”的帮扶模式，树立一线选人用人导向，不断增强各级组织抓好抓实农村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三是选优配强“村支两委”干部队伍，探索实行村干部职业化路子，对村干部实行岗位职业化、报酬工薪化、管理规范化、发展持续化的管理体系，通过政策红利致力于建设一支职业化的村干部队伍，真正让他们成为乡村建设的堡垒和排头兵。《南方》杂志：您的团队对扶贫干部队伍进行了大量调研，了解到乡村治理中许多问题。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如何延续原来有益的对口扶贫机制，如何让基层公务员更好地发挥作用？谢治菊：中央指示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我们要继续发挥好对口扶贫机制，以扶贫干部为纽带，对乡村建设“扶上马、送一程”，延续原来有益的扶贫机制。一是发挥扶贫干部的积累优势，乡村的资源禀赋、产业发展如何，扶贫干部心里最有数，由他们参与谋划乡村建设图景，最有底气。二是扩大对口帮扶面，过去是扶贫村进行对口扶贫，现在可以扩大到更多的村，进行对口联系，加大资源整合利用。三是提高驻村工作效率，驻村干部数量要减少、质量要提高，将驻村干部从繁琐的表、卡、册中解放出来，把更多的精力用于招商引资、筹集社会资源用于乡村建设。基层公务员是将党和国家重大政策落实到基层的重要力量，在特定场域下构成了民众评价政府的经验基础。尤其是面对农村工作的基层公务员，长期以来也面临着责任重、压力大等问题，我们在《精准扶贫背景下基层公务员心态研究》一书中也进行过深入探讨，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平衡主客观责任，减少基层公务员角色冲突。二是构建大数据平台，动态监管基层公务员行为。三是建构政策限度，积极调适扶贫干部心态。四是健全体制机制，有力保障基层公务员权益。五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调整公务员的角色期待。六是建立社会支持体系，科学减轻工作负担。

破解城乡基层治理《南方》杂志：中国将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乡村治理和城市治理应该如何打破藩篱、共同促进？谢治菊：中国处在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阶段，但是从经济角度看，还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在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中，广阔的乡村是主战场，应逐步打破城乡藩篱。一是让乡村群众享有均等化公共服务。因为城乡收入差距、基础建设差异，乡村的基本公共服务整体上相对落后于城市。财政应该适当倾斜，加大对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补齐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短板，助力乡村振兴，加快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进程。二是提供新机遇提高乡村对人才的吸引力。机遇在哪里，人才就在哪里。过去这么多年，机遇都集中在城市。在我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乡村振兴蕴含着巨大的市场和动能，被赋予更新的使命，也是人才建功立业、开拓创新的新战场，有益于吸引更多的人才回流乡村，从而健全乡村人才工作体系。三是创新机制体制建设。乡村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所涉及的人员、单位、行业、资金、时间、流程、内容等多且杂，需要各个部门相互协调配合，必须完善组织管理体系，有序领导、统筹规划、落实细节。所以要强化力量配备协同，形成管理工作合力，各个部门之间相互配合、相互支持。

来源|《南方》杂志2020年第24期记者|《南方》杂志记者∕杨洋

原载于《科学中国人》杂志2019年第5期

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英文简称“GUPA”，中文简称“谷琶”）始创于2004年，是珠三角政务服务、都市治理和社会工作教学中心和科研重镇。面向国际国内学术前沿、面向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面向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发展需求，坚守“立德树人、经世致用”目标，坚持“本土化、个性化、国际化”方针，努力打造“基础牢实、聚焦前沿、面向需求、服务社会”的地方综合性大学新文科教育样本，注重知识、能力和素质协调发展，培养具有公共精神和国际视野的“厚基础、宽口径、强能力、高素质”的复合型创新型高层次管理人才。

GUPA拥有国家一流专业1个、省级重点专业1个、省级综合改革专业1个、省级人才培养基地2个、省级实践教学示范基地2个、省部级教研团队5个，拥有省市智库4个。设有政府管理系和社会学系2个教学机构以及8个学术机构，拥有行政管理和社会学2个本科专业，拥有公共管理、社会学2个学术型硕士授权点和社会工作（MSW）、公共管理（MPA）2个专业硕士授权点以及管理决策与创新、社会政策与统计方向博士点，相关学科工商管理、教育学、统计学拥有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目前拥有教职员工67人（专任教师54人），其中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南粤优秀教师、广东青年文化英才等省部级高层次人才7人，博士生导师7人，90%教师具有海内外博士学位，20%教师毕业于国外一流大学，60%教师具有国外访学经历，40%教师具有基层部门和社会组织挂职任职经历。近几年来，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青年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0余项，主持省部级项目100余项，获得省部级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共10余项，在《中国社会科学》《政治学研究》《社会学研究》《管理世界》《中国行政管理》等海内外刊物发表SCI/SSCI/CSSCI论文300余篇。创办有《南方治理评论》《社会创新研究》2本学术辑刊。与美国、欧洲、澳洲、东南亚和港澳台50余个海外学术机构建立了学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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