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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恩哥院士:我与Science Bulletin

邹文娟, 安瑞 中国科学杂志社 2022-06-18

2020年是《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创刊70周年,我们特别策划了“我与《中国科学》/《科学通报》”系列访谈,邀请曾经关心指导或亲身参与“两刊”编辑出版工作的管理者、科学家、作者和读者等回顾期刊发展历史,同时展望未来,提出期望和要求。


使命历久弥坚,同心砥砺前行,“两刊”将以70年作为新起点,继往开来,实现更大飞跃。


王恩哥院士


王恩哥,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广东省松山湖材料实验室理事长。1999-2017年曾任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主要从事凝聚态物理研究,在纳米新材料探索及其物性、原子尺度上的表面生长动力学以及受限条件下水的全量子化复杂形态等方面做出了具有重要影响的研究工作。2018年起担任Science Bulletin(《科学通报》英文版)主编。

2020年,《中国科学》《科学通报》(以下简称“两刊”)迎来创刊70周年,《中国科学》杂志社专访王恩哥院士,分享他与科技期刊的故事以及办刊心得感悟。

您在“两刊”发表文章,印象深刻的是哪一篇?后来,您是如何成为《科学通报》英文版Science Bulletin 主编的?

王恩哥:2017年下半年,我作为作者之一,与几个合作研究团队在Science Bulletin 上发表了1篇比较重要的研究论文,我们发展了一种新的实验方法,成功实现了大尺寸石墨烯单晶的制备。文章出版之后引起了同行的广泛关注。不久,“两刊”总主编朱作言先生找到我,建议我考虑接任Science Bulletin 主编。虽然我对这本学术期刊并不太陌生,但能否担此重任,心中并没有把握。

我认真学习了Nature (1869年创刊)、《科学通报》(1950年创刊)、《科学通报》(外文版) (1966创刊)、Science Bulletin (2015更名)首卷上的文章,试图找到一些感觉。

创刊于1869年11月4日的Nature 第一期,除了刊载大量书的广告和各地学术活动的新闻报道外,可能是由于周刊篇幅所限(A weekly illustrated journal of science),只发表了不到10篇研究性文章,包括分领域的研究简报。Nature 从创刊起距今已有150年的历史,其出版形式和学术论文的内容大体符合所处时代的标准,没有太多改变。这让我回忆起印象深刻的一段往事。

王恩哥向Anthony J. Leggett教授介绍Nature 第一卷第一期原版文章

2010年我第一次在北大物理学院图书室看到印刷的Nature 首卷原版。当时我作为北大物理学院院长,正在准备接待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诺贝尔奖获得者安东尼·莱格特(Anthony J. Leggett)教授。在安排访问日程的时候,我很惊喜地发现了珍藏在物理学院图书室的Nature 首卷——这是从燕京大学时期保存下来的。莱格特教授也是第一次看到出版于1869年11月4日的首期Nature,我们都非常兴奋,一起仔细翻看了这本当年出版的英文杂志。让我们尤其感到吃惊的是,Nature 能够一直基本保持着150年前的定位及风格,这也让我深刻感受到了一本学术期刊的巨大价值和影响。那次接待后,我在物理学院拨了一笔专款,用于修缮和保护馆藏的这些孤本。

创刊于1950年的《科学通报》第一期共发表了20多篇文章,没有原创性研究论文,主要是中国科学院工作概况和一些研究所的“科学工作报道”,以及“科学界动态”、“科学简讯”等。郭沫若先生在发刊词中对《科学通报》的定位是“接近于普及工作”,这与现今办刊的定位已经大不相同了。再比较稍晚些创刊的《科学通报》(外文版)和2015年更名后的Science Bulletin,第一期内容变化不大,所不同的是前者与中文版《科学通报》有一些文章是对照翻译发表的,而后者则是完全分开办刊了。这也说明,70年来,《科学通报》一直在不断改革和实践中努力寻找自己的发展方向。

接任Science Bulletin 主编之后,您主要做了哪些改革?

王恩哥:我接手Science Bulletin 的主编后,做了几件事。一是学科建设方面。我把医学从原来的生物医学联合的学科中分离出来,目的是希望能够吸引一些好的临床医学方面的论文。所以期刊现在大致分成了物理学与天文学、材料、化学、工程、地学、生命、医学这七大版块;二是组建了一个务实的编委会。除了物理学与天文学学科我本人负责外,其他几个学科又分别聘请了六位专业背景强、同时热心办刊的执行主编,并请他们组建了各自分学科的编委会。每年年初我们都组织一次全体编委会会议,总结上一年的工作,讨论下一年的发展计划和目标。定期召开全体编委会会议,我感觉不仅使学科之间增进了相互学习和了解,同时也进一步增强了编委的责任感。另外2019年,我们特别设立了青年工作委员会,旨在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期刊的办刊工作中。在最近一次编委会议上,我和年轻的编委们说,“大家是未来的希望,一定要好好担负起责任,将来才能要挑起大梁。我相信到Science Bulletin 创刊100年的时候,你们回忆起来感觉一定会和今天不一样。那个时候你们一定会很骄傲,因为你们在期刊发展的关键时期做出了自己重要的贡献。”

对于未来,您对Science Bulletin 这本期刊有什么期许?

王恩哥:今天,得益于中国科技水平的快速发展,已经出现了不少高水平的英文学术刊物。但它们多是集中在某个相对较窄的专业领域,能够像Science Bulletin 这样覆盖了几乎整个自然科学与工程领域的英文版中国刊物还很少见。而综合性期刊更能体现一个国家的科技期刊发展水平,我们必须抓住机遇,将这本历史厚重的中国英文版科技期刊发扬光大,使之立足于国际综合性期刊前列,履行其为中国乃至世界的科学家打造一个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平台的使命。

我相信一本好的学术期刊应该从创刊起就有明确的定位,并在办刊中形成自己的风格。今天的Science Bulletin 就始终坚持着这一点,这也是她不断进步的原因。从读者、作者到主编,我为能够服务Science Bulletin 而深感荣幸。希望Science Bulletin 尊重科学发展的规律,尊重科学家的价值,发表更多更好的学术文章,为早日实现科技强国的梦想添砖加瓦!



“我与《中国科学》/《科学通报》”系列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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