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书荐 | 尼古拉斯·卡尔：数字乌托邦中，人类如何避免沦为技术奴役
当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词汇“遍地开花”，人们裹挟在不断发展的技术浪潮中，乐观憧憬着“科技让生活更美好”。但这样的愿景是否能真正实现呢？人类与技术的关系又会如何变化呢？
“如果你想让人工智能超过人类智能，有两种方法可供选择：让机器变聪明或让人类变蠢。”
本期全媒派（ID：quanmeipai）奉上尼古拉斯·卡尔的《数字乌托邦：一部数字时代的尖锐反思史》，与你分享这位互联网、新科技时代最清醒思想家十年来对于科技和人类关系的思考。
乌托邦还是反乌托邦？
科技至上？民主平等？我们在乌托邦与反乌托邦之间辗转。
“科技信仰”的乐土
20世纪90年代，随着第一款浏览器的发布，网络的大门轰然打开。各路“拓荒者”们逐渐聚集到这片无边无际、没有束缚的新大陆，不断开疆扩土。
商业互联网泡沫后，技术发展一度陷入低迷状态。直至2005年网络2.0时代的到来，才使得互联网迎来了高速发展的新纪元。《连线》（Wired）杂志在当年的一则封面故事中写道：在千禧年信徒的言语中充满了对网络2.0的渴望，“看，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时代，这个时代不是由上帝的慈悲照亮的，而是由电力和网络驱动照亮的。”这将是我们人类自己创造的极乐天堂，由用户自己组装，历史的数据库将被清除，人类将重新开始。“你和我都非常幸运，恰逢其时”。
MySpace（聚友网）、Flickr（雅虎网络相册）、LinkedIn（领英）以及2012 年上市的Facebook等科技企业重新将人们的视线和资本拉回硅谷，极客们又一次暴富。那时的人们认为：刚兴盛起来的社交网络、快速膨胀的博客圈以及无时无刻不在的维基百科代表了又一次淘金热，这样的变革将彻底改变整个社会形态。人们坚信新的时代正在降临，黎明之光就像哈德孙河画派的画风一样，阳光明媚。
“在美国本土成长起来的最伟大宗教，既不是摩门大教堂，也不是山达基教会，而是科技。”很多人将科技视为一种宗教信仰。约翰·阿道弗斯·艾茨勒在《触手可及的天堂》（The Paradise within the Reach of All Men）的书中提到，只要推动一些机械装置运行，美利坚就会变成人间新伊甸园。“在那里将有数不尽的物质财富，每天都有各种盛宴、聚会、快乐以及富有教益的培训。除此之外，还有各种数不尽的水果蔬菜。”
类似的预言和幻想充斥在19世纪、20世纪幻想家的脑海中， “在这些人关于科技帝国的愿景中，我们能够发现真正的美国式崇高。我们可以像杰斐逊一样拥抱大地，也可以像梭罗一样回归自然。但是最终我们选择相信爱迪生、福特、盖茨和扎克伯格，是这些技术专家在引领我们前进。”评论家、历史学家佩里·米勒曾评论到。
网络空间由虚无缥缈的符号构成，从一开始就戴着神秘的面纱，似乎也只有这样一个无边无际的巨大空间，才能承载美国人对于精神探索的渴望。加州州立大学的哲学家迈克尔·海姆在1991年写道：“除了用信息创造一个真实的虚拟世界外，还有其他什么更好的办法来模仿超越上帝的知识吗？”
这种心灵启示录至今经久不衰，科技天堂一直在遥远的地平线上若隐若现，甚至连投资者也对充满了乐观氛围的未来主义兴趣浓厚。2014年天使投资人马克·安德森在Twitter上发布的推文与约翰·阿道弗斯·艾茨勒遥相呼应：“电脑和机器人将会把我们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这是‘历史上首次’人类将有能力完全表达自己的真实本性。我们将成为我们想成为的任何人，以后人类从事的领域将会是文化、艺术、科学、创新、哲学、探索以及冒险。”
科技发展在让人类社会变得更好吗？真的可以构建现实中的伊甸园吗？
“民主平等”的假象
尼古拉斯·卡尔认为，上述关于科技的“乌托邦”的预言虽然描绘了一幅理想图画，但实则在塑造公众的想法，降低了人们对科学技术批判思维的能力。将科技定义为进步，事实上是将重塑文化的权力拱手让给硅谷的企业家和投资人，从而为商业利益服务。
硅谷的科技圈子早已获得了大学精英以及智库理论家的认同。知识分子超越政治立场的局限，不管是兰德“右派”还是马克思“左派”都将计算机网络视为科技解脱的途径。他们声称，虚拟世界向人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人们从现实社会中的公司以及政府的束缚下挣脱出来；它能够让人们无拘无束地发挥自己的自由意志力以及创造力，帮助企业家在市场中寻求财富，帮助志愿者在市场外参与“社会生产”。
法学教授尤查·本科勒在2006年出版的《网络财富》（The Wealth of Networks）中写道：“这种新自由有许多实践优点，可以让个人更好地实践自由意志、提供更好参与的民主平台、培育更具批判性和反思的文化，以及在更加依赖信息的全球经济中，成为一种促进人类发展的机制。”因此尤查认为，将其称为一种革命是完全恰当的。
网络确实会催生许多财富，但这种财富最终将汇集到小部分人手中，而不会惠及大众。“本科勒及其支持者的意图是好的，但却没有意识到网络可能会监控人们的一举一动，并且这些信息最终汇集到一小部分商业公司及其拥有者手中。”卡尔在书中提到。
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斯在晚年发明了一个新词——“无罪欺骗”，意为有些谎言或者半真半假的言论，因为符合当权者的利益或观点，而被当作事实。在经过无数人口口相传之后，原来的假话变成了众所周知的真理。
“这种行为是无辜的，因为大部分传递这些话的人都不是有意的，”加尔布雷斯写道，“同时它的本质还是谎言，因为这是在为特权利益服务。”
尼古拉斯·卡尔认为，将计算机网络比作自由引擎，就是一种“无罪欺骗”。虽然互联网能快速有效地接入信息网络，能够极大地便利我们的生活，但卡尔不赞成人们对网络的过度期待和盲目乐观，认为应通过不断地反思从而打破笼罩在互联网之上的网络神话。
主导还是被奴役？
技术跃升的今天，我们究竟是主导科技，还是被科技奴役？
人工智能VS人类
当下，技术与人类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密不可分割。搜索引擎通过精准的算法将所需的信息整合推送至屏幕上，社交媒体使建立连接和即时通讯成为可能；智能化应用程序极大地便利了工作与生活……
然而尼古拉斯·卡尔认为，技术在培养忠诚度的同时会桎梏我们的思维、窥探我们的隐私。即使意识到技术的负面作用，但人们却因深度的依赖而逐渐被技术所奴役。他强烈呼吁大家重新审视自身与技术的关系。
在《数字乌托邦：一部数字时代的尖锐反思史》一书中，他提到了俄罗斯一个诈骗团伙曾使用一款名叫“网络情人”的人工智能产品行骗的例子。‘网络情人’的智能水平相当高，与人类对话也十分流畅，让人几乎无法分辨这到底是程序还是真人，”一位安全研究专家在其报告中说道，“这个程序还能够在半个小时之内成功匹配并与10个男人调情。”
有研究表明，当人们“性致”高涨时，智商就会急剧下降。卡尔在评论时说道：“如果你想让人工智能超过人类智能，有两种方法可供选择：让机器变聪明或让人类变蠢。从以上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第二种方法更有效。”
虽然“消除人为错误最好的方式是让人类消失”，但卡尔认为：无论这种想法多么新潮，本身就是错误的。“我们解放自己的愿望是建立在谬论之上的，因为我们否认了自己的天赋，也夸大了电脑的能力。”
电脑接管人的工作之后，人们便转移了对专业领域的注意力、失去了对专业技能的掌控力。等到电脑无法运转时，人们才会意识到自身已无能为力。近些年空难频发，联邦航空局认为，过度依赖自动驾驶仪已经成为空难发生的主要因素，因此敦促航空公司让飞行员多进行手动操作。也有相关研究明表，让飞行更安全的最佳方式是让计算机少承担责任，并将责任移交给飞行员。当人和机器一起工作时，更大程度的自动化并不总是好的。
“我们不应将计算机视为我们的替代品，而要把它看作我们的伙伴，实现计算机和人类的能力互补。”若自动化软件能感知到司机正在犯困，它发出的警报就能够防止事故的发生；若诊断性程序能够给医生发送宝贵的信息，就能让病人获得更好的治疗。
卡尔认为：软件能处理日常琐事，帮助人们避免一些错误，但是无法企及人类的常识以及思想的高度。如果人们不再参与高难度的工作，那将会失去人类特有的洞察力和灵感。
虚拟VS现实
“计算机已经不再是计算的工具那么简单了。”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的书中写道。“硅谷人”在出售软件、技术的同时，实则是在输出一种基于美国传统的科技乌托邦精神意识形态，只不过是以一种数字化的形式存在。在卡尔看来，“硅谷人”们致力于通过建构虚拟世界来解决现实问题，意图用电脑代码重新编程来救赎整个社会。“这个新的伊甸园不再是由原子构成，而是由比特构成。”
当现实社会矛盾冲突不断，无法再掌控世界的人类渴望通过虚拟世界实现重生，而计算机就是对现实事物重新编码的最好工具。“人们倾向于把这种行为和想法当作是史诗性的，是对权力独裁的挑战，但事实并非如此。”卡尔认为，持续不断的技术输出是焦虑的产物，实则只是为人类提供了逃离现实的避难所。
在虚拟的世界里，所有事物都能够被预料，且以更加温和的形式呈现。“因为可掌控，所以也比现实世界更加安全。”
作为敢于捕捉“反潮流”趋势的先锋科技思想家，尼古拉斯·卡尔在《数字乌托邦：一部数字时代的尖锐反思史》一书中向我们指出了夺回主动权的出路：放慢追求科技的脚步、减少使用智能设备、认真调动大脑思考，以便重新审视人类与技术的关系。
注：本文整合自《数字乌托邦：一部数字时代的尖锐反思史》前言和书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