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风采｜危文瀚、王娟：生活，在故宫

穿过拥挤的长安街，被推搡着走过金水桥，一道又一道的大门，一座又一座的宫墙，直到它面前——

它是大地上长出的天空之城。人在天地间，也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在这里，生活中那些被称为历史的东西可以被真实的触摸。在这里，人不论是有心还是无意，都会留下与这座城彼此映照的影像，成为它记忆中一部分。它是一面镜子，天空、大地、记忆、未来，所有的地方，所有的时光，所有有情的生命都刻在这一刻的映照中被唤醒。

这个世界博物馆日

就让我们走进两位“故宫人”的日常

人物

危文瀚，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2014级研究生，现就职于故宫博物院资料信息部，负责故宫纪录片的策划与摄制工作。

日落之前，他推着电动车，走出熙熙攘攘的神武门，长舒了一口气，然后笑着和我们道别。

这是又一个与故宫相处的日子。故宫是“伟大的”“庄严的”“辉煌的”——我们习惯用这样的词汇去形容这座古老的城，但很少会用这样的词汇去形容这里的工作者，特别是当这些工作者也只是一些年轻人的时候。

多数人对故宫的想象是单薄的。它是一个博物馆的同时，也是一个世界遗产、旅游景区、研究院、学术机构、文物医院……这里有着三十多个部门、一个事无巨细的管理体系：保卫、开放、财务、审计、预算、文物管理、工程管理、考古......这里有众多优秀而无名的年轻人，他们在故宫里活着，大多抱着“择一事，终一生”的念头，日复一日地为“伟大”做着注脚。

来到故宫博物院工作，对于危文瀚来说，算得上是件“水到渠成”的事情。历史学专业出身，有影像史学的专业学习基础，求职时顺利通过了第一轮的笔试。正巧遇上一位在影视语言和镜头美感之外对“历史文化内涵”也有追求的面试官，他顺利地成为资料信息部众多年轻人中的一员。

学生时期的危文瀚便在

我校赴以色列交流访问的团队中负责影像记录工作

资料信息部是故宫博物院信息化建设与管理的业务部门，负责故宫的微博、微信、网站、文物摄影、纪录片、网络建设、VR研究等与“信息化”“数字化”有关的工作。对于历史＋影像跨界专业背景的危文瀚来说，来到这个部门与视频和纪录片打交道，可以说是一份既对口又有趣的工作。

但落差依旧存在。想象中的纪录片拍摄是写故事、做策划、查资料、做采访、按“脚本”进行拍摄，而现实完全不同。故宫的纪录片是真的“记录”，用摄像机日复一日的记录，面对着重复的工作，也面对着下一秒可能就出现的预想不到的发展与转折。

工作中的危文瀚

拍摄者需要在一堆杂乱无章的事情中自己理出一条线。这本身已经足够困难，更不要说突如其来的变故——

“最典型一个例子，今年春节故宫办的过年展。那个展在已经开展后，突然在正修缮的养心殿西配殿的一块砖里面发现了一个特别小的戏折子。开始跟戏折子一块叠了一个乾隆二十四年的小纸条，然后大家就很激动，觉得这个是有准确纪年的一个戏折子，后来又经过仔细对比，看上面有演员名称细目，发现折子是道光的，小纸条跟折子本身它是两件东西，它没有关联性。”

突然发现的戏折子，紧跟着就是拍摄轨迹的变化。像这样无数大大小小的发现与进展都需要忠实的记录。而所有这些素材，在记录养心殿修缮的纪录片《故宫新事》的成片中出现的比例也不过其中的几十、几百分之一。

戏折子发现处

而这之外仍需面对的，是新鲜感的消磨。

如同参观者也需要面对“博物馆疲劳”，工作人员也需要承受重复性工作的枯燥和工作过程中的自我质疑。

“在拍摄故宫古建筑的修缮过程中，其实有很多日复一日的重复工作。比方说我拍的时候有时就到屋顶上去修瓦，大家看到故宫的房顶不是琉璃瓦嘛，其实瓦下面还有很多层结构。这个瓦底下先是瓦泥，然后是青灰背、泥灰背、护板灰，再下边是望板。一个殿漏雨往往是最底下的望板朽了，就需要把整个瓦面掀开去修，修好后再按流程一层层重新把瓦瓦（wà）回去。最开始的时候肯定是很感兴趣、很新鲜的，但后来拍多了就发现它是极其细致的重复性工作。尤其是不止一座宫殿，我负责的地方大大小小需要修瓦的建筑大概有十五六座，然后每个建筑都需要做几乎一样的流程。”

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他已对修缮的每个细节如数家珍。

施工中的故宫 截图自《故宫新事》

日常工作的枯燥与欣喜之后，则是面对“博物馆信息化”这样一件大事的喜与忧。

故宫博物院至今在博物馆信息化领域到达了世界第一梯队前几名的位置，“艰苦卓绝”——单霁翔前院长曾这样形容故宫的数字化信息化工程。而这四个字背后的力量绝对是巨大的，不论是推力还是阻力。  

故宫有着世界上最大的木结构宫殿建筑群。这一点意味着壮阔气势的独特景色，也意味着无线网络普及的难度。只是做到让大家在故宫每个角落都能搜到游客wifi 和办公的wifi，故宫的工作人员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为了消防安全，这里的办公室更是仍然处于不能随便充电的状态。

另一面，186万件藏品是巨多的宝藏也是巨大的隐衷。故宫现在能把186万件文物的信息公布到网站上，都是十余年间工作人员一件件手工输入的结果。而文物的完全数字化难度较信息公布难度更甚。拍出足以满足展览、出版等多种要求的文物图片的同时又兼顾效率本已不易；在严格的文物出入库规则和拍摄操作规范的要求下，追求拍摄速度和保证文物的安全间也存在着矛盾。目前故宫内专业负责文物摄影的摄影师只有八人，186万件文物若是想在十年内拍摄完则意味着每人每天至少90件的工作量——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而坐在冰窖的咖啡厅里，用着速度稳定的无线网，看着一部部故宫出版的展览图集，大概任谁也会油然而生一份充盈满足——不同于一次次地目睹着文物修复老师热泪盈眶、不同于看着自己的作品以成熟的姿态出现在屏幕之上，这大概是另一种深深体会到职业幸福感的时刻。

故宫制作的展览图集作品

人物

王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2012级研究生，现任职于故宫博物院文物管理处，先后负责商借文物展览的协调、文物出院点交、抽查库房、文物防震条件提升等工作。

对于王娟来说，进入故宫工作可能更加机缘巧合一些。那个冬天，连续拒绝了几个看起来还不错的工作之后，她赶上了因过年而错后的故宫招聘末班车。面对着故宫和国图同时发来的聘书，她最终还是选择了故宫。她始终记着刚进入大学、做志愿讲解员时见到的那座紫禁城——古老的、神秘的、沉睡着的金色王国。对于每一个学历史的人来说，似乎那里是一片闪着光的净土、一处无比纯净美好的乌托邦。

“毕业之后师兄问我说找哪了，我说去故宫了，然后师兄表示惊讶。 我就说觉得学历史来故宫好像就很浑然天成，所以我就来了。来了之后正好单院长开始这两年的政策大改变，使它变得很年轻很外放很活泼。应该很快的吧，它还会变的。”

王娟与危文瀚在采访的过程中

“你直面一些东西，你肯定会有落差” 她这样笑着说出来的时候，一副温润的样子，让人怀疑那些细微的落差本来不存在。

六年来，故宫的境内展览有130多场。每一场展览对于文物点交的工作人员来说都是一场大战。平均每年近三十场展览，忙碌的时候甚至要一人同时承担六七场展览的协调工作，去年一年有9000多件文物参与院外展览，进行了90多频次的点交、点还工作。谈起繁重的工作，王娟笑谈，这里本来就不只是想象中岁月静好的样子，这是一座“奔跑着的故宫”。

 文物在这里成为他们又爱又忧的甲方，或者说，像是他们的孩子。一方面他们心中怀揣着使命感，力求做到将文物“有尊严地存放”；一方面他们不得不放下对文物过度的“敬畏”——“因为你太敬畏了，你可能反而不敢触碰它接触它，但如果你不触碰它不接触它，你是没法跟它共存的。

故宫的工作人员在进行文物点交 

截图自《故宫新事》

但这样郑重的“平常心”是很多人不能理解的。“非同一般的虔诚”可能才能满足大家对故宫工作的想象。就像《故宫新事》第一集播出后，有不少观众在质疑老师 “为什么在拿瓷器的时候不戴手套”。而其实对博物馆工作、文物工作有一些接触的人都会知道 “瓷器的话，戴手套不算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因为瓷器表面其实没有太大的摩擦力，它是釉。你戴手套的话，首先你没有触感，其次它又很容易打滑，所以很容易操作失误。再有一点，其实瓷器它可能不像书画和织绣类文物，对于汗碱这些其实没那么敏感。所以空手操作其实相对是安全的。你是想让他比如稍微摸一下、有一点有点轻微的变化，你还是想让他嘎嘣摔地上摔碎了？你肯定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

无论如何，每天和文物打交道的工作也有着另一方面的特殊性——日常工作就都是高光时刻。领导人的莅临、第一夫人们参观时的近距离接触、每一天都有机会与文物近距离地接触，漱芳斋、佛日楼、倦勤斋以及那些只有因工作才能进去、甚至那些普通员工也轻易进不去的隐形地图......每一天的工作都有着新的期待，王娟说：“我很喜欢。”

工作中的王娟

对于想来故宫工作的师弟师妹，王娟也格外叮嘱：故宫需要专业性的工作人员、需要可以做庞杂工作的能力，但这里更需要强烈的执着。“其实我们这边就是从一而终，从来没有换过工作、从入职到退休留在这个单位的人占的比例非常大。他是一个特别大的学校。里边不管说哪个文物建筑、哪些历史文化、哪种专业技能，你选择一样，都会不断地在工作中发现新的东西，这里是会让你不断的有充实感成就感的一个方。” 

“从一而终”除了必要的执着，还需要“不迷失自我”。避免在忙碌琐碎的工作中迷失、永远记着自己的初衷。给自己时间去阅读、去写作、去科研、去探索，在故宫里收获更好的生活。

“不急嘛。”她歪歪头，浅浅地笑道。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这里有一群满是朝气的可爱的人。他们努力地推动着一艘巨舰，将它唤醒，为它上色。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这是一群辉煌、苍老、沉重的宫殿。这是一位已被唤醒、正在奔跑的老顽童。它有着纯净的内核、沉重的身形和奔跑的姿态。

“来吧” 他们说。

来源丨春秋人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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