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感染过世上最危险的埃博拉病毒，现在他为防止其传播而战斗

关于埃博拉的科普，推荐阅读《血疫》这本书。如果你已经对埃博拉有一定了解，那你就明白文章里的危险境况有多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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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几内亚中部这座人口八万、破败潦草的省首府法拉纳（Faranah）一分为二的，是一条熙攘热闹的商业街。在这里，破破烂烂的遮阳伞荫蔽着小贩们和他们的货品：在用树枝和麻线编起来的笼子里来回扑腾的活鸡；一摞摞 T 恤和人字拖；满架的球衣和随风飘扬的宽大长袍；成堆的二手车胎从助力车到拖拉机，款式一应俱全；手机充电站由便携式小桌上的一堆谜一样的插线板构成，用便携式发电机供电；装着汽油乙醇混合物的二手苏打汽水瓶，颜色从混合果汁色过渡到橙汁色再到苹果汁色。满是脏污的钞票几度易主：1500 几内亚法郎买一只红薯；2000 换一个洋葱，5000 买一张 SIM 卡，8000 买一升汽油， 9275 买一千克大米，45000 买一只活鸡。根据 2012 年政府统计局的数据（目前可用的最新数据），有 55% 的几内亚人每天仅靠 8815 几内亚法郎（1.20 美元）过活，这一比例让人忧心；而全国每日的人均收入仅刚刚超过 3 美元。

待在法拉纳的几周里，我只很偶尔地看到有车开过，其中大多数是那种用各种颜色的金属板东拼西凑拼搭起来的出租车，底盘上还缠着强力胶带、绑着塑料线扎。这些车里总是塞满了乘客，车顶上载着跟车身一般高的货物。摩托车到处抢道，不时冲着边上西式打扮、跟朋友亲密地牵手搂肩街闲逛的青年们猛摁喇叭。少数女人们则穿着长及臀部或曳地的黑色罩袍（chador）。85% 的几内亚人以及几乎所有的法拉纳居民都是穆斯林，但只有少数人追随保守的伊玛目（imam，穆斯林中的领导者，译注）。大多数女性身着裁剪修身的女式衬衣加长裙，头戴图案配套的头巾；或是 T 恤配裹裙（wrapped skirt），一些裙子上还印着总统阿尔法·孔德（Alpha Condé）的肖像——做裙子的布料是孔德在最近一次成功竞选连任时免费派发的。肖像中的他身着蓝色西装，仪态庄重。孩子们的衬衣上、海报上、路牌和商店外墙张贴的传单上——他的形象会出现在目之所及的所有地方。油漆剥落的户外看板展示着他的竞选口号：“行动才能进步”（Progress in Motion）。

2013 年 12 月，埃博拉疫情在此地以南 100 英里、靠近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边境一个叫做美良度（Meliandou）的村子里爆发。当时有逾 28600 人遭受感染，超过 11300 人在接下来的两年中丧生。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是另外两个受灾最严重的国家，而在国土面积和人口数量均为其两倍的几内亚，人们几经艰辛、抗击病毒，2015 年12 月底，几内亚终于宣布“消灭了埃博拉”。不料没过多久，埃博拉疫情又在这些国家卷土重来——最近一次是在几内亚，仅 2016 年 3 月就导致了 8 人死亡。

法拉纳大区的死亡率非常之高。在 62 例报告病例中，死亡率达 84%，其中将近半数感染者在家中而不是在医疗机构里去世。最近的埃博拉治疗中心在距离此地五个小时车程的地方，关于它的谣言早已满天飞：有人说治疗中心其实暗地里在做人体试验，还有人说整个疫情都是总统孔德一手策划出来的，目的在于骗取国际援助资金。尽管孔德跟此地居民一样出身于马宁卡（Maninka）民族语言群体（通常这种亲缘关系能够帮助平息人们的猜疑），但关于孔德的流言蜚语在法拉纳地区相当吃香。几内亚政府长期饱受无能和腐败两大毒瘤的侵蚀，公信力很低，再加上随着埃博拉疫情爆发而引发的恐惧和误解，人民对政府的信任荡然无存。在法拉纳，一群激愤的居民袭击了被用作红十字会大本营的产科中心。他们在建筑物内乱涂乱画、损坏器材设备、还放火烧了一台停在户外的无国界医生组织（Doctors Without Borders）的车辆。从国家的角度看，几内亚的死亡率（66%）远远高于利比里亚（45%）和塞拉利昂 （30%）——部分原因很可能在于人们坚决拒绝接受医疗协助。

然而，即便几内亚人足够信任政府医务人员并向其寻求帮助，这个国家薄弱的医疗保健系统也无法提供多少有效救护。几内亚政府只拨出了国内生产总值的 2% 用于医疗系统建设，即每人能分摊到 12美元（2013 年）。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这个数字必须得达到平均每人 44 美元左右，才能勉强维持“基本救生服务”的供给；同时，几内亚还是全世界孕产妇、婴儿、儿童死亡率最高的国家，由此亦可见一斑。10% 的儿童五岁前就夭折了，还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孩子活不过 15 岁，原因常为疟疾、痢疾和肺炎。许多村子根本没有训练有素的卫生保健员，患者或孕妇必须长途跋涉才能抵达最近的保健所，有时只为接受最基础的护理——而所谓的保健所，通常只是一个光秃秃的房间，加一个受过点儿助产培训的助理护士，配备的器械也不过是一套疟疾检查工具。即便是规模最大的医院，也没有自来水、合格的卫生条件、不间断的供电和稳定的药物及医疗器械储备。流行病最常在医疗基础设施薄弱、资源匮乏的地区爆发，而目前全世界还有 28 个国家的状况跟几内亚一样糟——甚至比它更糟。

在疫情肆虐期间，西方媒体通通把焦点放在了那些动辄耗资数十亿的高科技医疗方案（比如像 ZMapp 等疫苗和抗病毒药物）上，然而它们还处于临床试验和认证阶段。真正最有希望能防止下一次疫情大爆发的方法其实相当“原始”。在世界卫生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帮助下，几内亚、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政府给所有政府医务人员进行了一次被称为“感染预防与控制”（Infec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或 IPC）的培训，并给每位医务人员派发了相应的廉价简易装备：肥皂、洗涤桶、洗手液、手套、面具、长袖外衣——使用这些东西可创造出基本的卫生条件。另外，该培训还尤其强调洗手的重要性，因为勤洗手始终是唯一一个可预防传染性疾病扩散的最有效手段。在西非，根据自来水、管道设施、电力和清洁装置匮乏、当地人对感染预防协议知之甚少的实地条件，IPC 培训的内容也经过了适当的调整。

几内亚的法拉纳，卫生保健工作者在接受为期五天的培训课程。图片版权：Monique Jaques/《纽约时报》

在几内亚，随着新的埃博拉病例接踵涌现，法拉纳和另外几个城郊小镇的卫生工作者被推到了抗击疫情的最前线。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没念完高中，勉强能说法语的只有几个（法语是这个国家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所掌握的语言）。他们当中许多人在识字率不到 25% 的社区里服务，对细菌理论很生疏，并且不怎么信任政府。但正是这群人能否采取正确的预防感染措施、能否识别埃博拉或其他致命传染病的症状、能否确保他们自身以及他们的病人不成为传染源，将对防止下一次埃博拉爆发和扩散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高额头、戴副金丝镶边眼镜的萨杜·迪亚洛医生（Sadou Diallo）是个瘦削精干的人。他是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马塔姆社区医疗中心的妇产科主任。马塔姆是几内亚最繁忙的卫生设施之一，平均每个月有 400 名妇女在此分娩。迪亚洛本人的性格倒是很适合充满戏剧色彩的分娩过程：他异常地冷静、慎重，动作也很柔和。

多年以来，迪亚洛为一个叫 Jhpiego 的非政府组织服务，该组织的前身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妇产科国际教育项目（Johns Hopkins 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n Gynecology and Obstetrics）。埃博拉疫情爆发时，Jhpiego 已经形成了一个由几内亚医、护人员和助产士组成的人脉网，时刻可为整个医疗体系提供“讲师指导”。这些人的专业知识很快能升级至足以应对埃博拉的程度——用世界卫生组织几内亚埃博拉应对小组负责人的话来说，他们为这个国家的医疗培训提供了“黄金标准”。现在，如果迪亚洛没在医疗中心的话，他准是作为 Jhpiego 的培训师在全国各地进行 IPC 培训。

十一月，我与迪亚洛和他的同事卡迪亚托·特拉奥雷（Kadiatou Traoré）和卡巴·库尔汀·莎朗（Kaba Kourtim Saran，一位助产士）见面，地点在法拉纳一座废弃建筑物里——其实那儿就是一个归市政府所有的水泥房间。结实的木桌椅围成了一个 U 型，刚好能挤下 13 名男性加 12 名女性。房间四周的墙上用纸胶带粘贴着一些关于埃博拉的教育海报，其中一幅以漫画形式描绘了埃博拉患者所经历的每一步症状——出血性腹泻、发热、鼻腔和牙龈出血、肌肉和关节疼痛、出血性呕吐、皮疹——直到图中的患者来到一所整洁、干净的卫生所，被一位身着实验服的护理人员亲切迎接。还有一幅海报描述的是如何避免感染，图中展示的每一个危险场景都被打上了一个大大的红色的叉，以示此为“错误做法”，比如两个人抬着尸体、一家人流泪拥抱逝去的亲人、一个盛着肉食的平底锅，上面带着一个文字泡泡，提示锅内的肉来源于蝙蝠、松鼠或者猴子。在“错误做法”示范海报的旁边是“正确做法”示范海报，上面介绍的是恰当的洗手步骤。

培训师把基本的 IPC 工具分发给肩并肩坐在桌前的学员，它们包括以酒精成分为主的小瓶装洗手液（现已可在国内生产）、折叠好的一次性防水长袖工作服、皱兮兮的绿色绉纱覆发带、纸面具还有乳胶手套。大约三分之二的学员过去是护士助手或护工（一种助理护士，从业者需先完成十年基础教育，再接受三年专业教育）。护工是几内亚最常见的卫生保健人员，也往往是农村地带仅有的专业医疗人员。余下的学员里有护士、助产士、医生和实验室技术员。

学员们耸肩扭臂地套上薄质工作服，帮助彼此粘上脖子后方的魔法贴，然后解开帽子，把头发盘进去。迪亚洛在房间里踱步，表情冷淡，他观察和判断着这群学员的经验深浅，偶尔驻足纠正两句、做一做示范。他不怎么走动，触摸物件时只用指尖，以尽量减少所接触的表面积。

来自科纳克里的埃莉萨（Elisa）是一位年轻的助产士，眼下正在农村卫生所里轮岗。只见她老练地撕开一封独立包装的无菌手套，把它的边缘在桌面上压平，然后，仔细地捏起手套的腕部，将另一只手的指尖伸入手套的开口，接着以行云流水般的动作把整个手掌滑入了手套中，再把手套边缘拉到工作服的衣袖处。一位学员在她旁边用眼角斜瞟着她的操作。很显然，这位学员还没理解“无菌包装”手套的目的所在，只见他把手套取出来，正反翻了个个儿，挑出一个，捏在拳头里扯了扯，再费劲儿地拉拽着手套的掌心处，试图把每个手指塞到合适的位置，全然不顾可能导致的污染。

图片版权：Monique Jaques/《纽约时报》

“你是从事什么工作的？”约兰德·海亚兹（Yolande Hyjazi）医生单刀直入地问。海亚兹是几内亚的 Jhpiego 总负责人。

“实验室，”他答道。也就是说，他的工作是研究病原体。

特拉奥雷拿出一个小塑料瓶，开始在房间里绕行。她往每个学员带着手套的手心里挤了一调羹量的红色颜料。“闭上眼睛，然后洗手，”她站在房间前方发出指示。迪亚洛缓步从一个学员身边踱到下一个学员身边，招呼他们闭上眼睛。“就像你平时那样洗，”他指导道。

埃博拉病毒听上去让人闻风丧胆，但事实上它仅在感染者表现出严重症状后才具备传染性。这种病毒可通过使用氯溶液或含酒精的洗手液彻底擦洗手部或身体表面的方式杀灭；而且如果清洗得足够仔细，仅用肥皂和水都可以去除它。

学员们开始用力地揉搓自己的手掌，他们的动作把颜料弄得整个手都是。大部分学员都知道得翻过手、手指交错擦洗手背。但只有少数人真正完成了培训师所预期的所有清洁步骤——把两只手的手指反扣在一起（一个手心向上、一个手心朝下），转动手指前面的两个关节；指尖抵住手心旋转；紧握并扭动大拇指、然后是每个手腕。半分钟后，迪亚洛要求所有人停下动作，举起手。只见乳白色的乳胶手套上还残留着点点斑驳的红色颜料，它们是清洗大拇指、小指以及其他手指的指侧和指尖部位时清洁不彻底导致的。

他告诉他们，接下来的挑战是：把手套上的颜料当作已感染了病毒的血液，脱掉手套，且不能导致污染。指令既出，他开始在房间里来回走动，观察学员们如何绞尽脑汁地翻转脏手套。一位学员动作利索地把一只手套完整地塞入到了另一个手套内，获得了他的称赞；随后，他走到另一位学员身边，伸手指出对方皮肤上沾上的一道红色颜料痕迹。

“看到了吗？埃博拉病毒。”他边说边转向另一个学员，“你们过来，到这儿来看。看见了吗？这个，这个就是埃博拉。”

他的语气没有一丝起伏，附近的学员们开始紧张兮兮地偷笑。特拉奥雷和海亚兹看着刚刚被迪亚洛训斥了的学员，不禁大笑起来。特拉奥雷挥动手臂，故意动作夸张地驱赶他们，还在海亚兹伸手点人的时候拼命后退。“当心，”海亚兹说，“他们可是会传播埃博拉的！”一句话引发了哄堂大笑。

萨杜·迪亚洛在培训中心教学员们如何安全地脱下被污染的手套。图片版权：Monique Jaques/《纽约时报》

萨杜·迪亚洛起初并没有做医生的打算。他生长在几内亚西部的一个村落，那里既没有中学，也没有高中，更不用说需要此类教育的工作；但迪亚洛的父亲希望为自己的儿子提供更好的教育，他让自己在金地亚省会政府工作的朋友帮忙为儿子提供住宿，所以迪亚洛才能继续上学。迪亚洛的父亲去世后，迪亚洛的监护人、以及父亲的 4 个妻子和 14 个孩子都把 12 岁的迪亚洛当做一家人。他们供养迪亚洛读完中学和大学，并给他找了一位妻子。迪亚洛擅长数学，原本有意成为采矿工程师（采矿业是几内亚唯一值得一提的行业），但迪亚洛的监护人是一位虔诚的信徒，他鼓励迪亚洛去从事医疗行业。他告诉迪亚洛救死扶伤是上帝的恩赐，虽然不会给他带来采矿业那么多世俗的回报，但对整个社会和灵魂都是有益的。迪亚洛勉强答应了这个他称为父亲的男人的愿望。

2014 年 8 月 25 日，迪亚洛受到召唤，在马塔姆进行紧急手术，接生了一个婴儿。在那天早些时候，他的同事和以前的学生赛尼·古埃莫（Seyni Guémou）为一位病人进行了剖腹产，在接生时，这位病人的孩子心跳非常缓慢和虚弱，情况十分紧急。尽管得到了新生儿重病治疗医生的即时救治，但这个婴儿仍然不幸夭折，而且母亲很快出现了明显的并发症，出了大量的血。她被赶快推回手术室，迪亚洛、古埃莫以及两位助手一起止住了出血，并最终切除了这位女性的子宫。

“但出血并没有停止，”当我们马塔姆拥挤的员工室座谈时，迪亚洛如是告诉我；他摇着头，回忆道他当时的疑惑，“她的皮肤在出血”。这是迪亚洛从未见到的情况。

当时，科纳克里大约有 45 人死于埃博拉。由于手术事关生死、以及担忧产妇的健康情况，手术团队并没有考虑到可能需要常规工具以外的设备。这套不达标的组合工具被医务人员无奈地称作“神风敢死队”：短袖手术服、塑胶围裙、乳胶手套、纸质手术口罩、护目镜、软帽。当已经站在这位产妇身旁，且全身沾满她的鲜血之后，迪亚洛才开始怀疑这位产妇可能被传染了埃博拉。

迪亚洛去找了麻醉师，麻醉师告诉他，这位产妇送院时出现了高烧，但用抗生素后烧退了。在接生室照顾这位产妇的护士长确认了这位产妇曾经呕吐过，并有腹泻的症状，但护士长认为这是生产时的正常症状。

迪亚洛回到了员工室，和几内亚其它医疗中心一样，迪亚洛所在的员工室也没有自来水。他用漂白剂拼命地擦拭左小臂上的伤口，然后召集手术团队，告诉他们几乎可以完全确定他们已经接触了埃博拉病毒。

手术五天之后，古埃莫第一个得病；第七天、第十天中，手术团队中更多的人出现了发烧症状，包括剖腹产和子宫切除手术的助手、新生儿重症监护医生。 第 13 天时，迪亚洛告诉妻子带着 4 个孩子搬出公寓，迪亚洛的妻子把孩子交给了家里人，然后自己回到了丈夫身边，并拒绝离开。迪亚洛当时已经确定自己感染了病毒，他整理了自己的文件，并为妻子写下了死后指导。

“埃博拉在这里已经成为了传染病，就像疟疾一样，我们必须随时最好准备。”

最终，在第 15 天的时候，迪亚洛的体温开始上升，他立即安排自己接受“无国界医生组织”进行的埃博拉治疗（ETU），治疗场所就在科纳克里最大的医院附近的一大片空地上。迪亚洛的妻子求他再等等，以确定他得的不是疟疾。但迪亚洛的态度很坚决，他让妻子离开公寓、锁上门、等他确诊之后再回来。如果迪亚洛被隔离的话，红十字会将在迪亚洛妻子回来之前对公寓进行消毒。

迪亚洛给司机打了电话，告诉他自己得了埃博拉，并让他把车开过来，开着车门、不要熄火、并留下钥匙。迪亚洛想自己开车去 ETU，不让别人有染病的危险。但司机坚持开车载他，他不得已让先司机打开右后门，然后再回到驾驶座位上。在告诉我这一情况时，迪亚洛激动地给我在纸片上画了一张示意图，长方形代表车身，一个 X 代表后座的他，另一个 X 代表前座相对位置的司机。无国界医生组织的治疗场所由一个一个沾满泥土的白色塑料帐篷组成，其间有迷宫式的齐腰高通道，边上则是橙色网障，将未感染人群与感染人群隔开。迪亚洛确保医护人员在司机离开之前将车进行了消毒。“我没有传染给一个人，”迪亚洛坚持说道。

几天之后，迪亚洛身上出现了最坏的症状。他在长达五天之久的时间里都无法移动，甚至都无法在小床上转身。他能打电话，但如果电话掉在地上，他就捡不回来了。医护人员会将电话塞在他的耳朵下、把他扶起来，喂他喝水、进食、吃药，清洗他无法弯腰清洗的地方。

“这些救助拯救了我，”迪亚洛说道。一张照片显示了迪亚洛达到之后 16 天的情景：他的双肩高耸、体型消瘦、被身上那件红色 T 恤包着；他胳膊上插着静脉输液头，但迪亚洛是站着的，脸上带有虚弱的笑容。医疗团队的其它人就没那么幸运了，在六位感染病毒的人员中，有两位医生和一位助手不幸离世。迪亚洛亲眼看到那个负责救治感染婴儿的医生无助地死在了 ETU 的地上。

迪亚洛在 18 天之后办理了出院手续。在他和团队不在的日子里，本来应在马塔姆生产的数百名妇女只得在家中生育。一直有妇女打电话询问他的情况，当他康复后，这些产妇认为最坏的时期已经过去，因此开始重新回到马塔姆接受迪亚洛的医护。

不久之后，迪亚洛收到了约兰德·海亚兹医生的来电，邀请他考虑是否愿意到 Jhpiego 的 IPC 埃博拉防治培训岗位任职。Jhpiego 的记录表明，在培训之后，埃博拉医护人员的感染率由 5% - 35% 降到了 0% - 5%；而迪亚洛也亲眼看到，在接受 IPC 培训之后，马塔姆的医护人员有意识地对患有埃博拉的孕妇使用了合适的治疗设备，避免了对员工和其它病人的传染；因此，迪亚洛很愿意提供培训帮助。

“我的担忧是：埃博拉不会停止传播，”迪亚洛告诉我，“埃博拉现在就像疟疾一样在这里成了传染病，我们必须时刻做好准备。”当迪亚洛在 Jhpiego 时，他是那里许多培训人员第一个见到的埃博拉生还者。埃博拉的症状与许多疾病（比如疟疾）相似，因此医护人员对这一病情的警觉十分重要。迪亚洛毫无顾忌地将自己作为例子，说明了医护工作的高风险性。他也借用马塔姆的悲剧增加了课程的严肃性，学生们也会更加专心地回应和听讲、更加仔细地观摩。

法拉纳省，该省有 84% 的埃博拉感染病例死亡。图片版权：Monique Jaques/《纽约时报》

这种培训政府医护人员的方式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缺陷：只有当病人第一时间寻求救治时，监护和治疗才能有效地防治埃博拉。很多几内亚病人在生病之后，首先会去找当地传统治疗术士寻求治疗。最近的统计表明，几内亚大概有 8 万名这样的治疗术士。科纳克里的“埃博拉沙皇”萨科巴·凯塔（Sakoba Keita）医生告诉我，对于一个西非人来说，即使是一位穆斯林，“他的第一反应是他的文化背景，他会跑到占卜师或预言师那里看是怎么回事”。凯塔承认，有些传统治疗术士是甘心为当地人提供帮助的，但有更多的人只是耍一些假把式骗钱而已，而且有很多人根本就没有听从关于埃博拉的警告和指导。

在埃博拉疫情爆发之初出现了严重的错误，从而导致患有埃博拉的病人受到了错误的指导，如寻求当地传统治疗术士的帮助、远离治疗中心。当时，政府希望告诉民众遵循防治传染埃博拉指导的重要性，所以强调没有可以治疗埃博拉的药物和疫苗，但这条信息却阴差阳错地被理解为寻求治疗没有用。最终，政府发布了新的消息：早期治疗有助于增加存活率。目前，政府部门正在打造一个“社区代表”网络，试图增加乡村居民对医护工作人员的依赖。这些代表都是当地各个社区选出的一男一女，他们接受相应培训，确保了解疫苗接种、卫生、分娩等方面的基本知识。目前约有 5800 名社区代表，政府希望最终数量可以达到 18000 人，这为的是让这些人担任当地城镇中可信赖的服务来源，鼓励病患和他们的亲戚重新回到医疗系统。这些代表正是迪亚洛和他的同事试图培训的、为数不多的护士和助手。

在于法拉纳进行的第五日（也是最后一日）培训中，学员们已经不堪其重、精疲力尽，他们的注意力耗尽在数百张 ppt 展示和花费数小时制定行动方案上。他们瘫坐在椅子上，拿纸给自己扇风、低声彼此说话。天花板上虽然装有风扇，但却没有电来带动。院子里拴在卡车上的山羊在窗外乱撞，扰乱了最后一堂课程。由于是星期六，学员们都希望早点完成考试，去过自己规划好的夜生活。

迪亚洛拿着一套绿色的手术服。“在埃博拉爆发期间，一位在东卡（Donka）去世的护士把这个挂在了自己的裙子上，她脱不下来，于是做了这个动作，”迪亚洛一边说，一边模仿擦拭了他的腿部。“如果你穿着手术服，你可以直接把它脱掉”。手术服是医疗场所中照顾病人的医护人员配备的单独服装，但许多医护工作者却常常得不到这种装备。

迪亚洛让三名男学员和三名女学员来到屋子的中间，他手中拿着一个合订的检查单，每名学员前面都有埃博拉专用个人防护设备（PPE）的组件。穿上这些设备需要花费学生 25 分钟，但这甚至都不是最危险的部分，在与受感染病人接触之后，如果医护人员又热又累，医护装备的外部是最容易被感染的部分。

所以脱下防护设备的时候是最危险，而脱下它们的过程恰好与穿戴相反。迪亚洛对他们进行了指导。他用氯溶液在每一个步骤中为学员们进行了前前后后的消毒；在迪亚洛的指导下，学员们将右手放在肚脐眼位置的拉链上，慢慢地将手提至脸颊下面的拉链头。迪亚洛纠正了学员的一些动作，告诫他们不要用被污染的手套碰到自己的脖子。学员们把拉链拉开之后，把防护服向外打开，脱下早已被汗水湿透、紧紧贴在他们身上的衣服。他们把膝盖抬高、努力脱下护腿和护靴，并在不接触到防护服外部的情况下，把裙子摇到小腿以下。

“跳起来、跳梅伦格舞！”屋子角落的特拉奥雷打趣道。

在当日结束时，培训人员对学生进行了鼓励谈话，并在一张活动挂图上写下了自己的个人联系电话，鼓励学生们有问题或担忧时随时打电话。在进行几轮合照和告别后，迪亚洛、特拉奥雷和莎朗回到了教室，用他们便携发电机产生的电能打开笔记本，填写书面文件和评估。我提到说，利比里亚在宣称“无埃博拉”两个月之后，刚刚又发现了新病例。这些不受欢迎的新病例提醒我们：埃博拉不仅仅在未发现的动物聚居地负隅顽抗，而且在少数情况下，也似乎可以在数月之后在人类聚居地再次卷土重来。埃博拉病毒的每一次出现，都有可能再次引发一次疫情。

迪亚洛无法掩饰自己的担忧，但他用常有的冷幽默回应了这一新闻：他拿起一瓶消毒洗手液，打开盖子，刻意对着我的手比划了一下。

翻译 熊猫译社 周圆 黄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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