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文化交流历史悠久、范围广泛。历史上，日本曾多次派出遣唐使学习中国文化，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新冠疫情期间，日本援助中国的物资上写有“岂曰无衣，与子同裳”以及“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等诗文，令人动容。中国古典文学如何打动现代日本读者？近日，日本国立东京学艺大学名誉教授、日中翻译文化教育协会会长松冈荣志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畅谈跨文化视域下的翻译技巧时指出，日中文学相互影响，中国文学被译介到日本，成为日本读者憧憬和亲近中国的基础，优秀的文学与学术翻译对促进日中文化交流有重要贡献。
记者：您作为《诗经》与《宋词选》日译本的翻译，参与了《大中华文库》系列丛书的翻译工作。该书采用中外文对照的形式，对中国历代文学、历史等各个领域的经典著作进行介绍。过去，也有日本学者尝试将《诗经》译成日语。有人采用“训读”，有人采用“音读”。而您为何选择用现代日语翻译《诗经》？松冈荣志：我翻译《诗经》时，首先想到的是读者，特别是现在和未来的读者。当我们的子孙与《诗经》邂逅，他们会读到一个怎样的译本？以《国风》为例，它由当时中国各地的民谣构成。比如《郑风•溱洧》，它描写了年轻男女嬉闹的样子，表达了恋爱的悸动心情。如果用语气生硬的“训读”来翻译，就很难准确地传达作品的情感。因此，我选择用现代日语翻译《诗经》。值得注意的是，还是要考虑文体对翻译的影响。《雅》《颂》中的诗歌与《国风》中的民谣不同，它们是庄严肃穆的庙堂之声。在翻译《国风》时，我多使用柔和感性的和语词汇，多用平假名；而在翻译《雅》《颂》时，我使用更多的汉字与汉语词汇，以表现庄重之感。记者：《诗经》与《宋词选》都是诗歌体裁的作品，而韵律对于诗歌来说非常重要。您认为中日在诗歌韵律方面有哪些异同？您在翻译过程中如何平衡差异带来的影响？松冈荣志：众所周知，日本诗歌主要以“五七调”为主，简单来说就是五个字和七个字的组合。而中国的绝句与律诗也有“五言”“七言”的说法。我想，两国的诗歌在节奏上是相近的。但日语的元音和辅音相对较少，所以在音调上容易变得单调。另外，日语的声调也与中文的平仄不同。日语是单音节语言，所以日文诗歌的韵律难免会有缺乏变化之感。如果用古典日语翻译诗歌，节奏问题或许更易处理，但理解上的问题便会随之而来。而我的现代日语译法虽易理解，却也不好处理韵律问题。不过，我依然希望译诗能保持一定的节奏感。在翻译的过程中，我曾邀请数名青年师生来阅读我的译诗，并多次就诗的节奏问题进行交流。值得一提的是，我翻译的《宋词选》中还暗含了日本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歌谣曲的旋律，年长的读者或许可以会心一笑。
记者：中日两国的文化相似却不同，在《诗经》与《宋词选》的翻译过程中也难免会遇到无法一一对应的概念。您是如何处理的呢？松冈荣志：这很难简单解释清楚，即使在中国，也有许多概念会随着时代而变化。《诗经》中，不同类型的马根据其身体的颜色、鬃毛等进行了详细的分类。很遗憾，我没能将这些内容完全呈现出来。在翻译《宋词选》时，我会思考，该如何将原文中托物言志、写景抒情的句子准确地传达给日本读者。比如柳永《雨霖铃》中的“寒蝉”一词，如果直译，就很难表达出蝉鸣的氛围感。于是我在“寒蝉”前补充了日本蝉鸣的拟声词，让日本读者更容易感受到夏末时分的寂寞之感。而“暮霭沉沉楚天阔”这句，我尝试将风景与作者的情绪相结合——“楚地的遥远”与“离别的泪水”两种因素重迭在一起，使作者看不清楚地的样子。记者：我们了解到中国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作品在日本非常受欢迎，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在创作上也受其影响。在您看来，白居易为何能打动日本读者？如何理解不同文化在文学创作上的相互影响？松冈荣志：日本的环境和气候与中国的南方地区相似。日本植物学家中尾佐助将这种风俗、文化和思维方式的相似性描述为“照叶树林文化”。也许是因为风土相近，所以读者更容易与诗人产生思想共鸣。确实，像陶渊明、李白、白居易、杜牧和苏轼这样在中国南方地区成长或度过童年的诗人，他们的作品一直很受日本读者欢迎。日中两国的文学也确实相互影响着。一千多年来，日本一直在学习中国文化。日本留传至今最早的正史《日本书纪》的开头部分，几乎逐字逐句地取自中国汉代典籍《淮南子》。日本最早的诗歌总集《万叶集》也受到了中国《诗经》的影响。而清末，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人数增加，反过来又向中国介绍了大量的日本文学作品。我们熟知的鲁迅、郁达夫、郭沫若等人便受到了日本近现代文学的启发，创作了许多具有新视角和新风格的文学作品。
记者：疫情期间日本援助中国的物资上写有“岂曰无衣，与子同裳”以及“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等诗文，诗中所寄托的感情令人感动。这些诗文有的来自中国典籍，有的是日本人创作的汉诗。那么您觉得文学在促进两国交流、民间交往中会发挥何种作用？松冈荣志：日语中的许多格言和谚语都取自中国的经典。日本初高中的日语教材中也常出现鲁迅的作品，比如《故乡》和《藤野先生》。这些作品被译介到日本，被许多日本人阅读，成为日本读者憧憬和亲近中国的基础。这便体现出翻译的重要性，优秀的文学与学术翻译对促进日中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们日中翻译文化教育协会的目的也是如此——通过培养优秀的翻译人才来促进日中两国的交流。
李白、杜甫、白居易，谁对日本影响最大？
在亚洲周边国家和地区，白居易在日本的影响要超过李白、杜甫，被称为对日本影响最大的中国诗人。
郑州日报客户端报道，北京大学严少璗教授认为：“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恐怕没有哪一位作家，像白居易那样对日本中古时代的文学产生过如此重大的影响。”资料显示，在日本9世纪到12世纪的400多年裡，白居易诗歌不只是作为异国文学珍品供其鉴赏，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文学创作的“示范”，供作家们在创作中学习。这一时期的日本汉诗、和歌、物语、散文，几乎在文学的一切样式中，都不同程度显露了模拟白居易文学的痕跡。日本平安时代的知名学者大江维时编撰的《千载佳句》一书中，收录了中日诗人1110首诗歌，白居易诗歌就有535首，排名第一。在日本，关於白居易的研究很早就进入了专业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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