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某些方面，资本主义的时间性（temporalities）很独特。一般来说，社会生活的时间性是“事件性的”（eventful），不可逆、偶然的、不均匀、不连续、多变。虽然资本主义的社会过程在某些方面是高度事件性的，但资本主义发展的极端抽象性使资本主义的核心过程摆脱了时间的不可逆性，并维持着一种重复性逻辑。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时间性是综合的、矛盾的，同时是静止的、高度事件性的。封面图片：东京新宿，1986年，托马斯·斯特鲁斯（Thomas Struth）
The Temporalities of Capitalism作者：小威廉·休厄尔（William H. Sewell Jr.，芝加哥大学历史系）
引用：Sewell, William H. Jr. (2008). The temporalities of capitalism. Socio - Economic Review, 6 (3), 517-537.
在美国，主流的定量社会科学家喜欢把“时间”（time）视为一种中性的、根据经典物理学设想的网格。在这个网格中，社会过程（social process）由各种变量决定，而这些变量通过一种平滑、可预测、渐进和线性的社会引力相互作用。相反，大多数历史学家理所当然地认可一种事件性的（eventful）时间性（temporalities），认为社会进程是坎坷的，不可预测、不平衡、不连续。尽管历史学家不怎么愿意进行明确的理论论述，但他们对时间性有一种高度复杂而微妙的、隐含的概念化。他们认为时间是决定性的（fateful），不可逆转——因为一旦采取某次重要的行动，一旦经历某次重大的事件，就无法逆转已经发生的事情。历史学家用来构建、分析社会生活时间的决定性（fatefulness）和偶然性（contingency）的概念载体是事件（event）。历史学家认为，社会生活的流动被重大事件打断，被社会行动的复杂性打断，它们以某种方式改变了历史的进程。他们经常谈论历史上的“转折点”或“分水岭”，并花费大量精力将历史划分为不同的时代，这些事件彼此开来。如果事件改变或重构了社会关系，那么时间就是异质性的，不同的历史时代有不同的生活形式和不同的社会动态。时间的异质性意味着因果的异质性。因此，一个特定行为的后果并不是该行为所固有的东西，而是将取决于它所发生的社会世界之性质。这一假设与主流社会科学家的假设完全相反。主流社会科学家的工作模式是发现和应用普遍因果律，这些定律或多或少地被假定为独立于时间和地点的公理。时间的异质性还意味着，要理解或解释社会实践，我们就离不开历史语境。如果不理解语义、技术、惯例（简而言之，逻辑），我们就不可能知道一个行为或话语的含义以及它可能产生的后果，而这些正是行为发生的世界特征。最后，社会生活的时间性是高度复杂的。在任何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迟缓与准时的时间性交织在一起，研究者必须仔细地加以区分。在我之前的研究中，我试图提出一些理论和方法，使我们能够更有效地把握构成社会生活的历史逻辑。本文研究以下问题：事件性的时间性概念如何适用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过去，我曾轻率地宣称，这种概念普遍适用于社会生活。乍一看，没有什么比资本主义更具事件性的了。每天都有新的商业项目出现，企业破产，股票交易所和期货市场剧烈震荡，形成泡沫或泡沫破碎，对冲基金经理瞬间成为亿万富翁，整个行业破产，出现改变整个行业或领域的发明，整个国家的经济要么进入狂热的增长期（比如今天的中国或印度）要么进入衰退期（比如2001年“美元化”崩溃后的阿根廷）。和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一样，我们也看到经济体制或结构发生了重大而不可逆转的变化。其中一些变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比如，工业革命或电子通信的兴起在世界范围内改变了经济生活；另一些则是中观层面（Meso-level）的制度发展，如美国公司的金融控制模式的兴起或战后西德劳工关系中“共同决定”（“codetermination”）的出现。一种基本的、事件性的时间性概念似乎与新兴的社会经济学相一致，后者主张经济植根于社会。做数学研究的主流经济学家认为，人类在任何时期都根据相同的、个人利益的基本计算来运作，因此塑造社会历史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斗争是经济过程的外生因素。相反，社会经济学家认为，经济进程本身受社会历史节奏的影响。例如，他们往往对导致经济制度的出现、变化的背景和偶然因素尤其敏感。我想，我的大多数读者已经相信，背景很重要，金钱利益的计算并不总占上风，自主的制度逻辑往往战胜了明显的“经济规律”，事件重构了现有结构，产生了以前不存在的因果力量。因此，我打算思考资本主义时间性的一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不符合我以前事件性的时间性理论（译注：可以参考休厄尔《历史的逻辑》第三章〈三种时间性：关于事件性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因此也可能对社会经济学的假设提出令人不悦的问题。至少在我看来，资本主义的时间性似乎逃脱了“历史逻辑”。诚然，资本主义的表面不断变化，但这些变化中有一些奇怪的、几乎是不可思议的重复。例如，尽管17世纪以降经济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但1635年至1636年的“郁金香狂热”显然和21世纪的“互联网泡沫”是孪生兄弟。据我所知，17世纪早期之前还不存在这种事，但现在已经成为经济生活的持续特质。
1637年，荷兰发生了世界上最早的泡沫经济事件，史称“郁金香狂热”（Tuplenmanie）。图为批判“郁金香狂热”的宣传手册（1637年）。当时，荷兰从奥斯曼土耳其进口的郁金香引发大众抢购，导致价格疯狂飙升。
投机性泡沫仅仅被视为重复节奏的一种极端表现，这种节奏已成为资本主义的普遍特征，即通常被称为“经济周期”的现象。最重要的是，在19世纪之前，由于气候的波动，收成的好坏交替出现，造成了繁荣期与艰难期的交替。但在整个18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内部的波动开始发展，直到19世纪中期，经济周期本身已经取代了收成，成为就业和生产波动的主要来源。最初，经济周期主要是库存周期，有利的销售条件导致商品生产过剩，价格下跌，信贷紧缩，破产和失业率上升，直到库存清空，需求开始再次上升。到了19世纪中叶，随着工业生产变得越来越重要，库存周期逐渐被投资周期压倒。投资周期的逻辑与库存周期相似。但是，因为对生产能力的投资比对库存的投资规模更大、实现速度更慢，投资周期的波动涵盖时间更长。令人惊讶的是，尽管19世纪50年代或60年代以来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但同样的周期一直持续到现在。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已经学会了通过建立失业保险计划和操纵货币和财政政策来抑制经济周期，但事实证明，经济周期是不可能消失的。这表明，除了企业和行业的诞生与灭亡、技术的变革、越来越复杂的金融工具的发展、国家能力的大幅增强以及经济政策制度的反复转变，资本主义的某种核心机制在一个半世纪以来基本上没有变化。资本主义时间性的这种周期性特性已经被各种政治派别的评论家们广泛评论。危机反复出现的问题是马克思经济分析的核心。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在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期间撰写了一篇文章，当时人们对经济周期的兴趣正处于高峰（不足为奇），他将四种不同时期的经济周期区分开来。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和“世界体系”（world systems）学派声称，他们发现了由地缘政治和经济动力驱动的、持续时间更长（100年或更长）的重叠周期。乔瓦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的《漫长的20世纪》（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追溯了漫长的金融和政治周期，一直追溯到中世纪晚期意大利北部的城邦国家。当然，这整个领域充满了争议。许多主流经济学家对“康德拉季耶夫长波”（Kondratiev wave）理论的存在表示怀疑。一个颇有影响力的学派甚至认为，所谓的经济周期并没有内在的周期性，它们声称，经济周期不是固有的事物，而是对各种外生或随机冲击的反应。
“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理论认为每50年至60年为一经济周期
我无法整理关于经济周期的各种争议性说法。但是，我很难相信周期仅仅是一种视觉错觉。经济波动的重复性在我看来是无可争议的。即使波动基本上是由随机冲击引起的，人们也必须解释为什么对随机冲击的反应遵循这样的规则模式。经济周期带来的问题可以如此表达——尽管资本主义经济具有事件性，甚至是高度事件性的特点，但在流动的中心似乎存在一种循环逻辑，这种逻辑产生了一种连续的、单调的重复模式。这种重复的逻辑在某种意义上必须是极其抽象的，因为重复模式所体现的具体制度和材料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资本主义的第二个方面与事件性的时间性概念不符。这个方面是资本主义强大而持续的扩张力。当我首次撰写关于“事件性的时间性”的文章时，我的主要目标是时间性的进化或目的论概念，我认为这一概念在历史社会学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无论是现代主义理论家，还是像沃勒斯坦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或是早期和中期的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这些历史社会学家都试图解释现代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的出现。他们喜欢关注一两个主要过程，看它们如何不可避免地、稳定地导致了当代社会的出现。我试图在历史社会学家的思想中引入偶然性和时间开放性。我认为，资本主义的出现建立起一种强大的、显然不可阻挡的扩张性经济动力。这挑战了我之前的理论。一种脱缰的动力听起来太接近我试图揭露和根除的、社会逻辑思维中的目的论了。在我看来，事实有力地证明了这种扩张性动力，它与资本主义出现之前的经济生活的时间性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资本主义根深蒂固之前的时代（比如18世纪之前），当然也有生产、贸易和人口方面的、重要而长期的扩张。但在大约一个世纪之后，这些扩张往往会遇到严格的限制，随后会出现明显的滞涨或衰退时期。有时，在这种前资本主义时期经济扩张的早期阶段，人均收入会上升。但不久，收入增加和充分就业导致的人口增长将超过生产增长（尤其在农业领域），人口日益拥挤，人均收入将开始大幅下降。最终，饥荒、疾病和普遍的经济衰退会出现，而且往往因政治不稳定而加剧。只有当死亡率上升和出生率下降导致人口与土地的比例下降时，收入才会开始上升，新一轮的增长才有可能。这就是前资本主义的欧洲经济和人口制度，它的兴衰节奏缓慢，拉迪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称之为“静止的历史”（L'histoire immobile）。可是，到了18世纪，过往的限制不再成立了。至少在西北欧和北美，人口和人均收入首次持续、共同增长。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最初集中在18世纪的大西洋世界，此后一直主导着世界经济。尽管有一些停顿和短暂的下降（19世纪30年代最严重），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和世界人口一直在同步增长，三个世纪以来都没有遇到马尔萨斯模型的制约。19世纪开始，人口增长大大加快，但资本主义经济仍在增长。也许这种扩张在本世纪的某个时刻会结束，但我不敢打包票。在我看来，资本主义的这种扩张性是一种强大但极其普遍的趋势，它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除了世界人口和物质财富水平越来越高之外，资本主义的扩张还有一个明显的地理层面。尽管资本主义或现代经济增长始于欧洲西北部，但它的地理范围一直在稳步扩大，这归功于不断变化的手段（贸易、殖民扩张、非洲黑奴贸易、19世纪的帝国主义、大规模的海外贷款、技术转让以及生产和金融的全球化）。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对资本主义扩张的地理维度进行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理论研究。他认为，地理扩张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反复试图寻找一种“空间修复”（“spatial fix”），以此作为解决资本主义内在危机的手段（但从来没有一劳永逸的成功）。“空间修复”是一种不断更新的做法，以找到资本家一直寻求的、增加利润的新来源。资本主义不断产生危机，这是必然的，因此一定导致无休止的、新的“空间修复”，这是资本主义的空间框架，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那样，这个框架不断被扩张，并且一直处在转变之中。资本主义扩张的另一个方面在于，资本主义逻辑不断延伸到社会生活的更广泛层面。资本主义逻辑始于贸易、金融和某些关键行业，如纺织业和冶金业。资本主义的历史既包括资本深化（在一个特定行业中使用越来越复杂和资本密集型的技术），也包括资本扩散（资本主义技术扩展到越来越多的新领域）。例如，最初在纺织业中发展起来的机械技术，最终被推及到各种消费产品的制造中。最初为处理贸易问题而开发的金融技术被推及到制造业、政府财政、消费金融、保险、期货市场、股票市场及其衍生品。同时，本来资本主义市场之外的整个生活领域已经被商品化了。手工业中，用于自我消费的商品和服务越来越多地被市场提供的、机械化的家务劳动取代。17世纪和18世纪的纺织品生产如此，19世纪的制衣如此，20世纪的洗衣和食物保存也如此。近些年，在欧洲和北美，中产阶级女性大规模融入劳动力的队伍，导致餐食预备、儿童和老人看护等工作日益复杂化。
美国加州的一个儿童日托所，1943年
随着资本主义公司生产越来越多的商品和服务，以满足新的市场需要，也设计了新的手段来诱导消费者去渴望他们生产的新商品。广告的逻辑和消费者欲望的增强已经变得越来越普遍，通过电子媒介、有针对性的设计、戏剧性的购物场所注入了消费者的想象力。简而言之，资本主义逻辑有一种明显的世俗趋势，它会扩展到更广泛的活动范围，并延伸到社会存在的更大心理深度。想象、个性、家庭和情感关系日益受制于资本主义逻辑。资本主义的这种扩张趋势既是极其普遍的，又是多态的（polymorphous）。人们可以自信地预测资本主义将会扩张，但不可能预测未来扩张的实际方向，这似乎由高度偶然和多变的逻辑所支配。四十年前，谁能料想今天的资本主义在中国迅猛发展？诚然，实际扩张模式的不可预测性是资本主义动力的组成部分。正是新抓住的机会，新的技术突破、新的广告技术、新发现的利基市场、以前未开发的廉价劳动力产生了资本一直谋求的高利润率，也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历史上特有的高度不平衡（空间和时间）。资本主义这种强大而持续不平衡的经济动力，在现代世界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社会经验结构。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言，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社会习俗、物质存在形式、习俗和习惯、建筑环境、标准或对错——在一个资本不断寻求新利润机会的、无休止扩张的社会中，凡此种种都变得不可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生活不断受到经济变化的刺激，这种变化既强迫又诱惑着现代女性和男性去反思，反复反思他们社会存在的假设。因此，现代性的特征是一种无处不在的不安，既渴望改变，又害怕改变可能带来的后果。无休止的资本积累让每个人都紧张不安。它有一种虚无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时而解放，时而恐怖。这种高度偶然的、事件性的、在全球范围内不可阻挡的资本扩张模式点明了一种趋势，这种趋势很真实、可感知、强大，却也抽象。资本主义的扩张性是一种真实存在的力量，能够在任何特定的时间以多种不同的方式体现出来，就像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重复节奏可以在任何历史时期中体现出来。
我要指出，在谈到资本主义时间性的某种抽象性时，我不是指研究者方法论程序的抽象性，而是指世界上资本主义实际运作的抽象性。我的意思是说，抽象性（abstractness）是资本主义本身的一个决定性特征。我的意思是说，抽象性（abstractness）是资本主义本身的一个决定性特征。某些马克思主义学者——比如最著名的卢卡奇（Georg Lukacs）和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同事莫伊舍·波斯顿（Moishe Postone）有力地提出，资本主义由“真正的抽象”构成。资本主义社会进程的特殊抽象性无疑是马克思《资本论》（Capital）第一卷第一章（〈商品〉）最突出的主题之一。马克思说：“乍一看，商品是一种极其明显又微不足道的东西。但对它的分析表明，它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东西，充满了形而上学的微妙性和神学上的细枝末节。”我不打算进一步探讨神学上的细枝末节，我只想说，马克思对商品的分析是双重的，总是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层面结合起来，是他对资本主义的解释基础。马克思坚持认为，在资本主义之下，一种商品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与另一种商品的交换价值。就工人而言，这种交换是为了换回生计；资本家的目的当然是主导经济生活，从事交换是为了增加他的资本。资本的目标是创造利润。以积累本身为目的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主导规则。无论人们是否接受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特定描述，似乎都很难在这个结论中指责他。
资本主义是一种社会生活的形式，它以对利润的无止境追求为主导。社会生活中发生的任何意外事件都是资本获利的新机会。当现有投资的利润率下降或停滞时，总有警觉的资本家在扫视，寻找新的、更有利的投资。正是资本对更高利润的这种永恒警觉，推动了经济周期（因为新收益的可能性一次次导致过度投资）和资本主义的持续扩张（因为新的地理、技术、社会和文化模式为将资本主义赚钱的做法扩展到新的地点）。任何可以贴上货币价值的东西都会成为商品，并可以与其他东西进行比较，从而与其他东西进行交换——老火靓汤、日元期货、新款铣床、MBA学费、安吉拉·朱莉的名声。它们越来越计数器游戏中真正的抽象。这种真正抽象的动力——为积累而积累的动力赋予了资本主义经济看似不可思议的特质，在表面的流动背后，既有超自然的活力，也有超自然的静止。资本主义的具体历史当然是事件性的。诚然，资本主义是事件性的历史。资本主义社会在本质上是不安分的。资本家不仅总是对下一个大事件保持警觉，而且他们有条不紊地生产新奇。似乎可以说，资本主义社会比以往任何形式的社会都更多地具有事件性。这些事件确实很重要——在1929年的股票市场崩盘之后，世界与以前大不相同；汽车的发明和制造改变了城市的形式和城乡关系的性质；电影院和冰激凌店取代了登门拜访，求爱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为了理解这样的事件，研究者需要像历史学家一样思考，也就是关注突发事件，追踪行动的具体顺序，严格保持时间顺序，不断关注行动背景的变化，弄清楚人们的行动。但我们也需要认识到，在资本最抽象的层面上，资本的核心有一种奇怪的静止，人们可以称之为“运动中的静止”。在这里，资本总是在搅动，总是在自我价值化，在马克思的“货币—商品—货币”（“M-C-M”）的序列中无休止地移动。所有东西都可以与其他东西交换，因为货币形式是一种普遍的等价物。运动持续不断。在这个层面上，正如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所说，资本“没有历史”，它的逻辑总是相同的。人们也可以说，抽象形式的资本违反了事件性的时间性的最基本假设，因为对它来说，时间实际上是可逆的。当然，资本的时间对于单个资本家来说是不可逆转的，他的投资失败可能会把他赶出资本主义的阶级，或者对于当地社区来说，可能会因为失去一个重要的雇主，或者在一个新行业出现时被财富和人口的涌入所改变。但是，如果我们以马克思为指导，个人资本家只是资本社会关系的承载者。如果我们忘记个别资本家，而从资本本身的角度看问题，每次个损失同时也是一次收益。一家公司的破产为其竞争对手创造机会。一项投资的失败是一个信号，表明资本应将自己投资到其他地方，那里的成功机会更高。同样，资本不断寻求的超常收益也必然是自我抵消的（self-canceling）。超常收益将新的资本吸引到超常利润区，并迅速将那里的利润率降低到类似先前的平均水平。由于所有价值的商品化，资本的非凡流动性使得资本的时间可以逆转。我敢说，正是资本主义的这一特征，它的抽象和可逆的时间逻辑，使得主流数学经济学可以将世界表示为一系列复杂的方程式，成为令人信服的社会终极科学。我们也可以说，数学经济学再现了普遍交换的抽象性，就好像它是经济的全部真相，而不是一个本质上矛盾的复合体中。
资本主义的时间性具有扩张性，但没有方向感，是高度事件性的，但单调又重复。如果这句描述是正确的，那么它对我那事件性的时间性概念有什么影响呢？这里的资本主义时间性肯定会冲击我以前的观点。资本的抽象逻辑具有可逆性、必然性和因果统一性。尽管它不断遇到各种事件，但它还是继续运转。通过将商品的形式强加于物质世界和社会世界的更广泛层面，资本主义逐渐“消化”（“ingests”）了世界，并通过无休止积累的抽象逻辑使世界服从于自身的新陈代谢。因此，人们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时间性的事件性概念从根本上是有缺陷的，社会时间性的不可逆性、偶然性和因果异质性本身只是偶然的，只是社会生活某些领域或时代的特征，而不是普遍的社会生活。我不接受这样的结论，首先是因为资本主义的抽象逻辑从来不会孤立地出现（又不是思想实验）。它只能通过资本主义的制度结构、人力动因和用于运作的物质资源表现出来。我注意到，抽象资本只是一个矛盾的辩证综合体。在资本的核心机构中，作为交换对象的商品始终保持着它们的具体特性（马克思说，没有使用价值就不是商品），因此继续受制于整个社会和物质世界所特有的一系列多重决定因素。此外，资本主义机构与周围的其他机构（例如国家、家庭、军事机构、国际或教育机构）相互依存，而这些机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独立于资本机构的动力和压力的影响。资本主义的抽象逻辑总是被卷入这种双重辩证的张力之中，结果就是，资本的抽象动力并没有抵消事件的影响，而是以特定方式塑造这些影响。正是通过事件的媒介（medium），资本主义的扩张性动力才得以实现。正如我在上面论证的那样，资本的活力取决于不断增加的利润机会。恰恰是事件提供了这些机会。这类事件往往由直接逐利者产生（就像大多数生产技术创新或营销创新一样），但它们也可能由其他过程产生。举三个非常不同的例子。克里克（Crick）和沃森（Watson）对DNA结构的发现就是如此，它的动机是科学热情和对名声的渴望，却为基因工程的巨大利润提供了可能性。美国南北方隔离结束之后，南方地区对北方移民和企业变得更有吸引力。东欧共产主义破产，使西欧资本家有机会通过在斯洛伐克等地开设工厂来降低劳动力成本。这样的事件刺激了新的投资，导致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繁荣。但是，这种繁荣也总是高度选择性的，即使它们可能为一个国家和世界的经济增长作出贡献。它们产生的是某些行业或地区的明显增长，而不是逐步的全面扩张。事实上，这种繁荣往往产生的副作用就是其他行业或地区的衰退。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美国“阳光地带”（“sun-belt”）的吸引力猛增，使得北部和中西部工业地区产生相应的“锈带”（rust belt）。通过改变资本的投机结构，事件产生了提高利润的条件，但在这样做的时候，它们也产生了地理和部门的不平衡，它从一开始就成为资本主义增长的独特标志。
来源：Wikipedia
资本的永恒逻辑与事件的流动性交织在一起，产生了无休止的积累，但积累具有特定的、资本主义的时间和地理模式。可以说，不平衡的发展是资本主义内部事件的一种特定形式，或者反过来说，事件被资本的逻辑转化为不平衡发展的形式。当然，这些事件所刺激的、资本主义增长的不平衡也是周期性的。事件本身可能就是熊彼特所谓“新组合”的例子，即企业家发起的工业或商业创新。或者，它们可能是完全独立于经济领域的事件，为这种“新组合”创造了条件，为有利可图的投资开辟新的视野（比如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美国南部或90年代和2000年之后的斯洛伐克）。在这两种情况下，熊彼特的逻辑都适用——投资涌入，谋求更多的利润；信贷、就业和生产在创新领域扩大；同时，受到创新影响的公司、地区或行业经历了的破坏性一面。同样，事件与资本的逻辑相结合，产生了资本主义的时间形式，也就是经济周期。简而言之，资本逻辑的抽象性并没有从资本中排除事件，而是将事件塑造成特定的资本主义形式，也就是经济周期和不平衡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的时间性并不超出事件性的时间性范围。相反，资本主义内部的事件被转化为特定的资本主义形式。然而，的确，因为资本主义事件（周期增长和不均衡的突增）与资本主义强大的自我强化逻辑辩证地联系在一起，它们的时间性具有远远超出大多数社会生活的规律性和可预测性。我们可以在短期内做出相对准确的经济预测。事实上，预测的可能性已经创造了一个利润丰厚的行业。资本主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保持整体向上的轨迹也是事实。方向性，或者说周期性，很可能出现在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或领域，并可能持续相当长的时间——正如迈克尔·曼恩（Michael Mann）在他对古代和古典文明社会学研究中论证的那样。而这，可能是我之前没有考虑周到的地方。
我的观点和曼恩一致，这种模式的出现和持续必须被视为一个历史问题，不是目的论的产物，而是被解释为时间事件的偶然结果。
我认为，这一点止于资本主义而言非常正确。资本主义是一种社会形式，从历史中偶然出现，尽管它有强大的自我强化逻辑，但它的持续复制也是偶然。当然，准确地说，资本主义何时以及如何形成，是一个极具争议的问题。
马克思试图用“原始积累”来解释资本主义的起源，比如英国的“圈地运动”和他们在全世界对欧洲以外财富的掠夺。沃勒斯坦强调，在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之后，西欧核心和欧洲以外的外围之间建立起世界分工。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把资本主义视为中世纪末到现代初期英国阶级斗争的偶然结果，它产生了一个高度竞争的农业部门，能够产生可观的剩余价值。
不过，布劳岱尔（Fernand Braudel）、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和罗伯特·保罗·托马斯（Robert Paul Thomas）、简·德弗里斯（Jan DeVries）、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或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也提供了其他的说法。
但是，在过去的40年里，没有一种严肃的论述把资本主义的兴起看作某种宏大进化过程的必然结果。所有人都认为，资本主义出现于15世纪到18世纪末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斗争中，是偶然的结果。资本主义实际上是一个高度事件性的产物。事实上，从千年的历史时间尺度来看，资本主义的出现本身可能就是一个事件。
如果资本主义定义逻辑的出现被理解为事件性的——也就是说，它的影响既是偶然的，又是决定性的——我们还应该假设这些逻辑的继续复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偶然的。尽管资本主义的逻辑已经成功地复制了两个多世纪，但并不意味着它们会永远继续复制下去。当然，制度复合体一旦建立，就会自我复制，这很正常。根据定义，机构抵御或至少影响其环境中正在发生的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制度或社会文化模式的连续性问题是所有类型历史思维的核心问题之一，历史政治经济学中的许多经典著作研究制度如何持续存在。我当然不会预测资本主义的抽象逻辑何时或如何最终被取代。但值得注意的是，自19世纪初以来，有远见的人、学者和政治行为者都在设计方案，以控制资本主义下不守规矩的动力。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其中一些方案实际上已经实施。有人可能会说，共产主义试验（包括苏联和中国的版本）确实克服了资本主义的不可控制力。然而，从长远来看，这种方式被证明是不可持续的。共产主义计划的关键问题在于，它抑制了为资本主义提供动力的、对利润无止尽的竞争性追求。共产主义国家建立的官僚体系使经济设法产生了最初的工业化高潮，但最终陷入了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停滞，在面对更具活力的资本主义替代方案时，这种停滞证明是不可持续的。最终，共产主义压制住了资本主义的不可控制性，但这样做的时候也失去了资本主义的活力。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经济学家和政治家试图通过将资本主义嵌入福利国家并通过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来引导国家经济，并以此来驯服资本主义。这个方案比共产主义方案要细致得多，因为它保留了资本的竞争动力，试图用现代经济学的抽象数学方法来管理它。这个方法最初是成功的，从4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创造了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繁荣。但是，当全球竞争推低了利润率，当滞胀破坏了凯恩斯主义的解决方案，当蓬勃发展的离岸金融市场掏空了监管国家，这些政策变得不可持续。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充满活力又无情的资本主义市场在一个新的全球化新自由主义配置中重新展现了自己，到目前为止，这个配置是任何国家或国际政府机构无法控制的。这一经验表明，资本的抽象逻辑确实极难遏制，但它也表明，资本主义脱缰的动力让人们努力遏制或超越它。未来可能会把资本的逻辑改变得面目全非。或者，不可预见的事件可能使资本主义完全失效。但我认为，资本主义的动力在人类历史剩余时间里持续存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简而言之，资本主义应该被理解为一种偶然的历史产物，到目前为止，抽象的中心逻辑使资本主义相对不受历史事件的变革力量影响，但资本主义逻辑可望在未来的某个时候被取代或解体，至于是好是坏，我们无从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