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大学法学院徐卫东：忆40年前在校往事

作者 徐卫东

    时光如梭，弹指间，恢复高考第一次全国考试已经过去40年，今追昔，感慨万千。多少当年的人与场景仿佛就在昨天，但斑白的双鬓告诉我们，已经是历史的回忆。

作为时代的宠儿，我们是幸运的。1977年，高中毕业后，我已经在吉林省内的镇南种羊场参加工作，虽有恢复高考信息传播，但从未相信真会到来，仍然憧憬在农村广阔天地去建设家乡。

党中央关于恢复高等学校统一考试的正式文件公布，恰似春风吹遍全国大地，使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又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热情，要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受到十年文革对于教育的冲击，我们的初高中教育是不系统的，但对于知识的渴望使我们以极大的热情与毅力准备着我们的冲刺。

记得我们镇南种羊场全场共有100多名各届青年参加高考，我是通过考试被录取的3名考生之一，吉林大学法律系政法专业的志愿还是我们农业队的书记刘权帮助我挑选的。

说心里话，当时《吉林日报》刊登的招生指南我难以分辨，仅仅由于数理化的基础不好而决定选择文科。加之我父亲原来在长春市司法局工作，促使我决定选择政法，其实理想抱负在当时是很模糊的，不可能有明确的专业思想。

统一高考制度采用了国际上通行的高素质人才培养的选拔方式，1977年是恢复文革前的做法而已，改变了由推荐上大学可能出现的弊端，打开了社会下层和普通老百姓子弟的上升通道，是最大的社会公平。

我说的幸运儿应该包含这样的内涵，推荐制会有很多专业知识、能力与水平之外的东西掺杂进来。招生制度对于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智力支持，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现代化，改革开放，都离不开高层次的人才。

1982年，全国毕业的法律系本科生192人，成为改革开放后首届全日制四年法科学生，用凤毛麟角来形容并不为过，尤其是与我们国家目前法科学生每年招生近10万人众相比，反映了当时的人才培养能力与社会需求的深刻矛盾，这届学生历史地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特殊的时代宠儿。

我有机会全程见证了中国法学教育全面恢复，初始阶段艰难的学习历程，经历了祖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40年的风雨历程，参与了书本知识与社会需要之间的冲撞，磨合与逐步协调，感受到了国家为培养我们花费的巨大物力与财力(我们4年大学不用交学费，有工作的可以继续带工资，军警人员保留警籍和军籍，我本人还享受国家的助学金，每月21元，毕业时全部由国家分配，属于国家干部)，我们立志报国的决心逐步树立，并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系统的专业课学习。

专业课学习充满了乐趣，全部陌生的知识领域，超越时空的学科领域，知识体系，概念术语，逻辑关系，抽象思维方法，贯通古今的法律文件，难以逾越的政治立场与学术自由的分野，对于我们这些渴望知识、充实内心、向往突破、超越自我等方面各有侧重，但都相当执著的年轻一代而言，法律法学的神圣开始逐步地深植心中，为我们为自己的选择而庆幸不已。

吉林大学法律系是文革期间3所未被撤销建制的大学法律系之一，早在1970年就开始培训在职政法干部，调离与下乡的老师陆续归队，形成了精干的教学团队与科研力量；四十几位教师中一批是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原东北人民大学的骨干师资，专业分布相对齐全，为教学提供了可靠保障。在校4年大学生活很多事情刻骨铭心，尤其是和蔼的师长与平等自由的学习研究氛围。授业恩师音容笑貌犹在，何鹏、高格、张中庸、金凯、李放、王子林、邹广志、马新福、张文显、高树异、孟宪伟、吴琪、李春福、陈国柱、王忠、李忠芳、龙斯荣、苏惠祥、石宝山、郭学贡、栗劲、乔伟、刘富起、王侃、徐尚清、韩玉林、孔庆明、赵国斌、任振铎、刘采一、张光博、韩国锋、密超群、王昆范、邓崇范、王牧、吴庆华、许肇荣、聂世基、徐大兴、孙卫东、王卫东、马志、殷红峰、周元伯、张哲、李永泰、刘兴华、李舜英、孟宪铎、于长润等，这些闪光的名字照亮了我们知识求索的道路。

吉林大学法律系优良的学风和教师们教书育人的品质使我们受益终生。

我们在校学习期间几乎没有正规教科书，很多油印教材都是老师们用腊纸一点点打出来的，当我们手捧一本本油印教材的时候，那股油墨味道被我们戏称为“书香”。老师们多数刚刚从农村、机关、其他单位汇集到法律系，他们长期远离专业，没有权利去接触法学工作，而今天要上台讲授，他们面临的压力是巨大的，他们的事业心是火热的，他们的思想境界是高尚的，我们感受到他们因为对于外国法学前沿因长期远离而深感困惑的那种歉意神情，感受到他们长期“左”倾思想束缚，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都不敢明确为社会主义法律原则的拨乱反正初期的无奈。今天我们回头来看，先生们有多么的可敬、可佩、可爱！

学术自由民主的学习氛围，造就了我们在步入法学殿堂的初期就能够放下包袱，轻装上阵(我们班级有相当一部分同学都属于“文革”后期“青干班”的重点培育对象，他们的思想当中有“左”的思想影响，要想消除非有一段痛苦的过程不可，但通过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后，明显感到班内的政治倾向发生了可喜变化，大家对于改革开放的政策持热情拥护态度)，类似法理、宪法、党史、共运史、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学习中，研讨性学习，批判性讨论，启发式的引导，最终达成了大家共同的提高。

年轻人的热情奔放，青春活力，并没有因为特殊的班级构成而受影响(全班同学中，年龄最多相差13岁。多数为共青团员的政治面貌，同时有25名正式党员成为班级核心)。当中国女排获得世界冠军时，被激发起来的爱国热情，振兴中华的时代号角的激励，我们都上街狂欢庆祝，师哥师姐们平日里略显严肃的面孔那天晚上彻底绽开，无疑使我们这些师弟师妹们体会到他们身上的深刻与内敛，并不会永远取代他们在极度兴奋时的青春释放。

“为振兴中华而努力学习，到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激励着我们顽强学习，似乎永远都有看不完的书，没有终止的讨论。借走廊与厕所灯学习，今天看来多么简陋与寒酸，教室里学习天天要等到看门大爷数遍催促；一本最新法律著作只能传阅，很多同学只能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阅读，天亮传给下一位；考试时陷入亢奋中的老大哥笔下生花，中共党史课程考试，八开的考试纸竟写满了18张；为了图书馆占到座位，几位同学换岗吃饭。珍惜时间，珍惜生命，充实自己，面向未来。这样的一种共识几乎成了班级的座右铭，一生都会铭记在心里。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崔建远，读本科时就是最后离开教室的那位同学。毕业留校当老师后，仍是文科楼最后离开的教师。今天，清华大学明理楼的教研室，星期六、星期日仍然是他的工作室，这个在吉大形成的学习传统与习惯能保持40年真令人由衷地感叹。

毕业留校后一直在从事法学教学工作，本人亲历了我们高等法学教育全面恢复，跨越式发展，教学改革与人才培养方案的调整。特别是作为助手，追随张文显教授，担任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期间，也参与了有关法学本科推进全面质量管理，全面进行教学内容及方法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探讨多样复合型优秀法学人才新模式，建立本科教学质量评估体系，推进教材建设，加强师资建设，课程体系改革，采用宽口径人才培养模式的论证及实行。

我的体会是，我们今天培养那么多的学科学生，初步缓解了社会对于法律人才的需求，但是，本科教育中，专业学习与道德理想信念的教育养成，大学是关键时期。尽管77级的特例无法复制，但其精神与典范作用应当积极地推广与发扬，很多涉及到内在品质的东西与时代、与教学条件、与学生的早期教育都没有关系，倒是明显受到环境的熏陶而伴其终生，是一种后天养成的品德。吉大77级班级的传统中，寒暑假期长春同学要送到长春站，寝室值日的同学每天打扫卫生、打开水，包括每位室友牙缸内的水，每天值日的同学到教室打扫卫生，每天擦地，擦黑板，每堂课都全体起立欢迎老师；前两年全班同学周一至周五集体出早操，班级考试时没有监考老师但每个人都自觉，甚至没有声音，授课老师知识所限讲课中有遗漏、错误、条理性不强，同学们都给予极大的包容，真心希望先生自己发现问题并改正，由学生们当场指出恐令教师极度难堪，这些不是一种内在品质吗？

(作者系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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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整理：李含 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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