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商仁匠|杜春阳：这辈子最大的问题，是不求人
文 / 黄雪梅
“不求人”是对他一生最好、最准确的评价。
相谈正欢的时候，代斯正突然对杜春阳说道：“老爷子，您这一生最大的遗憾，是万事不求人。”
杜春阳是前仁怀县冠英酒厂厂长。这家酒厂成立于1978年前后，是仁怀最早的民营酒企之一。197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才刚刚拉开序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路，惠及的更多是沿海城市。偏远的贵州，还要等到七年后的1985年，政策才会逐渐明朗。杜春阳，在那个时候就开始酿酒，可见胆识思维，都超前于同时代的许多人。
代斯正是与杜家合作十多年的经销商，很是了解杜春阳和杜氏家族。他话里有话，言外颇有深意，但杜春阳颇为自得。在他看来，“万事不求人”并不是此生的问题或遗憾，而是对他一生最好、最准确的评价。
一个铁骨铮铮的汉子
杜春阳才到遵义八五厂两个月，就干不下去了。在中国的计划经济时代，工人是一个让人羡慕的身份，但他干得不得劲儿，“每个月才三十块零八角”。
这个“铁饭碗”比当时仁怀鲁班供销社营业员的酬劳高，“他们16块钱一个月”，但这点工资，还没他之前酿酒换的钱多。那时杜春阳刚刚二十出头，精力旺盛，沉闷呆板的工作，根本圈不住他。何况，他早就尝到过酿酒挣钱的甜头。
不过，杜春阳还是从1966年“熬”到了1978年。在他打定主意要离开的时候，中国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要等到12月才开，“就在国家开改革开放会议的头一个月，我就回来了。”
失业之初的杜春阳无事可做，但他闲不住，想着法找事做。他的性格，是宁肯累，也不肯闲。就这么磨了大半年，第二年，地里的玉米黄了，杜春阳酿酒的心又开始蠢蠢欲动，“我就把苞谷砍了，砍回来就酿酒，从79年到现在，就没停过。”
现在的机械化、自动化，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但酿酒依旧是个劳动密集型行业。杜春阳酿酒的时候，只能靠人力，更辛苦。酿酒还需要大量的水，水源在400米外的地儿。他一个晚上，要挑50担，往返行程就是八十里地。偷偷酿酒，不能被人发现，打手电也是藏着捂着，有月光还好，若没月光，还真是步履维艰。一个晚上下来，杜春阳的衣衫、裤子满是汗水，湿得能拧出水来。
回看杜春阳当年，其艰难处，远超常人想象，但他毅力之坚、体魄之强，也远超常人。杜春阳的创业史，是一种典型的劳动人民与恶劣环境、贫困生活争斗的历程。勤劳、拼搏、不畏艰难，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他身上都很明显。
杜春阳挣的钱，来得硬实，每一分、每一厘，都是凭他自己双手辛勤劳动所得。用代斯正的话说，就是“你的钱很干净”。杜春阳不求人，大约是他一身铁骨铮铮，从不投机取巧。
创业时期的杜春阳（后排左一）和家人
尽干“出格”的事儿
赶上了好时候，杜春阳这回不再像前两次那样，有始无终。说起来，他早在1960年就在干酿酒这件事儿。那年，他才十五岁。
那是一个粮食极度短缺的时候，杜春阳找不到粮食，就上山去摘青杠籽、野柿子，“红薯也酿过”。贵州山里野柿子树多，当地又叫柿花，但生吃涩口，为当地人所弃。杜春阳就采了回来，用剁辣椒的刀捣烂，然后上锅蒸，再撒上曲子发酵。红薯也是一样的做法，主要是酿白酒。
青杠树大约就是橡树，子实状似袖珍的小陀螺，含有油脂和淀粉，可以用作酿酒。在粮食匮乏的年代，那些在当地人眼中无用的东西，都成了杜春阳酿酒的原材料。
杜春阳不敢声张，在家里偷偷地酿，但“酿酒就要销（售），一销就有人知道。”再是小打小闹，他也是做得风生水起了。左右邻居，有的还会上山采回野果请他代酿，是想掩也掩不住。
半年之后，当地政府领导就知道了。虽然东窗事发，念在杜春阳年纪不大，领导没有上纲上线，但酿酒的事就此作罢了。杜春阳安分没两年，到1964年，中国的粮食问题终于有所好转，他的心思又活络起来。“小麦、苞谷（产量）过关了，粮食政策就没有60年卡得那么严了，我又开始烤酒。小麦、大麦、玉米、高粱、荞麦，我都烤过。”
杜春阳酿酒，不拘原材料，对不同粮食的秉性、酒的形成、酒质如何，都很熟悉。“小麦酒，喝起来回甜重，装在土坛里，有半拇指厚的皮沫，就像凝了一层猪油。它的甜味比一般的酒重，我们现在勾酒，要勾甜味重的，但不能放糖。如果我现在还在烤酒，小麦酒拿来勾调，是个好酒。大麦酒比高粱酒产量高，口感还要好。苞谷酒亏燃料，大麦、小麦、高粱都不亏。”
这次也没能做长久，只到当年的十月份。杜春阳无事可做，但又闲不住，就干木匠活。他也是无师自通，“就做桌子、板凳、桶，搞了一两年，生意还好。”
杜春阳似乎有一种本事，就是不管处于多艰难的境况，都有办法让自己过得好一点。这让计划经济时代的干部们很是头疼。1966年，当地干部把他安排进遵义的85厂，想来是他们防微杜渐，打量有个工作圈着，杜春阳至少不会再干“出格”的事儿。
算盘打得噼啪响
杜春阳今年76岁了，须发皆白，除了有点耳背，身体很是硬朗，说起话来思路清晰。回忆当年，许多细节他都记得一清二楚。
也不是所有事情都记得清楚。“退转去二十年，有人来帮我办低保。我一看，要交三万多，一个月才领两百多,我把那个塞在抽屉里不管。后来想想，虽然只有两百多，但每年还要涨点，我还是要靠着（国家）这棵大树，第二年又找出来让他们去给我办了。”
这一段往事闲话，杜春阳是随口提起，长子杜富杰有点无奈：“你那个不叫低保，你那个叫养老保险。”早在2005年，杜富杰兄弟就已经接班。说起最初不肯办养老保险的理由，杜春阳说：国家会做生意，我不会做生意？
杜春阳会酿酒，更会做生意，账还算得细。他给遵义八五厂的工作算过帐：我人年轻，你用三十块零八角就把我的劳力买到了。一个月三十块零八角，我随便找都找得回来，所以你就是给我一千块一个月我都不干。
早年，他酿苞谷酒，也收苞谷送金沙的一家酒厂，一斤赚三分。那时，国家粮库收的价格是一斤7分3厘，“但有的背去了不收”，杜春阳收，价格是7分，丰年一天能收三万多斤。“一斤三厘，十斤三分，百斤三块，千斤三十，万斤三百，我一天能挣一千。”杜春阳算账是把好手，结果也对，但为什么总感觉哪里怪怪的。
不只倒卖苞谷赚差价，杜春阳还给砖厂拉煤，“我帮砖厂买东西，帮他们讲价，比他们厂里还细致。后来我跟他们算了细账，就专门给他们供煤。我给他们拉了七年半，一天五车。”
砖厂每天只烧三车煤，但杜春阳得给自己存两车，因为他还有个加油站，一个月要去遵义拉两趟油，“还要给散户拉煤，要把这些除出来，就要库存两车。一车煤的利润大概有38块，五车就将近两百。我还抽地下水灌溉田土，大概能赚一百三。”
这个杜春阳，在仁怀酒圈，也是德高望重了。仁怀一年一度的重九祭水大典，他和怀庄的陈果，以及酱酒大师曹大明，都是主祭人。2019年，仁怀酒协评选“中国酒都仁怀酒业改革开放40年40人”，杜春阳身在其中。和他同时当选的，还有茅台酒厂的李兴发、邹开良、季克良等。他似乎完全没有人设包袱，一点不忌讳让人看出他那点小心思和精明，算盘打得噼啪响。
仁怀重九祭水大典，杜春阳是主祭者之一
杜春阳的家业，是勤劳节俭在和精打细算中起来的，“我挣一块钱，只花一分钱”。收玉米的空隙，杜春阳就蹲地上捡粮食，一天能捡二十来斤，被路过的人笑，大约是笑他抠。他并不是抠，“就是看落在地上浪费可惜。”仁怀酿酒起步早的，大多酿过苞谷酒，深知粮食的来之不易。说起这桩往事，杜春阳拍着大腿哈哈大笑：“好耍，好耍！”
杜富杰感叹：“我父亲是什么苦都吃过。”杜春阳不以为意，觉得劳动反让自己身康体健：“我不敢说（没有）腰酸背痛，（但）血压不高，血糖不高。大家不吃的我都能吃，一天还要喝两次酒，中午一次，下午一次，一次二两多三两，只喝这么多。”
屈辱和争心
尽管那时的中国，已经确定改革开放，但很多地方，尤其是偏远的内陆地区，思想没有完全解放，“还有很多阻力”。1983年的一次遭遇，杜春阳至今记得清楚。
杜春阳的酿酒事业，干得热火朝天，税务部门也找上门来。他也爽快，“我不知道要交好多税，就让他们帮我核个量，该多少我就交多少。”
那时，土地包产到户，当地村里的支书、大队长、会计三个人，一时没有工作可做。鲁班公社的一位领导找到杜春阳，希望能为他们提供一个工作岗位。杜春阳也同意了，“但我用不了那么多的劳力，就让他们轮流来烤酒、喂猪，我帮着分工作。”
有了这么三个帮手，杜春阳就把纳税的事儿，交给了那位大队长，“让他帮我交”。他没想到的是，这人偷偷拿去赌博，“后来县税务局的局长问我为什么没交，我说早就交了，他又说没交拢，我才晓得他拿去赌钱了。”
本来沟通就能解决的事，也不知为何，杜春阳和那位领导说僵了，两人都动了肝火。“那个时候我四十岁不到，四十岁不到啊，我说我这农村人的性格就是恼火。”杜春阳自嘲，大约是后悔当时的年轻气盛。因为，相关部门以偷税漏税为由，在鲁班全县贴了批斗公告，把他拉到街上，挂牌游街示众。
杜春阳埋着头，缩着肩，形容着当年的样子，“邓主席的改革开放会都过了几年了，83年还喊我站个高板凳、戴个牌牌”。许多年过了，杜春阳已经平和，但言语间，依旧有微微的愤慨。那件事对杜春阳的打击不小，“过了83年，84年我啥都没干，酒也没有烤。”
他也不是什么事儿也没干。1984年，遵义市地区领导到仁怀视察。到杜春阳家里时，正碰着他在挖蓄水池，用来做烤酒的冷却水。
“泥巴挖出来没地方倒，我就用手推车推到门口，搞成一个鱼塘，蓄水养鱼。书记就拍着我的肩膀，说我这样干是对的。”杜春阳回忆，“我说不能使劲干，够生活就够了。”
领导大约是了解过杜春阳的遭遇，以为他经此一事之后，心有余悸。为了鼓励他，领导说：我说了算！
“遵义到仁怀你说了算，贵阳到遵义你说了算不算？”杜春阳这样说。这是一个朴素的道理：任何一个官员，只有在他管辖范围内，才能真的说了算。圆滑一点的，就算心知肚明，也会随声附和，给足人面子，偏偏杜春阳是个冥顽不化的，非得捅破这层窗户纸。
“这是我内心的老实话，我说这个是正当的撒，结果他就找不到谈的了。”杜春阳笑眯缝了眼，眼中有一抹狡黠。他为自己“难”住了一个官员而得意。在中国的民间文学中，老百姓对权力的揶揄，甚至嘲笑、反抗，是一种被肯定的精神。杜春阳的骨子里，带着这么一种劲儿，而性格里的狡黠与机智，也总能让他抓住一个理字。
听着过往旧事，我大约能想明白杜春阳为何会在83年吃那么大一个亏。他遇到过很多困难，都凭强健的体魄、坚韧的意志，以及足够的精明解决了，他对自己有着十足的自信。那件事看似是他直来直去的性格所致，其实是他骨子里带着一种争为强者的争心。他不会求人，也不会向任何人低头。即使可能被现实撞得头破血流，也绝不回头。
好在那位领导没有为难杜春阳，反而给了极大的关注和扶持。
1984年的10月，北京召开全国农村专业户座谈会，也就是俗称的万元户大会，“有283个人，我是其中之一。”杜春阳终于扬眉吐气了一回。此前，区上的领导来做统计，杜春阳留了个心眼，“我还压缩了，报的是一年挣一万，其实我一个月就挣一万。”
杜春阳之子杜富杰
够吃饭就够了
杜春阳原本主要做玉米酒，自打北京回来，他就申报做中级酒，“85年得了国家农（牧渔）业部的奖，得奖的时候好多还没开始做酒。我92年左右就做酱香型白酒，灌瓶、贴商标。”
1995年，杜春阳打算交班了，但杜富杰兄弟却有些不情愿。“当时仁怀做酒的人多，酒不好卖，而且随时都在投入。”杜富杰说，“后来接手，还是后悔，应该早一点做。”
十年之后的2005年，杜富杰和弟弟杜江涛正式接手。杜春阳给他们的，是近三十个窖池和几百吨老酒、一块地基，以及一群跟他干了许多年，有经验的酿酒师傅。“当时我是这么说的：你们原来没有产过酒，现在包装车间的酒就是我的，不要动。你们可以卖散酒，一路卖，一路烤。”
杜春阳之子杜江涛 台典酒业总经理
在代斯正看来，这家企业能走到现在，正是因为杜春阳留下了一批老酒，“酱香白酒拼到最后是拼老酒，没有老酒，说什么都没用，恰恰老爷子留下一批好东西。”
杜春阳很珍视那批老酒，但更多的，是希望杜富杰兄弟能在自己的基础上有所作为，“现在的办公大楼，是当年的鱼塘，交给他们的时候，底下的基础都做好了。他们2011年才修厂房。”
刚交班的前五年，杜春阳每个月至少要从遵义回仁怀两趟，后来就很少了，大概也是完全放心了。如今，他只在企业需要的时候出来站台。这些年，家族产业在杜富杰兄弟手里，还是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由此前的冠英酒厂，发展为台典酒业集团，酱香白酒年产能达2000余吨，是当地的规模以上企业。
不过，杜春阳对企业发展似乎颇有微词，“我不应该催他们，否则厂就还在我手里，我可以专门管生产、建厂房，那现在这个厂（规模）起码大一半。”杜春阳这样说，但实际上，当杜富杰一提到发展，他却并不赞同，“够吃饭就可以了。”
父子间的分歧不在发展，而在是否需要借用外力之上，比如和政府搞好关系。在杜春阳面前，杜富杰很低调。只要不说这些，两人父慈子孝，其乐融融，一说就谁也不服谁。于是，有了下面这番代斯正和杜春阳的对话：
——做大事业，肯定要依靠别人，包括政府。
——我就不会去！
——老爷子，您这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万事不求人！您如果能够改变一点思维，早就不是这样子了！
——我为什么要求人？
——您就没有意识到，当今社会就没有不求人的？
——我就不求！
——您是不求人，您很硬气，也很干净，这很难得，但您干得很辛苦。
杜富杰，现任台典酒业董事长
后记
这番对话，很容易让人觉得，年轻时敢干别人不敢干之事的杜春阳，在上了年纪之后，已变得保守。古往今来，有很多的人，都是年轻时激进、锐意进取，而后因为经历的多了，棱角被渐渐磨平，是以年老保守。
杜春阳的保守，或许一直都有。一个人不求人，其心志毅力，都极度强悍，坚信不用依靠任何人，只靠自己一双手就能打天下。只是，从另一个层面看，这是和外界的人事物，保持着一种距离——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在仁怀，杜春阳绝不是唯一，还有很多人和他一样。“小国寡民”是老子推崇的一种政治理想，这种观念也根植于很多国人意识之中。
只是，时代在变迁，仁怀虽固守着传统工艺，却已然不再是小农经济时代的仁怀，至少，新力量就在大举进入。杜富杰的忧虑，有他的道理。今天，酱香白酒这个传统而固执的行业，在市场的冲击之下，企业应如何应对？企业发展，离不开外界的支持，但企业应该如何与之打交道？或者说，应该如何保持一种适合的尺度？……
杜春阳不会去想了，他的晚年生活很充实。他遵义的家里，养着几只狗，几只鸟儿，还有一缸的小鱼和一池的锦鲤。说起狗狗，杜春阳赞不绝口，“大狗有九十斤，还有两个小鹿犬，它们就是讲不了话，但我说什么，都听得懂。”这样的生活，用代斯正的话说就是，“养鸟、喂鱼、养花，每天就是‘寻花问柳’，过着神仙般的日子”。
这些问题，都要留给杜富杰，以及仁怀现在的企业家们。
来源 | 糖酒快讯（ID：tjkx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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