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诺 | 我的老师苏旭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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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我上高一的时候，班里来了一位年轻的政治老师。
省重点中学里数理出众，心气儿旺的一帮高中生，是不 diao 一个政治老师的，何况是个新来乍到的年轻老师。
可是一堂课下来，我们都被这个老师“镇”住了。他思维清晰，逻辑缜密，矮胖矮胖的，但气场十足。上来就抛给我们几个问题，然后一层一层讨论，真是太有意思了。最神的是，最后10分钟，我们意犹未尽的时候，他让大家拿出课本，笔，和尺子，说现在跟着我，划词。就是一行里划一两个关键词，但他肯定研究过的，连“的”什么的也有，最后一篇纸上划的词都连起来，竟然是通顺的句子。然后他说，考试是重要的，但别浪费太多时间，就看我让你划出来的，咱们考试没问题。划完正好下课铃响，他拿书走人。
我们顿时觉得这老师真是酷毙了！
老师姓苏，叫苏旭勇，那时候我们背地里叫他苏小胖。
那时候我们十六岁，他二十三，这年纪要是放在今天，妥妥一个90后。但高中几年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就是他了。
政治我们果然都考得不错，划的那些重点早忘了，不过绝对没有浪费时间。但现在回想，我的批判思维，思辨能力和结构化思维的能力，竟然都是当年政治课上启蒙的，真是完全没想到的收获。也因为这些，苏老师在我心里有“神”一样的位置。
高中结束，同学们各奔东西，听说苏老师后来当了我们那所当地名校的教导主任，又后来调任济南的另一所名校做总校长。我呢，毕业后去了清华，后来美国读博士，工作，后来北京，美国，又北京，再没有回济南常住，和老师也早就断了联系。
再一次见面，竟然是二十年以后了。
今年春节回济南，因为我做一土学校的事，似乎终于有了个理由，见到了苏老师。
其实是有点小紧张的，不知道他和当年记忆里的那位老师，相差了多远。但没想到，似乎一点没变，还是那个“有胆有识、有情有义”的老师（我高中同学的原话），本来喝茶小叙，一坐竟聊了7个小时。
苏老师提到他正在看陶行知传记。
听完我啰啰嗦嗦讲了一土的种种实践和思路，他说，觉得有陶行知的影子。我有自知之明，自是吓了一身汗，也明白这是苏老师爱学生，用大师来鼓励和引导咱（不过得不感叹，苏老师骨子里还是那个优秀的教师）。不过回看陶行知经历，他1917年从哥伦比亚大学回国，不过二十六岁，后来在南京北部创办晓庄师范的时候，也不过三十六岁。
苏老师总结陶行知，说有两点特别有现实意义：一个是汇聚资源，陶提出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用现在的时髦话说，就是跨界，跳出教育做教育。第二个是想到就去做，极强的执行力。陶行知在很短的时间里做了大量的工作，可惜55岁便英年早逝，不过去世前的100天里，做了100多场演讲，很难想象这是怎样的工作强度。
今天正值一土学校第二学期开学，苏老师与我的长谈中分享的很多观点，和我们这一段时间来的探索，以及将来要做的事，似乎都是一个特别好的点题和总结。所以借我和老师的对话，和大家分享一土开学半周岁来的探索和实践。
很有意思的是，陶行知在1924年写过一个名篇，《半周岁的燕子矶国民学校 — 一个用钱少的“活学校”》，讲的是一个在关帝庙里的学校，通过带学生“做事”，通过和当地社会的融合而做到卓越的教育。
在今天的中国，在所谓教育创新，常常是耗资数亿的，封闭的，带着贵族气息的学校，并被全民大肆追捧的现实里，这篇文章特别值得回顾，而且有极强的现实意义，让人思考什么是真正的好教育，什么是成就人的教育，不仅是对少数家庭，更是对我们的社会和国家来讲。
我和苏老师谈到很多话题，拎出三个来，和大家分享，也借题总结一下半周岁的一土学校：
第一，破和立
破是容易的，难的是怎么立。
“教育这个东西，任何人都有资格评论和批评，因为你要么上过学，要么有孩子在上学，总有话可说。而且这些评论和批评，至少十有三四是对的，有道理的，所以我们如果做教育，就要考虑我们的专业性在到底在哪里”
苏老师说这是他经常给他的老师们说的。
非常有道理。现在回想我去年4月1号写的文章（一诺 | 你也为孩子上学发愁吗？），是“破”，和指出问题为主，也给了一些“立”的思路。学校开始筹办这段时间，是不断“立”的过程。 而且我最大的感触，是其实有大量和我们志同道合的人。
过去这一个学期，在我们不到8平米的办公室里， 接待了大量优秀的的教育领域的专家和同路人
有“大专家”，像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杨东平老师，研究中国本土教育创新多年的梁晓燕老师，亲近母语的创始人徐冬梅老师。中国教育学会的老会长顾明远老师也一直关注我们，并送了我一本他的书《中国教育路在何方》，读后受益匪浅。
有学者，像北大教育研究院的陈向明教授，林小英教授和他们的研究团队，北师大学前教育李敏谊副教授，清华大学终身学习实验室的徐迎庆教授，还有北师大，北大，康奈尔，牛津大学的博士生。一直倡导新教育的朱永新老师，也一直在关注一土，并和我们分享了他很多的专著和出版物。
有国内外，体制内外各种创新教育的先驱者和同行者，北大附中的王铮校长，清华附小的傅校长，南明学校山西运城的魏智渊校长，成都先锋学校的崔涛校长，美国PBL项目制学习发源地 High Tech High 的资深教师和创新课程研究专家 Chavez 老师，夏威夷私立学校协会的 Dr Bossert 等等，不一而足。
由于ETUx论坛，我们也有非常多的教育实践和“如何立”的对话，像北京教育学院院长何劲松，UWC中国的创立人之一哈佛中国中心负责人王颐等等。而且这个名单还在不断增长。
如果把教育当“生意”，或者“行业”，这些人都是不同的“路径”的，公立、国际、民办、学术、实践...但如果研究教育，真的潜下心做，我最大的发现是：世界各地想做好教育的人，在思考的，都是一样的核心问题，也是在这些不断的交流和碰撞中，我们在不断建立和完善的一土的教育体系。
我们也开始筹办一土研究院，作为一个开放的非营利机构，一方面能站在世界各地优秀教育者的肩膀上，汇集世界范围内教育研究的精华，一方面能在中国的语境里，将其转化为能指导学校实践的体系和产品， 能为更多的学校和教育实践者所用。
第二，到底什么是个性化
这是苏老师问我的第二个问题：
“现在几乎所有的学校都在说个性化，但理念多，实操少，那到底什么是个性化，怎么做个性化呢? 如果过去的教育是赶鸭子， 现在很多学校的所谓个性化，是不是只是换了一个姿势赶鸭子？ ”
什么是个性化。首先不是每个学生一套课，一个进度，这些有可能发生，不过是结果，不是起因。个性化，对一土来讲，是激发和保护孩子们的内生动力。
如何实现，是两条路，到中间交汇。
第一条路是“自上而下”，就是如何把教育理念“落地”，其实个性化也好，全人教育也好，都不是什么新理念。因材施教我们讲了几千年，现行的所谓先进教育理念也大多有百年的历史了。所有中外学校的网站，都是大量先进理念的堆砌。但这些都是浮云，理念很容易写，核心是怎么实现和实践。
一土认为所有的教育理念到落地，都是通过一个东西，就是教师和每一个孩子的互动，是教师的一套语言体系，是“话术”。所以我们做的这第一条道路，就是把教育理念体系落地成每日的教师行为和语言体系。通过这样的一套行为和语言体系，激发和保护孩子的内驱力，实现“个性化”。
第二条路是“自下而上”，是通过有技术支持的数据和分析。其实只要是学校教育，就不可能完全做到“个性化”，因为这是一个集体的环境。但从数学概念上讲，我们可以做到尽量逼近。这个逼近的基础，其实是把孩子“分类”。在不同的维度上“分类”，然后对于不同“类”，有不同的沟通方法。
这里技术和数据都可以在其中起巨大的作用，我们第一学期就开始使用的一土 App 积累了大量数据，对三十一个孩子，共产生了3498条消息，178个语音，349个视频，8538张图片，如果这些大量记录，可以和孩子的情绪认知、活动量、作息时间、单独或者群体活动等等这些结合起来，可以有各种维度的分类和分析。这些技术也已经可得了，就是还没有深入的用到教育里。 我们现在才刚开始，不过路径是清晰的。
技术的另一个作用，是把大量重复性的东西，消耗教师时间的东西让技术来解决。我们二十几个人的工程师团队在不断更新IT支持，给处在学校核心地位的教师，以更好的职业体验。
第三，“社会即学校”
“虽然我们谈教育，但其实如果讲到学校，做的其实很窄，是学校教育而已，而且很多学校连学校教育也不算，教书而已”苏老师说。
他说，觉得一土最让他眼前一亮的，是我们这种“跨界”的思维，是社会资源的汇聚。我笑说那是因为我不是“搞教育”的。我从“雇主”的角度，看到了很多大量教育产出和社会需求脱节的问题，从“管理者”的角度，看到了大部分学校的管理运营和企业的巨大差距，从“前咨询师”的角度，看到了我们对教师这个职业复杂度的认知和支持的欠缺。从一个公民的角度，看到了我们学校成为“孤岛”，而不是社会和社区的中心，也看到了我们在用过去的经验和路径，培养要面对未来的孩子。
另外，回到一个“前学霸”的身份（话说当年俺基本年年是年级第一名，不是吹的 :）以学习者的身份看学习，要“学好”其实无非靠两个东西，一个是自己有内生动力，一个是掌握方法，无他。但我们各种冠冕堂皇的创新学校介绍里，很少讲这些简单的道理。
所以有了这些，再看所有国内各种“高大上”的学校，其实路数基本都差不多，核心就是封闭的学校：一块圈起来的地，一张炫目的效果图，有钱的话，砸一个高得出奇的师生比，再加一个十几年一贯制的方案，让家长觉得，把孩子送进这片圈起来的地里，十几年后就可以到达成功的彼岸。
其实只需要问自己几个问题，就会觉得这套逻辑漏洞百出。
大家回顾自己的成长或者成功历程，有多少今天的成就，是靠在封闭的学校里学的？如果不多，那为什么相信这样一个封闭的环境，会培养“成功”的孩子？高的师生比，那老师从哪里来？在如今这个浮躁的社会，哪里找这么多能力出众、内心充盈的老师？如果没有内心充盈的老师，何来内心充盈的孩子？答案也许是，有钱总能雇到好老师，但这后面的理念，是老师是可以用钱买来的工具。一个把老师当工具的地方，又怎么可能做好教育？
一土是一个以教师为核心的学校，我们做的一套基于企业和商学院的大量实践和研究，以及教师职业特点的一套教师素质模型，和基于这个模型的一套职业发展、培训、评估体系。春季开学，我们入职了八位新老师，还有企业的资深人力资源和培训的专家介入，也为这套体系的持续构建和一土的发展做准备。
美国项目制学习的鼻祖 High Tech High 有近二十年的经验了，中国也有大量学校知晓，我们去年一土成立之初，勒紧裤腰带，送老师去了一个跨度一年的学习项目，他们说我们是第一家付费送老师来参加的中国学校，可见真正潜下心来做事情的人，永远是少数。
还有志愿者通过社区，也给一土提供了大量的社会资源。这里引用陶行知燕子矶文章里的一句话：
“平常办学，学校自学校，社会自社会，不要说联络，连了解也说不到。丁校长接事只有半年，对于燕子矶社会情形，了如指掌。他并能得地方公正绅士信仰和帮助。学校因此无形中消除了好多障碍。”
我们做的何尝不是这样，不过因为互联网和磁场上的一土广场社区，这更容易实现了，让学校无形中得到了大量资源。我们现在有获艾美奖的导演在支持指导孩子拍电影的项目，有知名设计师做设计思维课程，有科学家支持我们科学课程的开发。所以我说，其实一土从更广义的角度来说，做的不是教育创新，是社会创新，让社会资源有序的投入教育。因为教育问题，是社会问题，教育折射的问题都是深层的社会问题。所以没有社会创新，无以谈教育创新，特别是当下的社会。
所以我可以说，虽然我们学校只有31个孩子，但通过磁场上的社区，影响到了几千人，通过我们的文章，影响到了几十万人。在这里感谢半年来关注和支持我们的社区成员和大量志愿者，今年开始一土也会开始逐步输出，让更多人在这个共同体里受益。
我们和江西赣州村小的叶老师的项目，通过和歌路营的合作，已经启动。叶老师已经可以通过一土学校app记录孩子们的学习成长与教师个人的教学思考，未来，可以进一步用于家校沟通，缓解留守儿童和父母长期失联的问题。同时，我们也计划与长期研究和服务乡村学校的专业公益组织歌路营合作，用心理故事的方式回应孩子们在成长中确实的情感和心理支持。在这个项目中，各行各业的一土的留守儿童社区志愿者是主力，一土为项目提供IT支持和资源支持。
在学校层面，我们在北京的学校明年会扩招，也在积极筹办分校。北京以外，我们希望有望能在深圳和广州落地，也有团队在积极推进。其他城市我们也保持开放的态度，希望2017年9月，我们会迎来更多的小土豆。
最后，苏老师作为教育界的老司机，还给了我很多忠告。其中一条，就是在当下中国做教育，也是一条极其凶险的路。因为回到上面讲，教育折射的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现状和问题。要做好准备，因为真正做“好”的教育，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这个我明白，看到这么多优秀的公立学校的校长，我唯一的感叹，就是他们都太不容易了，我们刚刚起步而已，前路漫漫。
最后，用陶行知这篇“第一流的教育家”结尾。“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和大家共勉。
最后再次感谢苏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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