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屠呦呦获诺奖的真正伯乐却是一名美国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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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屠呦呦，大家容易想到饶毅博士。但是，饶毅只是对屠呦呦扩大在中国的知名度产生了重要影响，甚至对屠呦呦走向世界也功劳有限。因为国际科学界“发现”屠呦呦，却是另有其人，并且主要是一名美国人。

2007年，苏新专和路易斯·米勒到上海参加疟疾与传染媒介会议。在会上，米勒问：“谁知道青蒿素到底是谁发现的？怎么发现的？”在场的众多中国与外国专家直摇头，没人知道。这让米勒感到太不像话也太不正常。

米勒联想到奎宁的历史。在青蒿素出现之前，奎宁是一种最重要的抗疟药物。后来奎宁药效渐渐不明显，是另外一回事。奎宁的发明者是秘鲁印第安人，但世界医药史上却无法加以承认。一种重要的药物，必须弄清楚发现的过程和最重要的发明人。米勒说，“我发誓在青蒿素的问题上，我不能让历史重演。”

路易斯·米勒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知名疟疾研究专家。苏新专是厦门大学生物系毕业生，现在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高级生物医学研究员。从此，两人开始了寻找青蒿素发明人的工作。

2009年，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廖福龙各Molecules期刊写了一篇“社论”，明确指出青蒿素的发现归功于屠呦呦。廖福龙的理据是青蒿素结晶，首先是屠呦呦领导的小组获得的。

但要确认屠呦呦的实际贡献，需要有更严格的科学考证与评估。屠呦呦其实也是一位非常厉害的女科学家。她私藏了一批当年的原始材料，从不轻易示人。也正是这一举措，让其他与她争功的科学家最终无话可说。最终，路易斯·米勒和苏新专通过严谨的历史查证，确认屠呦呦就是青蒿素的最主要发明人。理由是：屠呦呦第一个把青蒿素引入523项目组，第一个提到100%活性，第一个做临床实验。

2011年，米勒与苏新专在期刊《细胞》联合发文《青蒿素:源自中草药园的发现》，认为“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我们毫无疑问地得出结论:中国中医科学院北京中药研究所（中药所）的屠呦呦教授是发现青蒿素的首要贡献者。”《细胞》杂志是国际生命科学领域中最权威的杂志。

米勒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学家，相关领域重要科学奖，他有推荐权。同一年，他同时推荐屠呦呦冲击拉斯克奖和诺贝尔医学奖。斯克奖评委立即如获至宝，当年颁奖给屠呦呦。诺贝奖当年没有回音。执拗的米勒此后连年推荐，直到2015年，屠呦呦终于获奖。

青蒿素的发明起源于1967年启动的“523任务”，全国调动数千科学家参与其中，先后筛选化合物及中草药达4万多种，均不得要领。1969年，39岁的屠呦呦为组长，率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中医科学院的前身）的“中医中药专业组”加入研究团队。

青蒿曾经作为候选中药材，但因复筛时只有12%到40%的抑制率又被放弃了。屠呦呦检索古籍，看到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中将青蒿“绞汁”用药的经验。葛洪说“青蒿一握，以水一升渍，绞取汁，尽服之”截疟。屠呦呦想到可能是高温蒸煮（或酶解）破坏了青蒿的药效，便想出了乙醚提取法。1971年底，屠呦呦小组提取出95%以上药效的青蒿素，即青蒿素结晶。1972年3月8日，屠呦呦在全国“523办公室”主持的南京“中医中药专业组”会议上做了题为《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发掘抗疟中草药工作》的报告，通报了青蒿乙醚提取法及对鼠疟、猴疟抑制率达100%的研究结果。此后，中国青蒿素研究突飞猛进，又解决了青蒿杂质、药材不纯等问题。几年后，青蒿素抗疟药正式问世。

当时要急切地测试药物的毒性。屠呦呦与岳凤仙、郎林福、章国镇、严术常、潘恒杰、赵爱华、方文贤以身试“毒”，自愿做“人鼠”，发现青蒿素毒性小，但最初试验的几个人由于用量、用法等原因，身体曾受到一定损害，包括屠呦呦在内。后来屠呦呦又发明药效更佳的双氢青蒿素（抗疟疗效为第一代青蒿素的10倍）、复方青蒿素，并在青蒿素机理研究上做出更重要的贡献。1981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由世界卫生组织等主办的国际青蒿素会议上，她以首席发言人的身份作《青蒿素的化学研究》的报告。她后来还帮助中国中医科学院申请了新药证书，这下子可得罪了不少人。

青蒿素研究的主要贡献者除了屠呦呦，还有李国桥、罗泽渊、张剑方、施凛荣、周维善、余亚纲等，但首先提出乙醚提取法是屠呦呦，10倍药效的双氢青蒿素发明人仍是她。诺贝尔化学奖委员会主席斯文·利丁（Sven Lidin）曾说：“即便当我们去看有大量人员参与的领域，通常情况下你都能追溯到一个起始点，那时只有有限的几个人……是他们点燃了火种。”

点燃火种的那个关键人，是最重要的。有人说青蒿素研究不过是人海战术，但人海战术没有点燃火种的人，只有遭受失败的命运。文革期间也曾有大量科研项目同时有许多人参加，结果却是一事无成，如大飞机、大型驱逐舰、大炼钢铁等。其中大炼钢铁虽然群众性的“土法炼钢”在三年大饥荒停止了，但当年炼钢情结非常重。文革时炼钢技术研究人员庞大，就是没有出现关键人物推动。这样，1977年筹建宝钢，当时选择了全面引进日本技术。谁知，却被日本人狠狠地玩弄了一把。

有人在屠呦呦获诺奖后又编造文革的神话故事。笔者1984年到一家商业直属机械厂工作。该厂1950年代引进前苏联技术。到了文革结束时，近30年的科技研究面对瑞士等国的同类产品，结果只有下跪的份。从外观到内部结构和质量，差太远了。一时间想急起直追，从国外购置精密机床、机械手辅助生产，可是又花了四五年研究出来的样机，仍然比不过国外。我们的科研人员有一百多人，瑞士厂只有几十人。最后，我们的工厂只有举手投降，与瑞士厂合资，全面引进瑞士技术。我国现在的航空航天发动机、电脑芯片、精密机床等研究，同样投入了很大的科技力量，但成效有限。青蒿素研究看样子是人海战术的胜利，但关键的关键就是出现了那个点燃火种的人。这个人是屠呦呦。

屠呦呦一个人获得拉斯克奖，又获得诺贝尔奖，其他人有些不服气。但对青蒿素研究有重要贡献的人，也无法否认她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也没有办法否认过去得集体奖时，屠呦呦所在的单位排名总在最前面。2011年拉斯克奖，米勒与苏新专实际推荐了屠呦呦与李国桥。评委会派人找到李国桥，填写一些表格，用于申报拉斯克奖，表格的最后有一个问题是：“如果你获得了这个奖，你认为还有谁应该获奖？”李国桥的回答为第一个屠呦呦，第二个罗泽渊。

由于在中国长期以“集体”二字漠视个人的特殊贡献，不愿意确认屠呦呦青蒿素发明人的地位，还导致中国失去了申请青蒿素基本技术专利的机会。而美国、瑞士等研发机构和制药公司，却在中国青蒿素研究的技术基础上，通过青蒿素人工全合成、青蒿素复合物、提纯和制备工艺改进，成功取得了大批改进和周边技术专利。并且，如今在国际青蒿素药物市场，中国由于整体技术落后，只能主要是青蒿素原料提供者而不是成药供应国。

也就是说，如果较早就确立屠呦呦发明人的地位，成功申请到青蒿素基本技术专利，又提供更多资源让屠呦呦领导研究更多的青蒿素技术，那么，中国原本可以成为世界青蒿素成药主要供应国。由此，也可能有效带动我国药业与世界药业大国竞争。很可惜，中国最终只是收获了第一个诺贝尔医学奖，而且这个诺奖还是一名美国“替”中国争取得来的。

在一些阴谋论眼里，美国鬼子一定对中国没安什么好心，“亡我之心不死”，那么，路易斯·米勒这名美国科学家如此坚持推动屠呦呦获取诺奖，究竟有什么险恶用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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