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死亡成了当代“房间里的大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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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不是戛然而止，而是一个缓慢的、充满细节的、与社会和他人相关的过程。
今年的上海艺术季，艺术家雷红的个展“缚生 Resurrection”正在进行中，试图探讨生命表现，展示艺术家的生命体验和人生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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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生，我们总是不可避免地谈到它的对立面，死亡。世上总有一些不可言说，但又逃避不过的事实，比如死。就像是现代社会的人类，正在参与一场大型的“皇帝的新装”盛宴——我们为生而狂欢，却不去谈论死，仿佛它就不存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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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谁也说不清，这个年代既然有这么多可以延长生命的高科技手段，可人要好好地死，自然地死，却变成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我们没法回避，又没法面对，于是多数人会把终点的决定权，交由医学、技术和陌生人掌控——我们连自己的死都没法好好决定。
今天就让我们坦诚相待，聊聊死亡这件事。
为什么我们对死一无所知?
“死亡”
这个概念正在被塑造
每个人都想尽力避免死亡，但实际上，“尽力”的价格可不是大多数人能承担得起的。根据 2011 到 2012 年北京 13 家顶级三甲医院的 ICU 住院数据，每位患者在 ICU 平均花掉了 9.7 万元，而如果加上他们在普通病房的花销，每个 ICU 患者的平均住院费用达到了 14.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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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ICU 也是奢侈品，甚至可达 2 万美元/天（包含药费、急救费），据统计，美国人一生医疗总费用的 30%用于生命最后一年，其中 40%用于最后一个月。曾经有媒体算过在美国“入土为安”的费用，棺材 1,298、墓地 1,000、石头墓碑 1,500，挖土和盖土费 1,200，棺材外的金属外壳 2,395，加上追悼会的 4,805 等费用，总共至少要花掉 12,198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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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内来说，“入土为安”的价格更令人咂舌，墓地价格向来都是丧葬费的大头。据《经济参考报》2017 年 3 月 31 日报道，在一份全国 30 座主要城市的墓地价格排名中，上海排在第一位，高端墓地每块近 30 万元，全市均价每平方米超过 6 万元；在北京，一些所谓“风水好”的墓地，价格多在每块 15 万元。
2018 年《新京报》报道说，青岛一位老人去世，据他的家属列出的殡葬花费明细，老人从去世到遗体告别收费名目达 18 项，共计 98215 元，其中与花相关的收费就达到了 61200 元。而且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墓地费用并不是最终花费，因为公墓的使用期限究竟是多久，基本是个法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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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否思考过一个问题，死亡到底是什么？
仅仅在两代人之前，死亡对大多数人意味着：躺在自己家中，慢慢逝去。一般情况下，死亡原因不明，只是被描述成“他活到岁数了”。而今天，大多数现代人会死在医院。通常我们会以为，死大概是从进入 ICU 开始，到漫长的停止生命体征宣布死亡证明，再到更漫长的处理后事火化下葬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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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或许对这样的场景已经表示习以为常：在最后的这段时间中，病人痛不欲生，但 ta 无权放弃治疗；医生明知无效，却必须遵守行业准则，表演一下什么是全力以赴；病人的儿子收到一张巨额账单，他有权决定是否继续治疗，但他不懂医，不知道怎么判断；一大笔公共开支也为此花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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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医学人类学家莎伦·考夫曼曾经在《生死有时》一书当中探讨美国医院是如何形塑死亡的——“死亡”这个概念正在被医学和政治重塑，它可以进行无休无止的讨价还价。尽管医学的终极任务是拒绝死亡，所有人都明白，死亡最终是无法拒绝的，但是医学可以控制死亡何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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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已经变成一种决定，即一个人应该什么时候死亡和应该以什么认定一个人死亡。ICU 正在成为新的生死之门，对患者家属来说，明知道无望，但依旧要把患者送入其中，就会在道德上得到安慰，这意味着“我们尽力了”。然后，前文提到的那些与钱有关的漫长流程，就开始不容置疑地运转起来。
我们为何
对死亡避而不谈？
如今，全新的、临床上对病理的理解奠定了生与死之间一种从未有过，先前不可思议的关系——死亡成了生命中一个方面，并被生命所包括。它已经在生命和死亡之间，创造了一个模糊不清，又难以理解和想像的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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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1000 多年前，死亡是一种公共事件，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是一种家庭私事。在 19 世纪之前，15 世纪盛行的死亡艺术提供了一种模板来显示一种精神通道——让人跨过从生命到未知之境的那道重要门槛应该如何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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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19 世纪生物学的发展，死亡有了新的审视目光，那就是被看做疾病或者某种自然过程中或者异常情况引起的结果。理解死亡最有力的术语，已经从宗教上的、不可见的、命中注定的那种灵床上的穿越，变成了在疾病过程中医学上的护理，和最近开始的干预治疗。
因而面对死亡，现代医学的任务从一开始就是极具讽刺意味的：既要理解疾病如何在人体存在，又要否定死亡的力量，尽管这种力量数百年来一直被理解成一种“自然”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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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人类学家玛丽莲·斯特拉森所提出的那样，如果生命终止的事实——比如自然呼吸的结束——所提供的基础功能被生物医学技术的使用干扰破坏，那么延长生命中的死亡的行为如何能被解释为符合道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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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委员会曾经创造死亡的一个新定义：脑死亡。倘若按照这一新定义，一个“人”可以被宣布死亡。
当今的重症监护室最常见的一种状态就是，患者通常是被动佩戴着机械呼吸机的，只能将命运交由医学、技术和陌生人来掌控。尽管从生物学意义上她还活着，但早已经成了没有任何独特的、有目的的生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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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自然死亡只是一种抽象的文化理想，在一个对医疗干预需求永无止境的社会中，这种愿景变得越来越难以维持。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面对死亡的时候会回避，以及表现得一无所知。因为现代人缺乏彼岸世界和信仰的保证，每个人如何面临或应付死亡，完全取决于自己“实存的态度”。死亡对于我们来说就是绝对的虚无。
正如托尔斯泰在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里说的：如果我们只知道沉溺于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认识不到人的每一天都是“向死而生”。
我们应该
如何面对死亡？
人类总是无法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应该如何优雅地跨越生命的终点？
正如美国医生葛文德在《最好的告别》一书所说的：死亡是我们最终的敌人，但这个敌人拥有优势力量，注定是最后的赢家。在这一场无法获胜的战争中，你不会想要一个战斗到全军覆没的将军。你需要的是一个既懂得怎样攻取能够赢得领土，也知道无法制胜时如何投降的人，一个明白如果全部所谓苦战到底则会造成最大损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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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夫子曾言“未知生，焉知死”，这句话倒过来讲同样成立。但我们普遍都没有好好审视过生命、衰老和死亡的问题。
就拿最近这场新冠疫情全球大灾难来说，当受害不再是个人而是冷冰冰的统计数据时，我们大多人都很难理解大规模死亡的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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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崇尚尊老爱幼的儒家文化浓厚的东亚国家，一样没法摆脱“弃老”的潜意识。也许在全球范围内，我们早就潜移默化了一种观念：年轻人比老年人更重要。大多数老年人的死亡，让本不合理的事情更能合理化了。
《最好的告别》译者彭小华曾经与 ICU 有许多间接的交集，她了解到由于国内长期避讳谈死亡，亲友出现老人突发意外离世，儿女因为无法得知老人意愿，连如何处理骨灰都不知道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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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有一部电影《别告诉她》，导演王子逸说的就是自己身上的故事，在家人被告知奶奶患上绝症之后，选择隐瞒了老人，并试图以一场婚礼为老人带来“最后的合家欢”。这就是中国式对于死亡一贯的态度，死亡依旧是国人心中“不可言说”的存在。
Credit to:《别告诉她》
白岩松说：“中国人讨论死亡的时候简直就是小学生，因为中国从来没有真正的死亡教育。” 死亡成了房间里的大象，既然没法好好谈论死亡，更别说有没有权利决定自己的死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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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安乐死”也是避而不谈的问题，即便这样的真实事例一次次向我们发起心灵冲击。去年对岸中国台湾主播傅达仁在瑞士接受安乐死的视频流传，视频中，家人都陪伴左右，唱歌送他走完最后一程。他非常平静地喝完了杯里的药物，最后倒在了儿子的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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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目前基于道德、伦理、宗教、法律等诸多层面的争议，安乐死在大部分的国家和地区，都是非法的。但关于“人是否有死亡的权利”这个问题，依旧在触动着人类最敏感的神经。
Credit to:Jack Davison
曾经根据美国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死亡医生》里几个医生的对话就在抛出了人们争论安乐死时的一个核心焦点——病人有权利决定自己去死吗？如果当事人都不能，那谁还能？这也正是为什么《寻梦环游记》这部动画电影能直击人心的地方。它颠覆了我们对生与死的认知。墨西哥人也许只是单纯地觉得，生固然如夏花之绚烂，但死亡依旧是可以拿来调侃庆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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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提供了另一种对死亡的思考范式——人这一辈子会经历三次死亡：第一次是心脏跳动停止的时候，那是生物角度的死亡；第二次是在葬礼上，认识你的人都来祭奠，之后你的社会地位就结束了；最后一次是当最后一个记得你的人把你遗忘了，那你就真的死了。
Credit to:Re-Edition Magzine
也许这才是我们需要的死亡教育，不仅关乎生命、价值，更关乎爱。在年老和患病时，人至少需要两种勇气，一种是足以面对人终有一死的事实的勇气。而第二种更令人却步——依照我们发现的事实采取行动的勇气，因为很多时候不确定性才是最大的挑战，真正的智慧，就是一种审慎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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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告别》那本书的英文书名叫 Being Mortal，Mortal 意思就是“凡人”——相对神而存在的我们，译者彭小华说自己曾经想翻译成“身为凡人”“凡人有死”，但最后她说担心中文读者对“死”有忌讳，于是最终的书名版本不妨理解成“残阳依旧好”，给人一种遐想和指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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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实，什么时候我们能好好面对“凡人有死”这四个字，我们才算是真正对自己的生命，做最好的告别。
参考文献：
《最好的告别》，[美] 阿图·葛文德
《生死有时：美国医院如何形塑死亡》，[美]莎伦·考夫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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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都是通过哪些事情理解死亡的？
作者／易生舟
编辑 ／ Svet
排版 ／Cancri
NOW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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