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新导演的黄金时代吗？”，一群想拍好电影的人没有答案，但有话说
为什么他们会走在这条路上，为什么他们愿意付出自己的时间。
7 月 20 日至 30日，从上午到晚上，青海西宁西城区的几家影院一直在放一些“特别的电影”。它们的观众也挺特别：电影参加展映的剧组、媒体、来选片的电影公司，还有一部分影迷。
FIRST 青年电影展办到第 11 届的时候，已经颇有一些独立电影节的模样。45 部影片入围，每一部结束展映的时候，影展执行官李子为都会陪同导演和观众互动；在电影开始前，则一如既往重复那句隆重的开场白：“当灯光暗下的时候，电影在眼前；当灯光亮起的时候，电影在心中。”
“这是新导演的黄金时代吗？”影展上的一场论坛干脆打出这样昂扬的议题。
新导演的确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他们各不相同的背景在如今的电影行业显得格格不入，但拿出的作品，却无一例外被誉为“真诚、有突破力、愿意捕捉真实世界和真实情感”。在普通人还不知道去哪里观看这些电影的时候，他们已经得到了带着惺惺相惜之情的反馈。
《好奇心日报》用一组问题和其中 8 位电影人交流了一下，我们想知道的很简单：在现在这个氛围下，他们到底在想什么。
他们决定拍出人生第一部电影，“今年一年，明年一年，就过去了，那最后怎么样呢？”
蔡成杰是今年 FIRST 影展的赢家。他的《小寡妇成仙记》讲了一出荒诞的魔幻寓言故事，拿到最佳剧情/导演两个大奖。
此前，37 岁的蔡成杰是一位央视普法栏目剧的导演，但已经为梦想筹备多年：“现在人家都说，你怎么着，突然冒出来一部（电影）。其实真不是突然，从十年前就一直想进（行业），这十年间一直在找机会。”
蔡成杰今年过年前写好了剧本，大年初八回河北老家平泉县开机。他和摄影师兼合伙人搭档焦峰两人掏的预算，只够支撑 9 天拍完。但至少这 9 天，他按照自己的想法拍。
他对《好奇心日报》说：“第一部作品，怎么着也要站着好好地把它拍了。处女作要拍点自由的东西。”
而当回答为什么到今年有这个冲动，以及为什么不像其他新人一样，或许从视频网站从更低门槛开始迂回前进时，蔡成杰给了一个现实的答案：“我觉得到了我这个年龄，就是真正做点想做的吧。”“要不然你会越来越难受，你到了 40 岁，你再到了 50 岁，你再去看人家，那就更觉得难受。”
“今年一年，明年一年，就过去了，那最后怎么样呢？”
周子阳 2013 年从厮混的公司里辞职，开始正式写《老兽》剧本时，脑海中是同一种冲动：“13 年我 30 岁，辞职了，也结婚了。我们当初找投资不是特别好找，但是呢，我年龄已经上来了，身边朋友们年龄都上来了，他们看到我非常执着地在做这件事，都愿意帮忙。当时想 16 年不管怎样，要把这个电影拍出来。”
但周子阳更加幸运，他听说了 FIRST 影展的创投会——去年，他在那里碰到了赏识《老兽》剧本、愿意给予投资的王小帅导演。
这里还有另一种故事。少年人往往因为“莽撞”，无论成果如何，就这么大胆地起步了。颁奖礼主持人崔永元，特别提到“有一部只花了 4000 元的电影”——他说的是大学生张文龙导演的《南京南》。
张文龙很干脆地称呼自己的电影“烂片”。但其实这尽管远非一部成熟的电影，但有一些闪光点。张文龙捕捉到了自己以及很多同龄人的一种常见迷茫。他把它写成台词：“毕业之后要干什么？”“不知道，开个黄焖鸡吧”。
每个导演创作的“钥匙”都不一样
“荒诞”——这是《小寡妇成仙记》和《老兽》两部电影放映后，观众给出的一样的评论关键词。
但另一方面，这又是两部路径完全不同的影片：前者是通过一个“怪力乱神”的仿民间故事；后者则是通过一个复杂的父亲形象。
《都灵之马》的导演、匈牙利人贝拉·塔尔说，电影最强调“不同的个体”，他曾对他的学生说：“现在已经 21 世纪了，拍电影没有什么局限性，可以拿手机拍电影了，你就放手去做吧，不要害怕，自由一点……你需要建立你自己的电影拍摄手法，和你自己对电影的理解。”
几个导演也有自己的说法。
蔡成杰想要一个独特的故事支撑形态：“我挺喜欢找一些比较东方的叙事，比如说（模仿）《红楼梦》的判词，先把结果给你搁着，回来还能再看到，哦，这个人早就在这里。”
他说想要追求类似“留白”所营造出的迷人“多义性”：“比如说《聊斋志异》讲一个人、一个狐狸。它跟你讲一个意犹未尽的简单小故事。但是你可以见到人性、见到真性情，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
周子阳的出发点或许更加私人，也更加感性——这几年，他很强烈地感到家乡呼和浩特市，在经济发展之后，人们的精神世界经历了变形、破碎，人和人的关系开始改变。
周子阳自己经历过这样的“破碎”际遇（他的高考因为“意外”被判定零分，同年又经历了最好朋友的车祸去世）。他复读升学后，“开始大量地看文艺片、看哲学书……好像从里边受到了一些启示，不自知地想做这样的一个电影。我想通过电影来告诉那些最重要的人，告诉他们生命是怎么回事，我所理解的命运是怎么回事。”
就像其它各类艺术一样，电影能够帮助疏解人们的困惑，无论是观众还是作者本身。
黄骥和丈夫大冢龙治执导的《笨鸟》获得了“最佳艺术探索奖”。这部电影讲述了湖南小镇 16 岁留守少女林森，渴望得到爱情，偷手机卖给不认识的男人，却让她遭遇了残酷经历。
黄骥对《好奇心日报》说：“其实电影讲的是一个女性，她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她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东西，但是她又想要什么东西，她在这个寻找的过程里面，总是要去依靠一个人，一开始依靠朋友，后来依靠男孩，也试图依靠妈妈、外公，最重要的是还包括中间，她会依靠手机……但是到最后的时候，她觉得依靠 TA 们都没有用了，就是只能依靠自己。”
这几乎就是黄骥自己的生长轨迹。从老家走出，电影学院毕业之后，她拍了两部电影《鸡蛋与石头》《笨鸟》，拍的都是她最关心的——女孩的亲情、友情和爱情，小镇环境中的渴望、性困惑。黄骥过去的不解，得到了一一释放。她因此说她是幸运的，“我找到了一种转换的方式”。
理想、钱、能力、合作、战斗……甚至还有“侥幸”
早在影展之前，纪录片《塑料王国》就因为在互联网上流传的 28 分钟“媒体版”而声名大噪。这部拍摄三年、制作整整六年的影片，聚焦中国进口废塑料回收产业，曾在全球最大的纪录片电影节第 29 届阿姆斯特丹电影节上获得了“新晋单元评委会特别奖”。
导演王久良更倾向于将自己的工作称为一个“项目”——影像、文字、图片都是达到目标的手段；目标则非常直接，“你如何把你的项目，通过媒体的扩音器传播出去，让所有人看到这个事实，进而倒逼政策的改变。”
在放映后和观众的交流中，王久良激动之时像诵读信仰般说道，“生而为人”。
他在之后接受《好奇心日报》采访时说，其实出发点一定还是善意：“你怀着非常美好的愿望，打开你的眼睛去看到一个美丽的世界，是吧？我们都这样去想，结果你发现美丽世界里面有点小瑕疵，就跟一个画一样，如果把小瑕疵给盖掉，会越来越完美，而不是满眼黑暗啊，到处都是敌人，我觉得不是的。但凡那种愤怒的人，他一定是向善的，一定是凡事都渴望美好的。那种傻逼正能量，那绝对不是蠢，就是坏。”
他不愿意说具体的困难，尽管就连危险也是“家常便饭”。他觉得这恰恰到了体现导演能力的时候，“那是战斗，对手越强大，你越强大。就像打乒乓球一样。你就面对这些问题，你就去战场，就去战斗，是吧？你就去花钱，钱没了你就去找钱，有本事找来，没本事就找不来，是吧？”
王久良，1976 年出生于山东一个农民家庭，靠着贩卖手机和蔬菜攒够大学学费，直至 26 岁那年进入中国传媒大学学习摄影。他 2000 年代的摄影作品《往生》、《垃圾围城》等受到关注。他感到影像更有力量，2010 年将《垃圾围城》衍生出了一部纪录片，再之后就是《塑料王国》。
王久良说这些年自己最大的一个转变，是意识到“合作的必要性”，“我意识到这不再是一个生产单打独斗英雄的时候。这是一个邪恶的时候，任何一件事情做成，越是大事难事（越要合作）。”
不过，当被问到六年是如何坚持下来，王久良说：“不是坚持，而是侥幸躲过了。从战场上走下来的人，没有人说自己是胜利，侥幸没死而已。”
“给下一代太平盛世的备忘录”
Ruby（陈玲珍）作为《塑料王国》和《笨鸟》两部电影的制片人来到了影展。
她是“CNEX 华人纪录片提案大会”的创办者之一。后者相当于一个纪录片基金会，在香港、台北、北京都设有分部，每年从赞助商等各方募得 150 万美元左右预算，每年设一个年度主题（2017 是“承诺与承担”），来征集各地的创作者。他们监制过独立导演杜海滨的两部知名之作：以试图挣脱土地束缚农民为对象的《伞》；和以汶川大地震为主题的《1428》。
作为现任 CNEX 执行官的 Ruby，向《好奇心日报》表达了创办初衷，也是官网上明显的标语，“给下一代太平盛世的备忘录”。“我们觉得，华人世界在 21 世纪肯定是一个大力发展的过程，但在这个过程中，它肯定会伴随着出现很多种好的、不好的，各式各样的事情。纪录片本身对于发生的事情是一个很好的（备忘录）。”
“第二个原因是要跟当代的年轻人沟通，跟未来的年轻人沟通。我们觉得就是用影像沟通，已经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了，所以与其等着被动，还不如早点主动。”“中国，尤其是对所有 80 后的人，基本上他们生出来以后，他们其实就也没有什么灾难，然后都是特别顺风顺水过日子，而且他们在长大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接受了大量的影像的熏陶。他们理解世界，很多是要通过影像的方式。”
Ruby 解释挑选创作者的标准：“第一个考量的，肯定是说这件事情重不重要；然后，这个导演能力是不是够；第三个，我们可以提供的协助是有用的，还是没有用的。这是我们的出发点，至于影片到最后完成还有一个很长的过程。”
当前辈们都在谈论“台湾电影没落”，新人们要怎么办？
当评委之一、台湾艺术家陈界仁上台颁奖时，他的发言是感叹的——关于市场已经换了方向，“台湾电影走向没落”。而主持人崔永元在介绍施南生时，是用调侃的语气说这件事，“我看到您监制电影中有《龙门客栈》，那是一部非常好的电影，自从那部电影之后，香港电影就走向了没落。”
新人的感触更加直接。台湾电影《川流之岛》的导演詹京霖向《好奇心日报》描述了电影之外，大环境的动荡：“因为这几年的经济真是一落千丈，特别是年轻人就会情绪化，所以台湾这几年出现了很多社会事件，比如无差别杀人。很多年轻人看不到未来，他感到这个社会并没有给他一个承诺，比如说我只要打拼五年、十年，我就可以怎么样。所以他们感觉特别的绝望。”
《川流之岛》本身就是以台湾“国道收费员”事件为背景：2013 年 12 月 30 日，台湾国道全面改为计程收费后，原收费员因此面临失业，现实中导致了长期抗争事件。电影并未着力于抗争，而是描绘了一位女员工，在面临失业、儿子遭到“强奸”指控的痛苦中，和一位客车司机开始了金钱搭建的情欲关系。影片结尾，车灯闪烁之中的收费站，就像是“川流”之中的岛屿。
詹京霖坦诚，电影中浓郁的压抑情绪和“阶层固化”色彩，和他所感知到的“一定是有影响的”，“因为你活在那个地方”。
他谈到台湾电影市场时，或许更加“悲观”，“几乎都没好过”。由于没有工作机会，演员们去咖啡馆打工。而有份量的电影公司，相比内地的大公司，“都是小公司”。
但是其实和“没落”呈现出抵抗姿势的是，无论是《川流之岛》还是《强尼.凯克》，两部入围最佳剧情等奖项的台湾电影，都展现出成熟的表达，完整又流畅。
值得一提的是，施南生也特别提到香港去年的新片《一念无明》（尽管它的主题是和《龙门客栈》那种浪漫无关的现实痛苦）。
詹京霖说，如果你不想“把电影只当作一种职业”，那么在哪里都是一样的，“必须要特别特别顽固”。《川流之岛》也是这位 37 岁导演的处女作。他离开家人所期待的律师专业，在研究所念影像艺术念了六年，30 岁开始拍电影，一再拒绝他无法认同的青春片、悬疑片等走俏的类型剧本。
他的第一部电影《川流之岛》只拍了短短 13 天——严格来说，这其实是中视的“电视电影”。但詹京霖说，他没有管是什么，反正要拍自己想表达的。
采访近尾声，詹京霖还是提到了一个会令内地电影人羡慕的事实，“我昨天在跟《八月》的张大磊导演聊天（张大磊说自己每年都要回 FIRST 看电影），他很羡慕台湾电影院，挂起文艺大师的海报，不是什么活动。台湾艺术电影能够得到日常排片，会有一群稳定的观众去看。”
“这是新导演的黄金时代吗？”
这是在影展期间一场“产业论坛”设下的主题。
导演曹保平、制片人施南生、腾讯影业副总经理陈洪伟作为嘉宾发言。几乎每个人的答案都朝着肯定。曹保平说现在的新人远比当年的他幸运很多，有创投，有更大市场，是最好的时代。
不过，当被问到如何看待今年暑期档《绣春刀 2》、《大护法》这样的口碑电影都票房失利时，除了陈洪伟接下话头“没有必要丧失信心”，曹保平说：“那么大的问题谁回答得了”。
当面对“如何看待电影行业”的问题，蔡成杰同样委婉地回答：“能在电影节里，见到一些都还很单纯、很有理想的创作者以及这样的电影，你在这里感觉不太孤独。很多人能真的，‘哎我看了你的电影，可以跟你聊聊’。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很开心。”
王久良用他特有的口吻，“绝望”但又生机勃勃：“尽管我们当下的生态很差劲，你会感觉，每年能看到什么东西？怎么可能去一个沙漠里去观赏鲜花呢，不是文化沙漠吗？……但是呢，还是那句话，这都是所谓‘时也命也’，是吧？既然遇到了，那就想办法。”
“自由”仍然是令每个人都心存忧虑的话题
每一个我们交谈的导演，都提到了创作中的“自由”，用一种或许小心翼翼、但不容置疑的语气。
“如果没有自由，你何必要创作？”台湾导演詹京霖说。
然而，当被一位新导演提问对于“自由创作”有什么建议时，强调喜欢影展“撒野”口号的评委会主席娄烨说：“我没什么建议。我没主意，没建议，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唯一可以做的，可能是拿起摄影机去拍，拍你想拍的电影，这是我唯一的建议。”
图片来自电影剧照、影展官方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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