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建白院士：科学家与学术期刊应建立良好的合作互动关系

2020年是《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创刊70周年，我们特别策划了“我与《中国科学》/《科学通报》”系列访谈，邀请曾经关心指导或亲身参与“两刊”编辑出版工作的管理者、科学家、作者和读者等回顾期刊发展历史，同时展望未来，提出期望和要求。

使命历久弥坚，同心砥砺前行，“两刊”将以70年作为新起点，继往开来，实现更大飞跃。

夏建白院士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夏建白院士1939年生于上海，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200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他于国际上首先提出了量子球空穴态的张量模型等，是我国半导体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夏先生早年曾在《中国科学》发表重要研究成果，并于2008~2014年间担任《科学通报》主编，见证了刊物在新时期的发展。在2020年《中国科学》《科学通报》（简称“两刊”）创刊70周年之际，夏先生谈了他学术生涯中与“两刊”的渊源、担任主编的感受以及对“两刊”的期望。

您在“两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什么？

夏建白：我1976年在“两刊”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这篇英文稿件的题目是：“The Effect of Elliptical Cross-Section of a Plasma Torus on the Collisionless Trapped-Particle Instability”，也就是从理论上研究托卡马克装置磁约束室的椭圆截面对带电粒子磁约束的效应。这个题目现在（45年后）看起来还很先进。因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托卡马克装置在英国建造，有可能实现“点火”，解决世界能源的大问题。

是什么契机让您从事这个方面工作的？当时研究环境怎么样？

夏建白：要问我们怎么想到要研究这个问题，要从当时我已经从北大调到二机部西南585所（在四川乐山），从事等离子体物理和受控热核反应研究说起。我们当时在山沟里，与世隔绝，怎么能从事这么“先进”的研究呢？原因就是“文化大革命”中，大部分大学和部分研究机构工作都停滞了，但是国家还保留了一部分国防研究机构，让科研人员专心从事研究工作，其中就包括二机部的九院、585所，还有核潜艇研究所等等。当时我刚从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来到这山沟里。虽然生活条件苦一点，但是研究环境特让人舒心。文献都具备，只是都是影印的。简单的打卡计算机也有，如果需要大计算机，我们就出差到北京大学做计算。

当时您向“两刊”投稿和发表的经历是怎样的？

夏建白：1975年邓小平复出后，美国的一些华人科学家纷纷到中国来，看看中国科学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做了些什么研究？当时马里兰大学的华人教授、等离子体物理专家吴京生先生来到585所，看到我们做的椭圆截面对托卡马克环等离子体不稳定性效应的工作，大为惊讶——想不到我们在山沟里，不与国际学术界接触，也能做出这样高水平的文章。他把这篇文章推荐给了北京的《科学通报》。稿件最终发表于Scientia Sinica [《中国科学》, Vol. 19, No. 5, 1976]，作者署名是Ting，Xia（丁厚昌、夏建白）。丁厚昌先生是老一辈物理学家，当时的研究室主任。后来吴京生先生差不多每年都回中国一趟，与585所、北京大学、物理所的科学家一起写论文，“Generalized Lower-hybrid-drift Instability"，发表于Phys. Fluids [22, 1737 (1979)]，作者有夏建白、邱孝明（西南585所）、夏蒙芬（北京大学）、周R. L.（科学院物理所）、吴京生。

此外，还有一篇文章：“一维量子波导中的Rashba电子输运”（中英文），分别发表在《中国科学》G辑[9, 1266 (2009)]，以及SCIENCE CHINA Physics [53, 16 (2010)]。作者是刘端阳、夏建白和张亚中。刘端阳是我的学生，这是他毕业论文的第一篇，因为题目比较新颖，国际上没人做过，就先在中国刊物上发表。后来国际上有较大反响，又连续在国际刊物上发表了几篇文章。新加坡的Pan Stanford出版社让我们就“量子波导”理论写一本系统的书，于是我和刘端阳，还有我的另一位学生盛卫东（现为复旦大学教授）一起写了《Quantum Waveguide in Microcircuits》一书，由Pan Stanford出版社出版，因为有销路，连续两年都收到稿费。

1979年我调到科学院半导体所以后，又回到半导体专业。开始只是向《半导体学报》投稿。后来出国（瑞士、意大利）工作了两年，胆子慢慢大了，就开始向国际刊物，如：Phys. Rev. B 投稿。当时学术界的风气还是很好的，大家看文章的水平都是看内容，不太在意它发表在什么刊物上。后来国际出版商的“影响因子”深刻影响到中国的科研评价体系，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科学家进行独立思考、创造性地从事科学研究。

后来您是如何成为《科学通报》主编的？对主编工作如何看待？

夏建白：大约在2008年，当时朱作言院士负责《科学通报》和《中国科学》的工作，有一天他问我，愿不愿当《科学通报》主编？当时《科学通报》正处于低谷，面临很大的压力。我当时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出版委员会委员，没有什么社会工作，就接下来了。

我从没当过主编，没任何经验，就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唯一的目标就是把《科学通报》办成中国水平最高的学术刊物。另外我不认为当主编是“当官”，我想办实事。我每个月召开一次编辑部例会，集中讨论和解决有关问题，和编辑们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我的相册有一组照片是编辑部全体同志为我过生日，头上戴了生日帽，切着蛋糕，现在看了还很感动。

您当时对刊物的定位是怎样的？采取了哪些办刊措施呢？

夏建白：我做主编时常做的工作就是看报纸，找最新的成果，然后给作者发E-mail，请他给《科学通报》写稿，效果虽然不大但还是有用的，从中发掘和认识了不少新人。比如近来新当选院士的东南大学崔铁军、物理领域的龙桂鲁教授等。在我任期6年内，《科学通报》的影响因子从0.683提高到了1.789。

办学术刊物最关键的是不要有功利目的。理论上讲唯一的目的是让最好的文章、最能代表中国学术水平的文章发表在《科学通报》上。影响因子的大幅快速提升是一件喜事，但是事情总有两个方面，如果一味追求影响因子，往往就会走偏，脱离了原来的方向和目标。

近几年“两刊”取得了一些进步，但仍有很多不足。您觉得可以从哪些方面努力？

夏建白：“两刊”近几年发展很快，这是出版社领导、编委会和全体编辑同志共同努力的结果，可喜可贺。

与其他国际同类刊物比较，国内刊物、包括《科学通报》，都缺少优秀的原创性论文。我认为《科学通报》首先可以重点发表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论文，如地质、考古等领域的成果；另外，关注中国自己独创的高科技领域，如航天、海洋、运输、计算机、人工智能等等，再慢慢扩展到整个科学技术领域。

我认为科学家与学术期刊之间应该建立良好的合作互动关系，彼此间相互信任。编辑在处理作者稿件的过程中可以和他们建立良好的朋友关系，作者以后一定会将有更高水准的文章再投给这本刊物，成为“回头客”。

您可以为“两刊”发展提一些建议吗？

夏建白：我认为要加强审稿人和约稿人环节。审稿人对提高刊物的质量有很大关系，要建立审稿人档案，有的审稿人名气很大，但审稿不认真。如果多次审稿不负责任，则取消审稿人资格。特别要重视那些有独立思考的、不盲目跟风的审稿人，这样才不会把好的、开创性的、开始又不引人注意的稿件丢失。以前我当主编时当过约稿人，有一定效果。约稿还是需要的，明珠还是要被发现。建议每个学科都设一名或几名约稿人，注意每个科学的最新进展，随时向优秀作者约稿。如果约稿成功，可以给一定报酬。

《关于深化改革  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给中国期刊定出了明确的发展时间表：到2035年，我国科技期刊综合实力跃居世界第一方阵。您认为要实现这一目标，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这是一个老问题，涉及科研评价体系问题。现在情况有所改观，各方都呼吁要反“唯影响因子”论。从期刊自身的角度，要加强编辑部的力量和水平，特别是要有一个好主编。高福院士现在负责《科学通报》中文版，是一个认真负责的主编。任命主编不能只看名气，要看他在主编的工作上花多大力气。

2020年是“两刊”创刊70周年，您对“两刊”有哪些期望和寄语？ 

首先祝贺“两刊”创刊70周年。当前形势虽然严峻，但也是机遇。我们要搞好自己的科学研究事业，也一定能让中国自主创新的科学和技术成果更多地发表在自己的刊物上。祝“两刊”越办越好，更上一层楼，尽快进入世界科技期刊第一方阵。

“我与《中国科学》/《科学通报》”系列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