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设计师，到底是在替谁做旧城改造？｜老北京死了吗（2）
这个答案，恐怕一时半会还真答不上来。
设计师和地产商们可能习惯了在半完成的房子里进进出出，但居民和其它参观者不是这样。
在白塔寺住了 37 年的戴立莹觉得，这些房子是在“浪费钱”。在她的印象里，旧城改造的首要目的应该是“改善居民生活”。而胡同居民们需要的“不是漂亮的样板房”，而是“把房子改大一点”“水管通一通”“电暖供多一点”。
“白塔寺再生计划”五彩旗子挂起来没几天，戴立莹就去宫门口四条看了看几个改造后的屋子。“就是个样板间，能有什么用？那个不是给老百姓盖的，我再也不会去了。”
这个改造让她想起，去年北京设计周期间鲁迅博物馆所在的阜成门内北街胡同搭起了摆满花朵和盆栽的展示架，“半个月就拆了。这难道不是浪费钱？搞这些事不问一问周围居民的意见？”
戴立莹有个 33 岁的女儿，一家三口住在原本只有 8 平米的屋内。2008 年花 8 万块把屋子改成了 2 层共 50 平米，觉得住得很舒服。政府找到她腾退时，她拒绝了。
“西二旗的两居室，谁要？我住在这里，女儿在楼上，我在楼下，大家都有私人空间。这附近有医院、菜市场、养老院、图书馆，到哪儿都方便。我为什么要搬到那么远？”
她不愿意搬还有个原因。“我买这房子的时候，是地和房一起买的。现在说是让腾退，但他们只按房本上的 8 平米算，而且只给房钱，不给地钱。这谁愿意搬？”
戴立莹的房子是私房。她的先生原本在前门开了个红旗厂，56 年工厂交了公，作为回报可以在胡同买房，就花 800 块“办了一间”。这间屋子在文革时又被充了公，虽然文革后退了回来，“但已经被用得和原来完全不是一个样子，破破烂烂的。” 隔壁 20 号和 22 号两个院子在充公期间被打通，门也被封住，所以到现在这两个院子的人还从戴立莹这边的门进进出出，她对这事感到很苦恼。
“我 79 年嫁过来，1983 年换房本的时候才发觉这两个院子应该是分开的。2005 年我参加了房屋普查，可以查看档案，看到了之前的图纸，就找法院和他们（指邻居）打官司，但是法院不让调取档案。我没有证据，官司打不赢。”
在生活方面，胡同的自供暖在煤改电之后，是按照房本上的平米换算电暖供应量。戴立莹把房子改成了 50 平米的两层，8 平米的供暖量自然不够。
当然，有些事自己都能解决，比如她今年初花 3000 元找人把连在一起的 20 到 24 号院铺了地砖，“走起来舒服多了”。
只是不久后胡同里推行“水管到家”政策，“把地砖翻得乱七八杂，水表都安好了，却不通水。去房管局，房管局让找自来水公司的人。找到自来水公司，对方说‘大妈，像你这样的情况多了去了。反正院子里可以用公用水龙头，你还不用交水费，这有什么不好？’ ”
（一）
在胡同里，像戴立莹这样的居民有很多。
谈到老北京房屋产权的变化，其复杂程度不亚于城市规划的变化。根据新华社记者王军的记录，1953 年底北京市完成对所有房屋的清查登记工作时，整个城市以房屋间数计算有 67% 是私有的。1958 年，中央政府改造了部分房屋，并且动员租房数量超出的部分由政府和产权人共同经营，这部分房屋大概占 1953 年登记间数的 16.8%。
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市又接管了 8 万多户房主的私人房产，建筑面积占解放初北京城市全部房屋面积的三分之一以上。 文革结束后，政府无法强制让文革中挤占他人房屋的人全部搬出来，就实行“带户返还”，产权证还给房主，但房主须与挤占者订立租赁契约，租金由政府规定。 到 2003 年，北京开始大量腾退这些租房，还给产权人。但同时期还有个政策，就是鼓励社会力量购买四合院。
这些来来去去收公、还私、买卖的过程，使胡同房屋产权变得混杂不清——有公房、私房，也有公私不明的房子。因为四合院各户的房屋面积其实都很小，很多只有 10 平米左右，这些住户出于生活需求在院内加盖各种建筑，把四合院变成了大杂院。在一次次的房屋普查和房本更新中，有些原本违建的可能已经合法了，有些则状态不明。
“遇见什刹海”的一位承办方负责人告诉《好奇心日报》，她们在做胡同调研时遇到一个大爷，几年内在胡同里搬了数次，有时是因为房东把房子卖给政府了，有时是因为拆迁，有时则是邻里告诉他，“这儿有个公房，住的人走了，公家把房子空着，也没锁起来。你住进来吧，还不用交房租。” 有的“公家”也不太记得哪儿的房空了，“记起来就来收一收租”。
腾退政策的变化也给这个片区的新旧更迭带来很大影响。在不少人的印象中，政府的腾退政策是“一天一变”，有过强制腾退，也有过申请式腾退，有的条件优厚，有的差强人意。有时院子里的各户可分开考虑，有时又要求必须 85% 以上的居民都同意腾退，否则整院人都搬不了。
抛开政策因素不谈，一些居民来说，胡同院子的腾退就像是最难处理的家务事。八作建筑事务所创始人张曙辉告诉《好奇心日报》，他在与负责白塔寺片区腾退的华融金盈合作改造青龙胡同 41 号时，遇到过这样的情况：附近一个院子所有人都同意腾退了，但其中一户有个二儿子和媳妇离了婚，房产各分一半。已经不住在这儿的前媳妇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放弃手上这个只有几平米的产权，全院人因此无法搬迁。
这些问题导致政府旧城改造腾退时收回的都是零散在各处的房产，而且有些院子可能也出现产权只收回来一半、另一半还属私人所有的情况。
当各方在政府的召集下在这些空间里做新业态试验，并且通过北京设计周来收集反馈时，很多评论是：“组织得太松散了。杂乱无序。”
（二）
“没有几个不想走的。谁愿意住在这么窄这么破的屋子里？说到底，都是钱的事。”一个居民告诉做志愿者的周子平。
王霞在白塔寺片区鲁迅博物馆入口处的一条胡同里管理着社区书屋。她有个朋友住在大栅栏，“10 平米的房子，到现在还没搬出去。我朋友跟政府说，给我 500 万，再给我两套房子，否则没得谈。” 她自己并不住在那里，现在是以每月 1000 元的租金出租出去。
但有些居民觉得，和奥运会期间需要迅速搬迁改造、因而待遇相对优厚、大部分早已腾退完毕的东城相比，稍晚些开始腾退的西城待遇“已经没那么好了”。
也不是没人想把自己的屋子修整得好一点，但私人改造四合院的成本太高。张曙辉告诉《好奇心日报》，对于一个小建筑设计工作室而言，平常的设计项目每平方米只能收到 20 - 40 元的设计费，做公共项目可能有 100 多，而做四合院改造每平米可达 3000 多元。
设计费如此之高，能承担的不太会是原住民，而是政府或那些看准了文创和旅游市场热度、愿意租房做民宿或文创生意的个人和公司。
我们在和张曙辉聊天时，一个在积水潭附近胡同里有两套房产的中年男士过来询问联系方式，说他正在寻找想做民宿的人，想把改房、运营的事交给他们。“自己收租金就好，省事”。
“行啊，这附近就有一家，她在胡同里做了七八个民宿了。”
张曙辉提到的这个人叫苏芮，是民宿品牌“自在场头”的创始人。她 2008 年到北京读书，2012 年毕业后租住在了东四的一条胡同里，接着在年底开始做民宿，来住的大多是 18 到 35 岁的年轻人。苏芮告诉《好奇心日报》，“自在场头”的 8 个民宿都是找私人租，然后她自己设计改造做成民宿。
“租金压力不小，尤其是今年春节后，涨幅很高。”因此除了住宿，”自在场头”还有画廊、展览、法餐等多个盈利来源。
对政府来说，将房产改造后仅出租的提案就更显得既浪费又不太现实。以白塔寺为例，隔着一条阜城门内北街，对面就是金融街，能一眼看见浙商银行和昆仑银行的金色招牌。这里的房价至少有每平米 10 -15 万，如果是八作建筑事务所租用的这个 150 平米空间，政府的收购成本至少为 1500 万。如果纯收租金，即使每月收高达 2 万的租金，一年也只能赚回 24 万，回本也得至少 60 年。
这个空间收回来该怎么办？怎么用最合适？所有人都在寻找那个答案。
（三）
标准营造设计师张轲觉得，“中国建筑的‘前线巷战’没法胜利”。
标准营造设计师张轲的作品在三个片区中是最多的，在白塔寺、什刹海各有一个，大栅栏有两个。其中，茶儿胡同 8 号的“微杂院”获了 2016 年度阿卡汉建筑奖，成了第二个获得此奖的中国设计师。上面这句话的意思，是他带着这个作品参加今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接受《有方空间》采访时表达的。
3 年前，他接到广安控股旗下的北京大栅栏投资有限公司邀请，改造什刹海茶儿胡同 8 号 。在做调研的时候，他看到一张标明老北京城文化保护区和拆除改建工程的卫星图，觉得很吃惊。“我都没有想到北京有这么多胡同就在现在被拆成了平地，而且就发生在过去的一年，还有的在保护区里面的，而且还在进行当中。”
“建筑师除了甲方请你来做一两个院外，你还能干什么，这个我并没有答案。因为我们做这几个院花了多少时间，差不多 30% - 40% 的时间，是没有人给你付设计费的。你还要自己找赞助商，要让政府批准这个事，还要跟邻居斗智斗勇。”
因为涉及多方，胡同改造时各种问题都有可能发生。
白塔寺再生计划这次还举行了一个由清华大学《世界建筑》承办的国际比赛“北京小院儿的重生”，有 24 支入围团队围绕华融金融给出的几个院子做设计方案。《好奇心日报》实地调查时，遇到宫门口四条 22 号的一名租户，他说房东中途不愿意参加改造了。在宫门口四条 31 号，堆满废弃杂物的小院里住了两户，每户摆着两张双层床。一位住户告诉我们，这里是北海公园清洁工的集体宿舍，他们并不知道改造的事，只知道从 7 月份门口就贴了一张海报，后来就陆陆续续有人来，拍完照就走了。
根据张轲的表述，茶儿胡同 8 号里原本有 12 个住户，他接到这个院子改造的项目时，里面还有三户没走，所以这是个“共生的建筑”。中间原本有 12 户人家加盖的几间厨房，绕着一颗千年国槐。张轲把没走人家的厨房留下，剩下的拆除，仍然绕着树盖成了一个展示区域，两侧搬空的厢房则改造成儿童阅读活动区，吸引旁边炭儿胡同小学的孩子来玩。
“他们全部都特别合作，因为你改完了以后，他的条件变好了，他的那几间房价值提升了，他们特高兴。”
而大栅栏另一个项目“微胡同”，邻居经常“一转身跑去给市委举报”，直到“北京市规委去年底开了一个专家会，说我们这几个是可以的，但不作为推广。”
《好奇心日报》这次探访微杂院时，住户只剩两户。我们见到了在文化品牌绘造社为“微杂院”绘制的推广漫画中被作为主角的王大爷。他觉得“最近来的人太多”，而且他认为这个”不是改造，是北京设计周的展品。改造的话应该改我家呀。”他更引以为豪的也不是“这个展品”，而是那颗千年古槐。“你见过这么大的树吗？这么老的树你只有在故宫里找到。”
至于来玩的孩子，“他们都被宠坏了，连道儿都不会走，天天车来车送。他们上什么手工课？应该请老红军来给他们讲讲过去的故事。”
而专门看管“微杂院”图书室的大爷则对“政府帮忙改造”这个词很不满。“什么叫帮忙？这是政府应该做的事。收回去的房子怎么改成这个？之前说的‘六户改四户’呢？不说了，说下去没意思。”
《好奇心日报》邮件询问张轲对此事的看法，尚未收到反馈。不过他在接受《有方空间》采访时曾回应：“你在这个试验阶段，一定会有别人出来阻挠。如果你把所有的加建都拆了，做一个院，都搞得像 200 年前一样，没人拦你。你把它一夜拆平了，也没人拦你。反而你要盖这种小的尺度，就会遇到各种阻挠各种困难。”
“自在场头”苏芮的想法和张轲类似。她在胡同里住了 4 年，”最大的感受是‘对人的改造’才是最大的难点，也是必须攻克的难点，否则任何硬件改造都是枉然。胡同原生居民的思想、素质、习惯等的改变，才是改造的关键。”
关于具体的例子，她不想多说。“做过院子改造的人都应该遇到过，不足为奇。”
（四）
但 DnA 建筑师事务所的徐甜甜觉得，胡同老房老院的诸多限制，对于一个建筑师来说，也是它的魅力所在。“建筑师不能是一直建造、建造、建造，小项目的一些限制背后都是一些隐藏信息，建筑师需要思考在这种限制下如何表达，这很有意思。”
徐甜甜是今年“白塔寺再生计划”下 4 个胡同改造项目主推的设计师之一（其它为董功、张轲和华黎）。她收到华融金盈的邀请是在去年 11 月，但到北京设计周开始时，这栋名为“盒院”的建筑因为施工团队速度比较慢，还没有完工，但仍然举办了一个荷兰平面设计展。
“你可以看到，墙体结构保留了原来的位置，不少地方还裸露着，需要加固。为了增强照明，我在屋顶四角做了撕开的设计，让自然光可以透进来。上面没铺玻璃，所以暂时是用其它材料盖上的。”
和其它三位分到的大杂院不同，她要改造的是楼房。在胡同中，这两种形态的住宅都很常见。大杂院是在院中横向扩建加盖后的四合院，而楼房则是居民拆了四合院以后新盖的“水泥盒子”。
“楼房不像四合院那样私人空间小、公共空间大，而是有整块的空间可以使用，我的这栋楼占地面积是 150 平米，有两层。”
华融金盈觉得难得有这么大的空间，可以做成一个兼具艺术家工作室功能的胡同美术馆，吸引一些创意人群进来。因此盒院在功能设计上一层是展厅，二楼有三四个小隔间，三层是高高低低的 PVC 管、铁管支起的顶棚露台。
如果让对乐春坊 1 号不满意的赵树军来看这个建筑，他可能会给出一样评论：“这哪有四合院的样子？”
在思考改造方案时，徐甜甜把白塔寺改造课题拿到香港大学和她的学生们讨论，得出一些有趣的发现。“白塔寺有 50 米高，通身白色，我们叫它‘大白’。你在这个片区任何地方走动都能看到它。方位不同，看到的样子也不同。白塔的白，胡同的灰，一起构成有种碎片式的美感。所以在设计的时候，我们也把这个意向放到建筑中去。外面看是灰色的，这也是因为胡同改造有规定外层不可过多装饰，里面则是全白，边角撕开的那些角、一些拐角的弧度，会让你想到在胡同不同方位看到的白塔寺的边边角角。”
“白塔寺其实是尼泊尔人盖的，是异族宗教的象征。它也是在某个时间点进来，和传统的四合院混在一起，形成一种文化的对话。‘盒院’就像另一个新介入的建筑，外国艺术家因此进入，和这里融合。这种呼应很有意思。”
徐甜甜之前没有做过胡同改造，但做过很多乡建项目。她觉得两者有不少相通之处，工作方法其实类似：“它有自己的肌理、社区和文化属性，肌理就是 texture、fabric。有人说千村一面，但它的区别其实是文化，比如松阳各个村有自己的特产，红糖、客家红曲酒、炸豆腐、萝卜，你怎么用建筑帮助它把产业做起来。”
“而在一个胡同里，因为不同年代的变动，你可以看到居民自己一层层覆盖上去的肌理，300 年的、50 年的、20 年的，小规模一点点植入。你看旁边那栋社会主义大楼，它也是某个年代植入的新肌理。我们要做的是加入新的肌理，而不是打破它。”
（*经受访者同意，本文中赵树国、戴立莹、李义为化名。）
题图、配图为手机现场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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