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图片来自俄裔美籍摄影师黛安娜·马克西恩（Diana Markosian，1989-）的摄影项目“圣塔芭芭拉”（Santa Barbara），讲述了孩提时代随母亲离开生父前往美国的故事
Feminism, the Family and the New Multi-Mediated Maternalism作者：安吉拉·麦克罗比（Angela McRobbie，伦敦大学金匠学院媒介、传播与文化研究系）来源：Femi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Resilience: Essays on Gender, Media and the End of Welfare (2020, Cambridge: Polity)第一章，初版引用McRobbie, Angela. 2013. Feminism, the Family and the New 'Mediated' Maternalism. New Formations, 80, pp. 119-137.
本文追溯一条从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发展脉络。我认为，无处不在的中产阶级、职业妻子和母亲的形象一定程度上实现和体现着这条脉络。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把“中产阶级”（“middle class”）置于新自由主义的核心，而我将在此基础上叠加“性别”（gender）和“母性”（maternity）两个范畴。一种新出现的母职（motherhood，或“母亲身份”）形象不仅取代，而且开始瓦解长期的政治关系。在“二战”之后的英国，母职形象曾经把社会民主（social democracy）与母性联系在一起，同时为政治右翼提供了一套更新、更现代的脚本，使其能够在关于家庭生活的辩论中占上锋。我的分析局限于当代英国，但也会提及美国的大众文化和美国的自由女性主义（liberal feminism），毕竟这些都为英国的新自由主义议程在处理母性和家庭生活的方式上提供了诸多指导。这个议程与现在已经过时的保守主义“家庭价值观”口号截然不同。右翼报纸《每日邮报》（Daily Mail）的“Femail”栏目强有力地倡导一种富有的、女性化的母性风格。这种积极的（“永远在去健身房的路上”）、性自信的母职观念是“前母性”的延伸，代表雄心勃勃、富有抱负的年轻职业女性或“顶尖女孩”。她们与卑微、邋遢、依赖福利的单身母亲形象（比如“福利妈妈”，“welfare Mom”）形成对比。只有在学术界的女性主义中，我们才会发现更多对失业单身母亲所面临困难的批判与同情。几十年来，女性主义一直是一种政治形态，与左翼的历史联系比右翼更近，但这种联系现在正在发生变化。只要右翼继续发展并利用女性主义的繁荣，那么他们将从中获得巨大的收益。在英国政府内外，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新兴的女性主义阵营。这个阵营主要由城市中上层女性领导——包括前内阁部长路易丝·门施（Louise Mensch）、特雷莎·梅（Theresa May）、自由民主党议员乔·斯文森（Jo Swinson），以及来自“政策改革”（Policy Reform）等右翼智囊团的一些有影响力的年轻女发言人。这种对女性主义心照不宣的支持源于上世纪70年代美国的自由女性主义，它强调平权，谴责家庭暴力和性暴力，反对残割女性生殖器（FGM）。伴随“福利改革”的理念，女性主义被卷入保守党的新自由主义领域。在这个领域，女性主义的形式是一种不加掩饰的、中产阶级白人女性的形式，甩掉了那些没有特权的女性或不做“奋斗者”（“福利改革”话语中鼓励人们做“奋斗者”）的女性的义务。温迪·布朗（Wendy Brown）的女性主义研究关注自由主义民主的消亡，以及随之而来的、新自由主义的崛起。我希望本研究是她研究的延续，并探讨受新工党影响的年轻精英女性主体，发展南希·弗雷泽（Nancy Frazer）所谓“女性主义共谋”（“feminist complicity”）的激烈观点。如今，女性主义出人意料地恢复了它的地位，毕竟作为进步主义的社会政治利益组合，右、中、左阵营的人都可以有效利用“女性”（woman）这个范畴，而在过去，这种联系是被回避的。“保守女性主义”（conservative feminism）这个术语已经不罕见了，它是路易丝·门施在报刊文章、博客和电视中经常使用的词汇，也是英国当代政治文化中一个活跃的话题。女性通过与当代新自由主义相关的一系列特定价值发生关联，从而被赋予新的生命，比如Facebook首席运营官（COO）谢丽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在她的畅销书《挺身而进：女性、工作和领导意志》（Lean In: Women, Work and the Will to Lead）中，毫无顾忌地宣布自己是一名女性主义者。我将在本章的最后一节讨论桑德伯格的书及其意义，但现在我想强调的是，女性主义被接受这件事本身就是新自由主义野心的一个方面，这种影响的广度意味着，女性主义原则不仅成为一种新的常识，而且成为鼓动政治价值的力量。有人会说，左翼和（中）左翼的政党已经向新自由主义议程让步了，因此在英国，工党的现代化议程和政府的紧缩政策之间并没有很大区别——公共部门私有化，诋毁福利制度，认为它产生了无法负担的依赖性，强调自我责任和创业精神，不断倡导稳定的家庭生活形式。我想说，政治气氛里有一些能被察觉的对女性主义的支持。布莱尔（Blair）政府和当时大众文化、大众媒体对女性主义的敌意和排斥已经消退。支持“辛勤工作的家庭”——这是戈登·布朗（Gordon Brown）担任财政大臣期间首次提出的说法，保守党和自由民主党的领导人都保留了这一说法，这一说法包含了对母亲（在家和在职）的更多接触和同情，并促成了今天的“女性主义问题”。这种对女性主义的支持似乎不仅是为确保女性选票而采取的务实行动，也不仅是对网上竞选者和新女性选民的呼声做出的应激反应。相反，它发明了一种以女性为中心的立场，这些立场将确认和加强新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大量的意识形态工作发生在主流政治领域之外，接近文化领域，出现在各种形式的、女性向的大众媒体中。我认为，女性主义根植于美国的自由女性主义传统，新自由主义制度的价值为个人主义、市场和竞争的口号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性别维度，并更新了与社会保守主义相关的、现已过时的“家庭价值观”。“家庭价值观”过时的原因有很多。首先，女性的劳动能力对于后工业经济来说太重要了，任何人都不能倡导妻子/母亲长期呆在家里。此外，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新兴女性主义的刺激下，女性表达了强烈的工作愿望。新的保守女性主义者认为，随着离婚率升高，拥有一份职业不仅为女性提供了收入和独立性，还能减少政府的福利成本。因此，政府支持那些将进入劳动力市场，并留在劳动力市场的女性。在这种情况下，新的“企业”女性主义支持并扩大了当代新自由主义的统治地位。虽然这种观念在面对宗教游说团体、支持反堕胎的个别男性或女性政治家时遇到了一些困难，但都不构成障碍，毕竟选择权、赋权和对“生育计划”（“planned parenthood”）的承诺最重要。这种新自由女性主义的立场和地位与想象中的他者有关，“9·11”之后的世界背景下写作的各路女性主义学者将此称为女性主义的工具化。贾斯比尔·普尔（Jasbir Puar）反思了“同性恋民族主义”（homonationalism，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与LGBT人群之间的耦合）的战略价值，以及同性恋权利的工具化，它们成为西方政府（尤其是美国政府）宣称某种全球进步主义优越性的手段。我在这里感兴趣的是，凭借一些强大的媒体渠道，主流右翼的政党和势力（主要是英国保守党，但也有欧洲的政党，比如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能够利用弱化版本的女性主义来振兴保守派的议程，使其现代化，并且表现出一种对女性更关怀的态度。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先通过萨姆·门德斯（Sam Mendes）导演的电影《革命之路》（Revolutionary Road，2008）来分析家庭价值观和新自由女性主义。然后，我将回顾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有关家庭的一些（第二波）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写作。再然后，我探讨福柯的传统，特别是70年代末的生命政治学（biopolitics）和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的概念。母亲是积极的性主体（通过身体文化表达），也是积极的经济主体（通过劳动），在这个意义上，我提出“视觉媒介治理术”（“visual media governmentality”）的概念，来理解制定和解决诸多观念的监管空间。正是在这里，“成功女性”的基准和界限被确立起来，也正是在这里，“单身母亲”卑微身体所象征的失败成为一种新范式。在这个视觉领域，脆弱性和依赖性被形象地等同于个人的不拘小节、体重超标和衣衫不整。它们是某种绩效指标，象征着不周到的生活规划和温迪·布朗所谓的“管理不善的生活”。为什么要谈《革命之路》？这是一部大众中产阶级口味的电影，主要吸引女性受众，又属于艺术电影类型。电影档期保证了大众女性、中产阶级、可能受过大学教育的观众走进电影院。今天，电影制作和发行的经济环境如此复杂，以至于在电影发行之时，电影通过多种媒介成为非常开放的文化对象。《革命之路》让好莱坞的两位著名影星凯特·温丝莱特（Kate Winslet）和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Leonardo DiCaprio）继《泰坦尼克号》（1997）之后再度荧幕聚首，为观众带来一定程度上性与浪漫的期望。门德斯当时还是温丝莱特的丈夫，他曾导演《美国丽人》（American Beauty，1999），被视为一位有自由主义情怀的导演。
《革命之路》（2008）剧照
《美国丽人》和《革命之路》的演员阵容都很小，就像舞台剧一样。他们面对棘手的情感问题，重点是认识两性政治的地位和影响。如果说《美国丽人》讲述了一个后女性主义异性恋家庭生活的故事，那么《革命之路》则将导演的目光转向了前（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美国。《革命之路》改编自美国作家理查德·耶茨（Richard Yates）1962年出版的一部备受瞩目的小说，反思了从美国白人中产阶级自由女性主义的萌芽时期到当代新自由女性主义的转变过程。这部电影的潜台词是一系列女性主义问题，提醒人们在故事背景那个时期之后发生的事情。与其说它“预测”了女性主义，不如说它说明了为什么当它最终爆发时，美国的自由女性主义是它这样一种形态。因此，它提供了一种内在的叙事，被一种难以言喻的欲望推动，这种动力来自一种即将到来的两性政治。凯特·温丝莱特在一则新闻中说，她在准备这个角色时还专门读了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的著作《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1963）。这部电影的制片人被说服了，并认为女性主义问题可以转化为票房上的成功。虽然这部电影的故事背景设定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却很难唤起人们的怀旧之情。温丝莱特的服装经过精心挑选，既把她限制在前女性主义时期的保守女性气质中，也表明她正在打破传统的界限。她比她的邻居们更都市化、更优雅，她的衣着也体现着“到别处去”的渴望。这是一个发生在战后美国郊区的故事，是风暴爆发前的女性主义阶段，通过女主角的视角，影片描绘了一连串的女性主义关切。艾普尔（April，温丝莱特饰）和弗兰克（Frank，迪卡普里奥饰）夫妇发现自己被困在一种生活方式的囹圄中，这种生活方式带有战后美国白人的所有特征，包括新兴核心家庭一切与性别和性有关的僵化模式。艾普尔在一次当地业余戏剧表演中受到了羞辱，她的演艺梦想破灭了。她还看到丈夫在普通白领工作中得不到满足，因此提议搬到巴黎去。但艾普尔的热情受挫了，因为她必须努力说服丈夫。随后，她的热情被接踵而至的两件事彻底浇灭——她怀上了第三个孩子，想要堕胎，这使弗兰克感到震惊；弗兰克在工作中获得了意外的升职，同时通过享受与另一位女孩通奸的刺激来弥补郊区的无聊生活。随着夫妻关系崩溃，艾普尔与其中一位邻居调情，她们在车里发生了性关系，但在几天后拒绝了他。随后她去产科堕胎，这激怒了她的丈夫，当他承认有了外遇时，她只是愤怒地问他为什么要告诉她。巴黎不再是一个选择，绝望中的艾普尔选择了堕胎，她的子宫破裂，大出血而死。影片结束时，弗兰克搬到了纽约，看着他的孩子们在公园里玩耍，而郊区的邻居们则对他们评头论足，说他们从未真正融入其中。那个年代的人们还不太容易获得节育措施，更不用说安全堕胎了。当时，雄心勃勃的女性当上母亲后，很少再能够通过事业来实现自己。这部影片展示了家庭生活和母职的“幽闭恐惧症”，是即将到来的60年代中期女性运动（或革命）的诱因。它囊括了一系列即将来临的女性主义议题。当艾普尔与邻居调情时，女性性快感的问题得到了探讨——虽然性行为本身只持续了一会儿，一旦完成，就结束了。艾普尔也没有表现出对她孩子有任何重要的感情，母性只是她不经意间发生的事情。总的来说，这部电影隐晦地提出了支持离婚的证据。这个故事觉得，女性的心理健康和幸福可能取决于是否能够离开婚姻，获得独立（“一个人生活”）。在英美社会的受众接受层面，这部电影出现的时机很重要。这部电影迎合了人们对婚姻破裂和家庭生活不稳定的焦虑。它为中产阶级观介绍了女性主义议题，这个群体原本不习惯看到饱含愤怒的两性政治进入当代电影。无论如何，我认为，这部电影标志着大众电影文化中的一个争议点。在过去十多年的大众电影文化里，人们都在为婚礼喝彩，诙谐地表达年轻女性对错过婚姻、没生孩子的遗憾，或者觉得“自己总当伴娘，反正不是新娘”。这部电影提醒人们，自由女性主义对当代西方女性的自由颇有贡献。通过艾普尔的叙述，影片似乎预示着“革命性”的变化就在眼前。影片把进步主义的理念灌输给观众——不能再回到已婚妇女困在家里，整天只带孩子、做家务的时代了。故事倚赖一种线性的进步模式，支持个体解放，有一种深刻的白人自由女性主义的“感情结构”。同时，凯特·温丝莱特在角色内外都为当今年轻的中产阶级女性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认同点——她美丽而成功，散发着热情和独立女性的光环。截至目前，我认为，当代新自由主义为了使自己更深入地变成一种新常识，与自由女性主义建立了一种共生关系，将职权范围扩大到支持工作的、已婚的、几乎完全是白人的异性恋母亲。我还指出，在这一霸权的建立过程中，中产阶级的专业（professional）母亲被赋予了重要的角色。但“她们”到底是谁？我们可以看看重要政治家的妻子，比如萨曼莎·卡梅伦（Samantha Cameron）和米莉亚·克莱格（Miriam Clegg）的公众形象管理模式。我们还可以将Facebook的首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列入这个“女强人”名单。这些母亲——无论是暂时从事业中休假，还是“兼顾”工作，都以专业的态度践行着母职，承担责任，并掌握了确保孩子稳定成长所需的所有技能。事实上，她们被要求成为政治文化中的“模范妈妈”，扭转家庭破裂，鼓励更好、更有效的亲子关系。最准确体现这种中产阶级专业母亲的例子是“mumsnet”这个网站，这个网站在女性中游说这些观念。我们在大众媒体和小报上不难看到这种母性公民模式的反面，比如一个单身母亲，她有几个孩子，父亲是不同的男人，依靠福利住在公共住房里，从不注意身体形象，所有这些在今天的道德世界中都意味着无能、滥交和不当的养育。《每日邮报》再次带头揭批这些坏母亲，证明她们欺骗福利制度，或是带着有犯罪记录的孩子过活，从来没有正经工作，也没有人为孩子树立可靠父亲的形象。2013年7月，《每日邮报》委托受人尊敬的英国亚裔作家兼主播亚斯敏·阿里巴伊-布朗（Yasmin Alibhai-Brown）在一个被她记者轻蔑地描述为“男人沙漠”的社区呆了一天，这里似乎有很多单身母亲，其中很多是黑人。这样的文章离不开那些看起来不守规矩的孩子和看起来疲惫不堪的母亲的照片，正如贝弗莉·斯格吉斯（Beverley Skeggs）所言，这样的外表已经成为不受尊重和道德上有缺陷的女性的同义词。这种信息、宣传和新闻的整体视野存在于社会和政治事务的框架中，往往被娱乐和名人文化世界覆盖。因此，我们这个时代最紧迫的社会问题（如“福利改革”）被包裹在过去被称为 “小道消息”的八卦中，按照霍加特（Hoggart）的说法，这些文本的阅读风格是专门为广大女性读者设计的。在这个或模范或可耻的母性新世界中，我们看不到坚韧的工人阶级母亲形象，也就是霍加特和再之前D.H.劳伦斯（D. H. Lawrence）所描述的那种社会中坚力量。工人阶级母亲的声音和形象在公共领域消失了，别忘了这样的形象曾经在左翼思想以及文学、戏剧和电影中被赋予过尊重和尊严。这种变化在这个不断变化的政治世界中很有启发——社会民主正在衰退，福利被广泛嘲笑为浪费，政治、媒体或公共政策领域中愿意在原则上捍卫这些女性的声音越来越少。为了进一步解读这种转变的严酷性，我们需要反思激进政治、社会民主政治与女性主义之间的历史关系，尤其是母性的议题。因为正是这一系列相互交织的政治力量被美国克林顿（Clinton）政府开创的新右翼、中右翼和中左翼的崛起所打倒和掩盖，并在布莱尔时代的“第三条道路”（The Third Way）中得到了巩固。事实上，我们不能低估布莱尔政府拆解旧工党的热情，包括对女性主义的轻蔑否定和对劳工历史价值地位的诋毁。当然，女性主义与工党的关系并不像以前那样舒适和谐。工党与议会外的左翼之间分裂了，后者主要是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这些事都有据可查。大多数关于女性主义和家庭的写作都来自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学术传统，包括伊丽莎白·威尔逊（Elizabeth Wilson）、米歇尔·巴雷特（Michele Barrett）和玛丽·麦金托什（Mary McIntosh）的著作，还有丹尼斯·莱利（Denise Riley）的历史写作。这些作家学者中没有一个与工党有直接联系。许多人激烈批评社会民主的改革主义，然而这种鸿沟并不是绝对的，到了80年代中期，一些马克思主义团体已经解散，并纷纷加入工党。至于英国共产党，包括著名的女性主义记者贝亚·坎贝尔（Bea Campbell），都与工党内部的知名人士共享政治平台，当工党转向拥抱更主流的欧洲共产主义时，这种交集就更明显了。工党的英雄岁月是“二战”后，几十年来，工党内外众多活动家和运动家致力于提高家庭的生活水平，发现那些经济困难的家庭。正是工党内的女性游说确保儿童福利可以直接支付给母亲，并努力争取建立学前教育，尤其在低收入社区。多年来，“儿童贫困行动小组”（The Child Poverty Action Group）一直很有影响力，一段时间内曾由备受赞誉的女性主义学者和运动家露丝·李斯特（Ruth Lister）领导，积极参与保护贫穷的单身母亲（尽管在确保高质量的全日制托儿所方面存在困难）。布莱尔的现代化时期形成了一种势头，使这种女性主义政策工作被边缘化、被贬损、被视为过时的事物。这样一来，除了“妇女预算小组”（Women’s Budget Group）和“性别主流化”的平台外，女性的声音被压制，被或多或少地忽视了。尽管从2008年开始出现了新的网络女性主义运动者和活动家，但他们几乎没有保护贫困妇女免受福利削减的影响。这些网上组织也没有解决社会对贫穷单身母亲的不赞成和不认可，或挑战流行媒体对母职的美化。这些媒体只关注超级富豪和名人，但他们可以请很多保姆。早年，英国还是一个福利制国家的时候，妇女、儿童的权利和福利具有决定性地位。但这种模式也提醒我们，那时的社会保障体系以白人男性养家糊口（breadwinner）模式为前提。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这种模式才受到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的挑战，这些人主张女性充分参加劳动，使劳动成为获得并保持经济独立性的一种手段。紧接着，儿童保育问题突然出现在人们面前。这一时期的三个关键文本正好反映了学界对这个问题的辩论——伊丽莎白·威尔逊的《妇女与福利国家》（Women and the Welfare State，1975）、米歇尔·巴雷特和玛丽·麦金托什的《反社会家庭》（The Anti-Social Family，1982）、丹尼丝·莱利（Denise Riley）的《托儿所的战争》（War in the Nursery，1986）。
全日制的伊丽莎白·兰斯伯里托儿所（Elizabeth Lansbury Nursery School），伦敦，1951年
莱利丰富的历史文献描绘了在医学专家、心理分析师及其他专业人士的队伍中，对托儿所的作用进行的激烈辩论，这反过来又引发女性主义者对“社会化儿童保育”的关注（当时也与很多共产主义国家有关）。这种想法在英国不同的女性主义阵营中得到了极大的支持，原因有很多——第一，只有全天候的托儿所才能让女性就业，获得经济独立，追求不间断的事业，从而发挥她们在工作和职业生活中与男性平等的潜力；第二，托儿所的环境对儿童有益，让他们获得社会技能，摆脱与母亲过热的专属情感联系；第三，母职永远是女性的陷阱，因为它是一个令人疲惫、没有回报的角色，是一种没有报酬的奴役。从一开始，建立好的托儿所就是一种社会主义理念。四十多年来，托儿所是女性主义话语和更广泛公共政策讨论的关键特征。工党政府认为托儿所是改善贫困家庭儿童健康和福祉的一种方式，同时也能让女性去工作，从而分担家庭收入来源。虽然伊丽莎白·威尔逊等女性主义者觉得托儿所侵入了工人阶级家庭的生活，但女性主义内部始终支持国家提供托儿所和带薪产假及其相关规定。《反社会家庭》对我们也很有启发，不仅因为这本著作解答了家务和“母性暴政”的压迫性问题，还因为它承认了对女同性恋者的排斥，她们在当时几乎没有生育的可能性，而且还面临着膝下无子的耻辱。这本书阐明了异性恋女性主义的特权及其对母性的拥护，同时米歇尔·巴雷特和玛丽·麦金托什充分认识到，家庭单位在日常生活中无止境延续下去的可能性很大，不太可能消亡。基于这种观点，一些女性主义者退出了极端的反家庭或支持替代性家庭的立场，转而参与支持母亲的运动，尤其支持产假、灵活的工作时间，以及获得负担得起的儿童保育。我强调这条历史轨迹，并不是说它是一条不间断的道路，而是为了强调女性主义与社会民主党政府的积极政策之间存在着鸿沟。不过，鸿沟两侧仍有有一定的联系。社会民主党政府从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支持女性参加工作，同时承认学前儿童保育在社会和经济层面都有好处。自本世纪初伊始，事情发生了变化。女性主义对“母性暴政”的强调已经变得完全不可言喻，好像家务和育儿就是一场苦役。有意思的是，尽管存在各种其他的女性主义行动，然而目前没有一个组织或一场运动来解决日常家务和育儿的压迫性、重复性和疲惫性问题，女性也确实不平等地承担这些日常责任。也许这一切可以归因为后女性主义个体责任与选择的强调。各路社会学家认为，结构性问题应该被转化为个人问题，必须找到私人解决方案。但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福利主义的传统下负担得起的社会化儿童保育（即大规模的托儿所）变得不可想象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认为为婴幼儿提供全日制托儿所是对儿童不利的事（政府成本也难以想象），因此被轻易否定。为了让母亲充分参与劳动力市场，就必须有一个广泛的、运行良好的儿童保育和课后照护计划。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母亲会重新掂量参与有偿劳动的感受。多年来，社会民主和女性政治的联系是英国工党政策的决定性特征之一，它塑造了关于家庭、福利和生育的思维。“工作与生活的平衡”这样平淡无奇的短语取代了曾经持久的辩论，后者切实关心如何在不损害女性工作机会的情况下将母性和工作现实地结合起来。隐含的影响就是性别传统主义（gender traditionalism）的回归，因为女性被敦促在工作中做出妥协，这样才能保持工作和家庭的双重角色，这也意味着，在所有女性主义的讨论中，性别平等和平等分担家务的论点需要让步。很少有女性准备大声疾呼，要求男性在事业或晋升前景上做出妥协，以分担所有的家庭责任，因为这样说只会证实女性主义的反男性立场，而在布莱尔政府执政时期，反男性立场在议会中是不被接受的。总而言之，为了理解当下的新家庭价值观，有必要回顾一下新工党时期，以及以前社会民主和女性主义之间旨在支持母性的历史结盟如何被瓦解和否定。这为今天的福利妖魔化开辟了道路，似乎在暗示，依靠支持或补贴在某种程度上是可耻的行为。因此，家庭需要对自己的生活负责，而不是向国家寻求“施舍”。同时，有一种广泛传播的话语，赞美选择和通过使用保姆来实现儿童保育的私有化。此外，表面上看，赋予男、女同性恋者婚姻权利和为人父母的权利是很重要且公正的事，但大众文化和大众媒体借此进一步巩固了一种封闭的家庭生活理想，削弱了为家庭服务的旧式社会民主制度，比如青年俱乐部、女孩团体和一系列休闲设施（市政游泳池、网球场、图书馆和社区中心等），所有这些都存在于家庭空间之外。女性主义历史学家——比如安娜·达文（Anna Davin）、凯瑟琳·霍尔（Catherine Hall）和利奥诺·达维多（Leonore Davido）已经研究过阶级、种族与性的纠葛，这些纠葛离不开两百多年来的母性政治和家庭生活的政治。研究表明，在维多利亚时期，母亲是“家中的天使”，中产阶级家庭是模范家庭，贤惠母亲是母性公民。今天的女性主义社会学家认为，福柯和受他影响的学者补充了这段女性主义历史，允许从历史中抽离出来，这样就可以在今天找到某些重复的过程，是当代家庭管理模式的核心。要对不守规矩的、过度生育的、女性的、工人阶级的、殖民的身体进行规训，就离不开知识的积累和组织，以及培训专家来管理各种技术，以控制女性的性活动。福柯告诉我们，巨大的国家机器之所以出现，是为了形成一个全体居民的政府，用核心家庭单位来取代野生的、不正常的性行为的扩散（这些都将被审查），因为“父母的卧室”是满足欲望的神圣空间，需要放到优先考虑的地位。法国社会学家雅克·唐泽洛（Jacques Donzelot）在写到19世纪的法国时，遵循了这一论点，展示了新的行政阶级如何与工人阶级女性不守规矩的习惯作斗争。这些女性一方面太容易把自己的孩子丢给国家照顾，但同时她们又给中产阶级的孩子当奶妈，为其提供并不充分、有缺陷的有偿照护。由于担心向未来的统治阶级灌输坏习惯，因此政府采取行动，赋予白人中产阶级母亲新的地位和责任，使她们的角色变得重要，并鼓励与医疗行业建立密切关系。从现在开始，白人中产母亲将负责“种族的未来”。福柯和唐泽洛都没有注意到这些过程中蕴含的帝国主义使命，也没有提请注意白人女性在确保殖民统治过程中的作用。他们也没有提到妇女杂志的历史体裁是这种（殖民主义）教育和指导活动的传播点。女性主义学者应该通过媒体栏目传播的各种技术，研究对白人中产阶级年轻女性的训练作用。在这些版面上，清洁、卫生和家务是关注的焦点，而且根据读者的确切阶级位置，这些关注点被扩展到包括时尚、美容、社交日历、求婚等方面。这种体裁不仅为现代女性杂志和电视节目提供了格式，而且还证明了在这个非正式的家庭和个人教育领域中，“看”和“读”具有核心地位。然而，问题在于，这些形式究竟如何发挥“分界”的作用，划分并监督阶级和种族的界限，审查不合适的知识，并从白人中产阶级读者的目光中剔除不合适的材料。在这里，我们可以指出，编辑是专业管理阶层队伍中不可或缺的人物。编辑既是女性品味和礼仪的典范，也是对监督者。许多历史学家指出，杂志页面中令人陶醉的时尚、布料和家庭制作的乐趣引起了下层阶级的注意，随后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力，使工人阶级女孩和妇女的欲望从关注自己的生活地位转移到模仿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上。这反过来又产生了来自许多不同方向的紧张和焦虑。她们做着那些教给她们、要求她们的事情，比如模仿上层阶级的礼仪和好习惯（尽管只是在某些规定的范围内）。可是，（管理阶层）又会马上担心，这些女性会产生高于自身生活地位的想法，分散她们对工厂车间劳动纪律的注意力。而且，正如卡罗琳·斯蒂德曼（Caroline Steedman）在《一个好女人的风景》（Landscape for a Good Woman，1986）中所展示的那样，这些女性的快乐也创造了对社会进步的渴望和对逃离工人阶级生活的渴望。上世纪70年代中叶，福柯的“生命政治”也把重点放在了做好家务上，后者是30年代德国“秩序自由主义”（Ordoliberals）的一部分。威廉·洛卜克（Wilhelm Röpke）认为，家庭要按照中小企业的方式进行管理。福柯将家庭中孩子的人力资本模式描述为“能力机器”（abilities machine），他认为，这种企业的概念是新自由化计划的核心。
左：劳里·西蒙斯（Laurie Simmons）《腿上的物体》（Objects on Legs，1974）；右：比吉特·尤尔根森（Birgit Jürgenssen）《家庭主妇厨房围裙（Hausfrauen-Küchenschürze，1975）
如果我们以史鉴今，我们会发现，把家庭视为企业的理由和今天“性别再传统化”的理由有异曲同工之处。正如丽萨·阿德金斯（Lisa Adkins）所言，家庭成了一种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在今天，这像一种现代化的团队关系），即使母亲留在家里，父亲外出全职工作。福柯对人力资本的强调使我们能够解释中产阶级生活的新规范，解释这种规范如何针对年轻女性。例如，对婚姻、母职和家庭生活的投资变得更加强烈，并且成功女性的基准。这种观念赋予全职母亲更新、更专业的地位，同时开辟了新兴市场。这种家庭生活的职业化有力地扭转了老一辈女性主义者对家务劳动的谴责，对单调、无休止的育儿工作的谴责，并将家务技能和抚养孩子提升为有价值的、令人愉快的事务。好的“企业式家庭”强化了母性，将母性作为对婴儿和儿童的人力资本的投资模式，同时也反驳在家母亲的任何假定地位损失，将她们的专业技能用于确保孩子不可动摇的中产阶级地位。当然，这里的假设是，留在家里的母亲都有高收入的伴侣，所以可以走出劳动力市场。在新的保守女性主义的主流逻辑中存在一种预期，即这些女性将再就业或成为企业家，原因是当今女性的个人身份和中产阶级地位取决于职业和经济活动，而不仅仅是妻子和母亲的身份。当代新自由主义话语是针对年轻女性的话语，强调为婚姻和母亲做好规划的重要性，这是自由女性主义的一种姿态——找合适的伴侣，把妻子视为平等的另一半，等等。新的“母性—家庭主义”与中产阶级的生活规范密不可分，这反过来又需要谨慎的财务规划和良好的自我管理，以防止家庭破裂，并且随着母职日益专业化，在理想生活方式的基础上为中产阶级地位定下了新的基调——不要依赖国家或福利，即使她不能完全“拥有一切”，也能“尽其所能”当好女主人。在表达做好家务的回报时，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反讽和女性主义的自觉。此外，年轻的母亲现在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沉沦”的危险，她需要花很多时间努力工作，也需要在任何时候保持性吸引力。当代女性气质的这种意义远远超出妇女杂志的页面，因为这些实践的利害关系是国家的问题，却在家庭的新道德经济中进行。随着公共部门瓦解和一系列家庭服务缩减，家庭需要站出来照顾自己，并向子女灌输正确的自我责任感，同时在经济上弥补那些在过去至少由国家承担的费用。和19世纪一样，中产阶级家庭成为一个更加自足的复杂金融单位，需要以贷款、遗赠、赠与和承保的形式建立广泛依赖和义务关系。这也加速了社会两极分化和阶级与种族分裂的进程，损害了那些家庭不能扮演这种承保角色的个体。此外，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的西方社会反思性现代化理论认为，当代的个人化（individualization）是由前几十年广泛的福利主义事业基础（教育、社会服务、公共住房和就业福利）促成的，它使年轻人能够为自己创造生活，远离与“第一现代性”（first modernity）相关的家庭和社区的紧密联系。与此相反，鉴于对当代女性个人规划的关注，职业母亲再次肩负起监管家庭“企业”的责任，成为新的“家中的天使”，履行了唐泽洛所说的19世纪末法国中产阶级母亲的专业角色。还有一种观点在媒体上空回荡——女性主义一代要优先考虑自己的事业，牺牲自己的孩子，把孩子们交给全日制托儿所。不足为奇的是，这里没有提到那些不能不工作的妇女，更不用说大量的单亲家庭，在那里母亲是唯一的养家糊口者。这样的女性几乎没有出现在近几年的公开辩论中。在经济衰退期间强调家庭更对自己负责，更有进取心，更愿意承担成本（在更广泛的社会民主政府时期，这些成本本应由国家承担）。这是新自由主义在家庭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我接下来将论证这种家庭责任化的工作，至少在英国，它离不开女性向的大众媒体和大众文化。我认为，在英国，对于低收入女性来说，工作和就业必须优先于家庭。我将引入“视觉媒介治理术”这个短语。我想把福柯的生命政治模式与性别和媒介的具体维度结合起来，关注空间、凝视、身体、人口和行为与活动的监督。我将首先回到杰奎琳·罗斯（Jacqueline Rose）的精神分析论述——女孩时代（girlhood）获得的女性气质从未完全实现，并且总是会以某种方式从其固定点上转移开来。这一事实反过来说明了广泛的调节机制，以确保规范的女性气质确实得到了实现。罗斯的拉康学说强调了重复观看的过程——女孩必须不断观看那些用来确认她本来不确定的自我感觉的图像。与此同时，我们可以提一下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性别表演（gender performativity）理论。她的理论并不取代或否定罗斯，而是强调性别规范的虚构性，是制度性的社会实践。因此，女性气质是一种看似根本的、普遍的区分，在西方现代性的时间和空间里，这种做法被国家的各种机构和大型媒体公司不断地生产和复制。女孩和妇女杂志说明，女性气质被创造为一个看似独特的独立空间，为女性生活绘制了年表，以周或月的频率重复确认。Instagram、Facebook和《每日邮报》重现并在许多方面取代了传统的女性杂志的形式。现在的媒体实时更新，读者把目光放在迷人的女性名人的照片上，她们要么还在怀孕，要么就是孩子刚出生后展示着她们苗条的身材——“健美的产后身体”。从而，女性观众被邀请进入这种重复观看的模式。这种权力格局在数字时代和社交媒体时代得到了加强，并变得更加复杂。这种影响因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牢牢扎入家庭领域的方式而变得更加复杂——建立舒适的聚合场所，成为一种“日间电视”的政治，侵蚀了公共和私人、政治和娱乐的原有界限。德勒兹（Deleuze）将“传播控制”（“control of communication”）描述为生命政治权力的有力形式。在当代传播空间里，流言八卦和突发新闻混在一起，以至于“趣味效应”常常严重影响和减弱了真正重要的问题。界限被侵蚀，道德变得混乱。政治话语离不开核心人物的外表、年龄或性欲的琐碎评论。同时，老式的、更加匿名和正式的政治参与模式被个性化需求取代了——那些与社会民主的官僚模式，那些幕后追求女性主义政治议程，都被取代了。取而代之的是将一切活动个人化，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冠以名字和面孔，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宣传、追随者和“点赞”或“点踩”。这反过来又需要自我品牌和自我宣传的模式，减少了传统政治活动的公共服务层面。如果一个人想参加公共辩论，那么似乎没有选择，只能将自己投入到娱乐领域。今时今日，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几乎没有哪个方面能免于这种自我宣传的要求。这对近年来出现的、更加品牌化和个人化的女性主义产生了影响，这些女性主义立即被附加到某些名字和职业上。女性主义者大声疾呼，然后马上就能被识别，女性主义演变成了一种严重的命名或签名活动。这就是Facebook首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伯格出版《挺身而进：女性、工作和领导意志》的背景。这本书用“挺身而进”一词来提醒女性，不要在母性的召唤下从心理上脱离工作和职业道路，而是呼吁职场女性将自己定位在领导岗位，这样她们就会被别人注意到。这本书在美国产生了广泛影响，但它其实是上世纪70年代一种女性主义的变体。同样，桑德伯格的TED演讲在YouTube上吸引了超过240万观众。她论述的独特之处在于，她的故事为一种与美国顶级商学院和MBA课程有关的写作类型带来了一种新的女性主义声音，尽管这些机构地位很高，但它们的写作风格却避开了传统的学术研究，转投桑德伯格这种毫无羞耻的风格。
谢丽尔·桑德伯格为她的畅销书建立了网站，形成了一个基于这本书观念的圈子
简单地使用商业世界的词汇来探讨女性如何在工作领域和家庭生活中做得更好，这种做法表明，企业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根本的、无可辩驳的精神核心地位。在过去，几乎所有的女性主义流派（包括自由女性主义）都能找到挑战男性主导的商业世界文化的正当理由，而在桑德伯格的案例中，这一点不再成立。从她的角度来看，女性主义意味着找到更好的方法来适应这种商业文化，而不是试图改变它，就算要变，也要朝着对企业有利的方向去努力，在工作中表现得更好。在这本书中，与桑德伯格共事过的女性（无论她们有多好的资质）都会想到自己生孩子时遇到的困难，她们需要脱产一段时间（尽管在美国几乎不超过几周）。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女性不必要地损害了重新获得职业角色的机会，或丢失了晋升前景，除非有更大的信心和信念，她们才可以以某种方式处理好从工作到母职的过渡。桑德伯格通过描述她自己白手起家的背景以及她为登上顶峰所付出的艰苦努力和长时间的工作，表明她的自由女性主义资质。在生孩子之前，她经常每天在办公室工作超过14个小时，尽管她在做母亲之后也学会了降低工作时间并提高工作效率，但她反复谈到，她给孩子们读完睡前故事后仍然回到笔记本电脑前。她坚持认为，孩子们不会因为有一个努力工作的母亲而受苦，虽然她承认当她见不到孩子的时候会“感到难过”。她还指出，她会尽最大努力及时回家吃晚饭，但她没有提到购物、做饭和打扫卫生的常规工作。对桑德伯格而言，有个“好帮手”是必不可少的事，很幸运，她可以在同一个街区近在咫尺的地方拥有一个大家庭。她建议女性寻找好丈夫，愿意分担家务和照顾孩子，她还建议在婚姻和家庭方面采取“谈判策略”，试图找到将成功的母职和“职场成功”相结合的方法。向这个新自由主义世界中心地带传递的自由女性主义信息是，在生孩子的早期，妇女可以继续在经济上保持活跃，而且非常成功，只要学会“挺身而进”，她们就不会吃亏。书中没有出现“日托”的字眼，更不用说“国家提供的托儿所”了。桑德伯格的语气积极、欢快、令人振奋，是全心全意的女性主义，因为她真诚地希望改善女性的生活。但是，在她的笔下，没有任何描述非精英就业世界的词汇，比如贫困和失业、儿童保育的高成本和低质量、白人中产阶级精英妇女对移民妇女的低薪家务劳动的依赖（其中许多人为了谋生会与自己的孩子分开，因此自己无法提供“高质量的育儿”）。书中完全没有提到女性带薪产假在美国的缺席，也没有提到雇主提供托儿所的必要性。桑德伯格甚至没有提到当地社区或自助的婴幼儿照护，只有一道坚持不懈投入漫长工作的事业阶梯。隐约之中，桑德伯格是在对像她这样的年轻女性说话，她们都在名牌大学上学，有特权，主要来自白人中产阶级。桑德伯格所描述的女性主义也是一种舒适的新自由女性主义，这种政治力量保护和加强女性人口中相对精选的部分，也保护了她们业已存在的特权和社会地位。在她们加入母亲行列的时候，在国家退出和减少公共开支的时候，这种特权和地位尤其突出，因为她们现在承担着比以前更大的道德责任。这是一种根本去政治化的女性主义，其保守性最明显地体现在它对争论和对抗的回避上。它只要求在谈判桌上占有一席之地，但这已经成为新自由女性主义的公众形象。桑德伯格本人从大学时代起就与权力保持密切联系，成为前首席财务主管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的研究助理和亲密朋友。她的叙述虽然洒满了个人的传记细节，但也可以看作是对《革命之路》和贝蒂·弗里丹提出的问题的一种回答。桑德伯格自豪地重拾女性主义一词，当这个词被当作无关紧要或不再需要的东西丢在一边的时候，桑德伯格让它重新在商业世界和家庭中发挥作用，同时也重塑了美国式的自由主义女权主义，使其更加符合企业环境的价值观。维多利亚时代帝国主义母性公民身份的道德高地现在被重塑为生活方式和消费文化，前提是年轻女性做出正确的选择，并在很小的时候就采用正确的人生规划。总的来说，人们试图通过在各种话语中建立价值观，以此巩固一种新的、中产阶级和白人的、生育和家庭生活理想。这些价值观汇聚在一起，成为一种显而易见的“视觉媒体治理术”形式。这也允许保守女性主义的新观念浮出水面，这些观念大量借鉴了过去的自由主义女权主义，以便为新自由主义领导层创造轮廓。女权主义的前提是通过规范的、女性特质的棱镜来维护阶级和种族特权。那些由于历史原因而不具备在功利阶梯上前进的女性受到惩罚，并且惩罚措施被合法化了，也成为现如今被荒废、被剥夺的普遍福利的替代品。新的家庭主义（以及它在社交媒体上对母性的美化）是反女性主义的，因为就公共话语而言，国家资助全日制托儿所的可能性已经消失在地平线，也不再可能按照斯堪的纳维亚社会民主政府几十年前开始的路线提供学前和课后教育。现在我们只能找到的私人解决方案（如住家保姆），但这只适用于极少数已经高飞的企业女性，对她们来说，女性主义只是女性野心的同义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