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诺：儿童友好，女性友好，应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

Original: 一诺写的奴隶社会 2019-07-03

这是奴隶社会的第 1799 篇文章

题图：在北京郊区撒欢儿的孩子。

一诺：文章偏长，个人观点。

我想几十年以后回看，这几年发生的很多事情，包括中美贸易摩擦，都会是过眼烟云。真正有深远影响的事情，恐怕是 2015 年全面放开二胎之后，中国 2018 年比上一年少出生了 200 万新生儿。出生率一旦出现这样明显的下降，是很难在短时间内涨回来的。我想大家直觉都明白，在本来就急速进入老龄化的社会，出现生育率的显著下降，对我们国家民族的发展，会是巨大的底层危机。

为什么适龄父母不愿意生育？当然有很多复杂的社会原因。但讲到根本，愿意生育，是源于对未来有期许。如果一想未来，都是成本，焦虑和问题，为啥带个生命来这里受罪？讲到社会治理层面，要鼓励生育，需要有儿童友好的社会，包括医疗，教育，城市治理和社区支持机制。

什么是儿童友好型社会？

不用讲术语，大家如果去过发达国家和地区旅游或者生活，都可以随手有很多例子。

首先，公共设施

就讲两个最明显的例子。

图书馆：美国的社区图书馆，遍地都是，再“穷”的偏远的社区，都有社区图书馆，全面免费，而且每一个社区图书馆，都有对 0 岁开始的儿童区。

儿童博物馆：美国的儿童博物馆有 2000 多个，中国是个位数。美国的很多成人博物馆，有专门的儿童部门，负责执行儿童项目。

▲ 美国社区图书馆巨大的儿童区。

第二，公共政策

例子也是举不胜举。

讲一个最小的例子，在芬兰，只要是推婴儿车的人乘坐公共交通，全部免费。

芬兰幼儿园基本都是“私立”。但是政府补贴幼儿园，所以对市民价格便宜。如果妈妈决定在家看孩子，不送去幼儿园，政府就把补贴给到家长，“感谢”她们不占用幼儿园资源。

台湾地区，所有孩子 6 岁以前医疗免费。幼儿园不够，降低办园门槛，降低硬件标准，鼓励妈妈们在社区里办幼儿园。他们也曾经面对幼儿园乱象的问题，解决方法不是强行降价的“普惠”，而是政府给家长发补助券。政府想明白一件事，“监管”幼儿园，最尖的眼睛，其实是爸爸妈妈们的眼睛。所以他们给家长幼儿园学费补贴券。家长选中的幼儿园，这个补贴券就可以用作学费，由政府支付给幼儿园。

现在我们很多城市讲国际化，拼人才战略。几乎所有城市做的，主要靠税收优惠，产业引导基金，改善创业环境，提供落户政策等等，这些当然很重要，但是最终优秀人才愿意留下来，有个隐性的必要条件，就是家庭可以幸福地生活。也就是儿童友好，女性友好（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老年人友好，这个以后我也会找机会写）。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儿童友好，女性友好，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才真正可以吸引和留住人才。

我们的现状是怎样的呢？

这篇文章先不着重讲女性，主要讲讲儿童（其实对儿童友好，是对女性友好非常大的一部分）。

我们的现状，离儿童友好，还非常遥远。

首先，看似跑个题，讲讲“未来”

未来这个题目很热，未来教育，未来科技，未来社会……

什么是未来？其实答案很简单，眼前的儿童，就是我们的未来。我们如何对待儿童，就会有什么样的未来。

教育如果不能做到对儿童友好，以儿童为中心，培养儿童健康的身体和心理，片面强调教育的工具性和知识性，忽视培养儿童作为人的心力，不能培养全面，真实的人，那所有的未来都只能是表面光鲜的臆想。

我们是如何对待我们的未来的呢？

情况堪忧。

我们先只选择一个角度，安全感，儿童发展的重要基石。在基本的健康、营养这些之上，是安全感，不仅是物理上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心理安全感。

我们儿童的心理安全感整体情况怎么样呢？从宏观上来看，这些年城市化带来大量留守和流动儿童，在非正常的情况下成长，缺乏最基本的心理安全感。根据最近的数据《这里有中国儿童福利领域的一切数据》，留守儿童问题并没有好转，留守儿童加上城市流动儿童，大概是 1 亿人，而我们 0-17岁的人口，一共才2.7亿，所以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孩子，在”非正常“ 的情况下长大。这些孩子的成长过程，都有各种心理问题，这么大量的孩子有心理问题，这是个极其可怕的社会危机。

而就算是家庭完整的城市，由于教育体系的压力而带来的弥漫的焦虑感，同样带来孩子成长过程中安全感的极度缺失。

最近一位首师大的朋友，让四年级的孩子在自己班里做了个调查，请同学们写最不喜欢父母说的话，没想到很多孩子写下的是：“如果你不怎样怎样，就让你成为孤儿！”我看了目瞪口呆，什么样的父母，能说这种话。对儿童来讲，这无异于持刀相向，把孩子抛向深渊。而这种对安全感的赤裸裸的破坏，绝对不是个例，反而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 北京四年级的小学生，在班级里做的调查，其中一个问题。

安全感是孩子身心健康发展的基石和前提。基石缺失会带来巨大且长远的负面影响。没有心理健康的童年，不可能有心理健康的成人。这些问题不重视，不及时行动，整个社会终究会付出巨大的代价。

为什么儿童问题难解决？

我看很多国家，有一个感悟，就是与儿童相关的政策水平，才显示出真正的政策制定水平。

为什么？

首先，因为儿童是长远问题，不能立竿见影。你的政策是对的，但是在短期可能看起来完全没有效果，甚至有相反的效果。你会挨骂。等看到效果的时候，你早就不在位子上了。

第二，为儿童发声“吃力不讨好”。

你如果不作为，儿童也不会发微博，也不会上街游行。中国现在儿科医生大量短缺的问题，也是儿童问题的一个很典型的体现。

儿童 “no choice，no voice” ，没有声音，没有选择。儿童需要有人为他们发声。北京师范大学的刘文利老师一直在从事性教育的推广。当时讲性教育的重要性时，一个公立学校工作二十年老师很不屑地说，对这个话题，我都是冷处理，根本不管。

刘文利老师说，“你不管，孩子面对这么大一个未知，是一个人在黑暗里摸索，孩子们很可怜”。我听了非常揪心。我们成人，需要为孩子们发声。开始做一土这几年，我看到很多教育的问题，从农村孩子的被忽略的“冷处理”，到城市孩子受到的表面热闹的“冷处理”，觉得非常难受，总想说一句，孩子，作为成人，我很抱歉。

因为这些困难，现状和正确的方向，是背道而驰的。

我们表面做大量儿童和教育相关的工作，政策层出不穷，很热闹，但是直面核心问题的观点和政策，却是少之又少。

我这几年的观察，中国有好几个怪相：

1. 花钱很多，不涉及核心问题。

论数字，我们的教育一片大好。投钱多，建设多，交流多，培训多，

芬兰是世界基础教育的“圣地”，我几年前了解到芬兰教育的时候，觉得发现了新大陆。去年就去了三次芬兰。后来才知道，我们早就有国家出钱的项目，每年都有大量的教育管理者，教育工作者去芬兰学习，包括 21 天的国培项目。这当然是大好事。但是芬兰的同仁做了随访，看看这些教育工作者在回国以后有什么实质的变化。结果也很惊人，就是回到中国 6 个月之后，基本上该干嘛干嘛，这一趟，和没去一样。我并不觉得是这些个人不愿意做事，是体制机制的问题，使得很多事情动弹不得。

我们的教师培训，也是花大量的钱，培训普遍形式是大礼堂，专家讲 3 个小时的课。教师是一个经验型实操性的职业，这种落后的培训方式，效用基本为 0 ，还是用芬兰为例，师范学校的学生在校期间就会有 100 次进课堂的机会，在学校的培训基本上是通过研课，听课，反馈来学习的。

去年一个芬兰专家来北京，看我们学校和老师交流。说这次是中国出经费来开学术会议的。我问会议讨论什么问题，她叹一口气，说讨论的是表情包在教学里的应用，我们都觉得好可笑。

这种例子，举不胜举。表面上看起来轰轰烈烈，一片大好。但是说得尖刻一点，就是在浪费国家资源。最终产出很多文字垃圾，对实质的推动毫无意义。更可怕的是，会造成“我们一直在投入，在进步”的假象。

退一步更宏观的看，现在很多城市发展也大讲医疗，教育，社区这些，但都放到“配套设施”里面。看起来都做了，但其实这个主次排位是有问题的。没有好的医疗，教育，城市社区发展，所谓的人才战略，城市发展都是画出来的空心大饼，一戳就破。很多政府产业引导基金，其实最后都打了水漂，浪费公共资源。不在城市发展的基本面下功夫，追求硬件，形式主义盛行，最终导致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这是很普遍的现状。

2. 对很多管理者和教育者，儿童不是目的，而是道具。

这也是特别普遍的现象。还是这位芬兰专家，在中国去过很多公立学校，跟我说，我觉得很奇怪，中国的学校，给人感觉怎么这么像监狱。中国的老师，一个个都像演员。

搞教育的外国友人，真相了。

我们看起来学校里热闹得很，但是说实话，儿童其实不是目的，无非是“做教育”的道具。

看很多学校的图片，特别是领导视察的，是这种。孩子们被摆好，无非是道具。

▲ 领导发言，来自网络。

经常见到的场景。孩子们一排排，听领导讲话的大型做秀现场。

看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关心教育，就看他看到孩子的时候是不是蹲下来，弯下腰来，是不是尊重孩子。我们大部分时候，孩子们是道具而已。还是回到那句话，孩子没有声音，让干啥干啥，当道具用很“方便”。

3. 教育本身，似乎能做的很少。

经常老师会被诟病。但是我们现在的教育，老师也非常不容易。我们现在的普遍现状，是教育里没有人“满意”，教师痛苦，家长痛苦，校长痛苦，教育管理部门也痛苦，最重要的是孩子也痛苦！成了一个互害的体系。是一个整体生态的问题。说实话，原因就是我们的生态，往往是以成人，甚至以领导为中心，孩子是拿来筛选和淘汰的，而远不是以儿童为中心，成全式的生态。

教育之外呢？

我们整体和儿童相关的问题，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支持。城市里的幼儿园，托班，社区儿童资源和设施，家庭教育支持。农村里的儿童营养，山村幼儿园，留守儿童支持，农村教师支持，等等都是做得不够的，更别说有特殊需求和残障的儿童支持了。

一方面似乎和儿童相关的部委组织很多，教育部，卫生健康委，妇联，妇儿工委，等等。另一方面，又缺乏整体战略和规划，协调机制不给力，很多出台的政策都是政治正确的隔靴搔痒，不面对核心问题，给不出真正有效的方案，所以也无从落地。就像最近刘坚老师说的，政府一方面无处不在，一方面无所适从。很多政策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创可贴式的政策，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制造一些假象，滋生形式主义，和解决问题背道而驰。

出路在哪里？

提几个想法，不系统也不全面。

第一，更多女性声音。

女性更多参与社区发展，政策建议和制定，是构建儿童和女性友好社会的必要条件。原因应该显而易见。

这里不展开讲女性问题，就提一点，其实女性友好，不仅仅是提供更多方便女性的硬件，核心是有更多女性参与到社会发展的建议和决策过程中。但现在我们的整体决策群，女性还是少之又少。哪怕是在决策层的成功的“女性”，也不得不减少女性视角才能在现有机制中成为有效的领导。这是很可悲的事情。

哪怕在技术层面，这也会是问题。举一个典型的例子，现在大家都在大谈AI ，大数据。AI 的初始输入，是靠人的。现在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参与 AI 的女性科学家太少。这样出来的AI，其实会进一步放大性别不平等的问题。斯坦福大学的李飞飞和我算熟悉，她在斯坦福成立的 “human centered AI” （以人为中心的 AI ），也是在这个方向努力。但这样的努力还太少。

第二，更多社会参与。

给社会组织，民间机构留空间。让社会本身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的一部分。

儿童和女性的问题，是社会的基底问题，所以一定要社会参与，共同探索接地气的具体方案。

这里我要为中国政府说句好话。在政府工作的朋友们，其实都非常辛苦。而且中国政府，整体上来讲，大概是世界上非常高效能干的政府。但这样高效的政府，也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你能干，执行力强；另一方面，社会“依赖性”就强。有什么事情就找政府，而无法利用好社区机制。如果鸡毛蒜皮的事情都需要找政府，那政府必然无比庞大。而且庞大也不够，因为鸡毛蒜皮的问题，永远解决不完。

如果什么事情都需要政府管，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们社会治理成本极高。早晚会高到无法承受。本来可以不花公共领域的钱做成的事（比方说社区妈妈自筹经费开小区里的托班管，幼儿园）都需要政府出钱出人，出事还找政府。政府并不是不需要管，关键是管到哪里。管得越多，越细，大家的“依赖性”就越高。什么事情都等“上面”意见，而不是根据基层实际问题摸索解决方案。因此社区自治能力就越差。社区自治能力差，大家之间就没有信任机制，没有信任了，小事就会变成大事，然后又要政府管。如此往复，进入恶性循环。

所以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定是需要社会本身的正常发育，通过社区的参与，协商和纠错机制而形成一个有机的生态。

这个比较典型的生态，在国外的例子，就是教会。这里我们不讲宗教。但教会其实是美国社会最基层的社会组织。而且发挥了巨大的社区和社会发展的作用。举一个例子。在没有教会的地方，如果大家在马路边上看到一个弃婴，大家就会说，政府干啥去了，竟然没人管。如果当地有教会组织，大家看到这样新闻的第一反应会是，当地的教会和社区干啥去了。

通过无数这样“当地社区在干什么”，会大大降低社会治理成本。

所以在这样广泛的社会问题上，我们的政策思路，应该在大原则下，从管控，到赋能，这也是几十年改革开放的总体方向。在儿童和女性问题上，也应该降低门槛，转变思路，给民间的探索留足够的空间，让好的解决方案从下而上的产出。

第三，参考国外成功经验。

其实儿童友好社区建设，完全不是个新话题，发达国家过去几十年，都在做这样的转变。有很多例子可以参考。

比方说芬兰的第二大城市 ESPOO 新建了一个市政中心，叫大苹果服务中心，非常有意思。市政府租下了一个购物中心几层，做社区中心。这个中心的中央区域是图书馆，一边是儿童区，一边是成人区。在儿童区图书馆的外围，是儿科，妇科和全科医生的诊室。妈妈和准妈妈可以在这里预约看医生，等待的过程中在这个区域给孩子们看书。

▲ 这是在购物中心里的公共图书馆。后面一个个房间是妇科/儿科医生诊室，左上角的屏幕显示的是购物中心始发的公共汽车的路线和时间表。

在成人图书馆的外围，是面向成人的市政服务，比方说劳动部门的失业救济申请，精神健康咨询，还有很多其它简单的，办公交卡，图书卡等等。在图书馆内部还有一个专门的工作坊区域，里面有各种机器和软件，制图，3D打印，电动缝纫机等等，不仅有机器，还有老师指导的需要预约但对公众都是免费的。而且这个社区中心在一个很现代的购物中心里，也给购物中心的商家带来客流，促进商业发展。真的是成全式生态的一个好例子。

<< 滑动查看下一张图片 >>

▲ 大苹果服务中心是不同民生服务的集合地，就坐落在大苹果购物中心的顶层。该中心不仅提供图书馆服务，还集齐了健康中心，母婴健康门诊，芬兰社会保障所服务站，青少年服务和青少年活动中心，文化艺术中心等等。比如 KELA 就是给每一位妈妈发放婴儿百宝大礼包的，每个月发给妈妈养育孩子的补助，如果失业了就发失业金，医疗药物补助等等。而且获取它很便捷，不用跑很远，也不用排老长的队，等很久。

我们去芬兰夏令营的时候，孩子们就是去图书馆自己设计和打印的名牌。（这里一个小广告，我们每年都会有组织去芬兰，我觉得其实最大的价值，就是去体验一下儿童友好的社会。今天的二条可以了解）。

▲ 芬兰孩子们的作品。

你也许会说，芬兰有钱。我们还不富裕。不能比。但是其实我们在教育上的投入非常大，我们也“有钱”，但是像上面说的，很多钱并没有被用来解决真实的问题。至今为止还有大量的钱用在硬件投入上面。对人的投入不够。而且很多改变，不需要更多的钱，而是需要有真正面对核心问题的政策制定。

退一万步讲，就算我们资源不够，也需要尽快转变，否则今天的儿童问题，会是明天是社会问题，明天的社会会付出多得多的代价。那时候，就不是资源够不够的问题，是威胁社会正常运行的问题了。

第四，需要有自上而下的政府安排。

去年两会的时候，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儿童发展中心主任杜智鑫提了一个提议，成立儿童发展署。但是这个提议很快淹没在信息的洪流里，没有受到太多关注。我觉得这个提议非常好。这里和大家分享《儿童发展该不该“设组”、“设署”？》

下面摘自杜智鑫在去年发表的文章，写于2018年3月11日：

儿童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近年来政府所制定和实施的各项政策，有力地促进了儿童的成长和发展。然而，中国儿童发展城乡差距大，发展诉求多元化、早期化、综合化。现有分散于教育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等9部委的儿童政策体系已不能满足发展需求。建议在中央层面设立中央儿童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在政府部门层面设立儿童发展署，给予儿童发展组织和行政上的有力保障，确保城乡所有儿童群体均能分享发展成果，健康成长。

杜主任具体的提议，我放在文后。

最后和大家分享

虽然我这篇文章里指出的问题比较多，但是，我们现在能讨论这个问题，是得益于我们过去这些年国家经济的全面发展。之前资源有限，我们不得不搞淘汰，几千年的科举，都是基于筛选的教育。但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巨大发展，社会资源已经丰富很多了，需要尽快转变社会发展的思路。

我们这些年的巨大的进步，讲到底，得利于改革开放带来的赋能和人口红利的释放。现在人口红利已经基本用尽，我们面临的新的挑战，是如何能够面对未来，持续创新，这是国家民族发展非常急迫的问题。

上面讲到芬兰，芬兰为什么现在成为世界基础教育的翘楚，其实是得益于 70 年代开始的国家战略的调整。芬兰是北欧小国，一边是瑞典一边是俄罗斯，长期被欺负。除了森林，也没有什么自然资源。所以在 70 年代，他们意识到，我们唯一可以“掌控”和“开发”的资源，是人。每一个孩子，都是宝贝。所以从那时候起开始构建了一个低管控，高赋能的教育体系，因为这个体系，使得大量优秀的年轻人愿意进入基础教育，带来了良性循环。这些年来也建构成了一个典型的创新型社会。区区 5 百万人口的国家，没有资源和地理位置的优势，没有殖民积累，却有了诺基亚，愤怒的小鸟这样有世界影响力的企业，是一个典型的创新型社会。

所以看了芬兰，再回看在步入老龄化的中国，看我们在如何对待我们的儿童，真的是让人无比着急！儿童如果身心健康，就是我们国家创新发展的无限动力，他们有大面积的心理问题，说的严重一点，会造成巨大的民族危机。

所以我希望更多的人有紧迫感，全面关注儿童问题。中国要高质量的发展，需要尽快全面构建对儿童友好，女性友好的社会。

最后，这篇文章，都是个人观点。我既不是官员，也不是专家学者，文章也不代表任何机构，无非是一个个体的观察和思考。我周末和另外一个教育工作者聊天，说实话，大家都干得很累，困难重重。他说，我们小小个体，改变不了时代。但我想，时代一直是由小小个体改变的。所以虽然作为个体渺小，希望还是能做一些事情。

一土现在第三年了（三年前愚人节的那篇文章，看这里：一诺 | 你也为孩子上学发愁吗？），我们希望也能逐渐支持到更多有这样想法的做事情的个人和组织。这篇文章发在愚人节，希望大家共勉，一起继续愚公移山吧。

最最后，文章中提到的北师大刘文利老师（详细可看人物对她的访谈：性教育破冰者刘文利：我们把中国的性教育往前推进了好多年），在 4 月 8 号晚上 7:30-9:00 点会在北京做一次面向家长的性教育讲座，直播免费，扫下面二维码即可加入。刘老师说过的一句话， “性教育是关于幸福的教育”。更具体信息请关注一土教育公众号今天下午的文章。

▲ 扫码即可加入直播

向上滑动预览

杜智鑫在去年两会上提的更具体的建议：

一、当前中国儿童发展“政出多门”，缺乏独立统筹儿童发展的专门机构

儿童发展尤其是早期发展是一个综合性、一体化的工程。教育和营养卫生等内容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相互影响和促进。当前我国儿童发展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在于“政出多门”，缺乏统筹协调。迄今为止，我国与儿童发展有关的事务分别由教育部、民政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展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水利部、国务院妇儿工委、公安部以及妇联、共青团等群众团体分头负责。这种多部门共同致力于儿童政策实践的安排，充分发挥了各部门的专业优势与工作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营造了合力推动儿童发展、促进儿童成长的事业。

但是，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政出多门，儿童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各自为政、相互不配套，甚至相互“打架”的局面。在儿童早期发展方面，屡屡出现儿童早期发展只是教育，或只是营养卫生的状况。另一方面，又出现责任交叉、重复管理的现象。如对于0-3岁的儿童早期养育，教育部认为属于教育该归自己负责，而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则认为0-3岁的儿童早期养育更多涉及对幼儿父母的服务和指导，从工作性质上更贴近卫生和婴幼儿健康服务，理所应当该它们管。如此以来导致的结果就是“都在管，但管的都不够深入和彻底”。上述状况导致的结果就是政策的出台、实施与改革缺乏统筹规划，整体合力不足。

为了协调各部门的工作，1990年，国务院成立妇女儿童工作协调委员会，1993年更名为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作为国务院负责妇女儿童工作的协调议事机构，其基本职能包括协调和推动政府有关部门做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工作，协调和推动政府有关部门制定和实施妇女和儿童发展纲要，协调和推动政府有关部门为开展妇女儿童工作和发展妇女儿童事业提供必要的人力、财力、物力。应该说，作为议事机构，在现有的体制框架下，妇儿工委在推动儿童事业发展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是，因为妇儿工委只是一个议事协调机构，而非实体的政府职能机构，法律没有赋予其统筹管理的职能。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它并不能够指导、统筹各部门的工作。不仅如此，妇儿工委附设在作为群团组织的妇联系统，在形式上实际削弱了其工作的权威性。在当前的体制下妇儿工委作用有限，还起不到独立统筹儿童发展工作的角色和作用。如在《国家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2014—2020年）》的起草制定工作中，主要是教育部和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在牵头。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就很有限。

二、国际经验

挪威是典型的北欧社会福利国家，对儿童发展高度重视。儿童与平等事务部是挪威最高级别的儿童和青少年工作行政机构。

美国联邦政府专门处理儿童事务的机构是隶属于卫生部的儿童与家庭署。该署的职责是依照联邦计划负责增进和改善家庭、儿童、个人及社区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状况；监督和资助州、地方以及基层政府机构的活动。在部门协作方面，美国有定期的部长联席会议，教育部、卫生部、农业部的部长及相关负责人会坐到一起协商儿童发展项目及政策、拨款事宜。

日本在儿童发展方面设有少子化对策会议，是内阁府的特别机构。少子化对策会议由会长及委员构成，内阁总理大臣担任会长，委员是由内阁总理大臣从内阁官房长官、相关行政机构负责人及内阁府设置法规定特命大臣中任命。少子化对策会议的职责是制定综合性的长期的少子化措施大纲和措施，完善生育及母子保健、托儿体制、儿童的学习环境和社会环境等福利。厚生省是日本中央政府的核心儿童青少年工作机构，负责制定有关儿童福利及培养计划。

印度的儿童早期发展主要由妇女和儿童发展部负责。菲律宾的儿童早期发展主要由社会福利和发展部负责。

孟加拉的儿童早期发展主要由教育部和卫生部负责。为更好推动儿童早期发展，孟加拉设立了儿童早期发展国家委员会，政府总理担任名誉主席，教育部部长担任主席，其他相关政府部门为成员。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调，推动儿童早期发展项目的政策制定和实施，动员和筹集资金和资源，进行评估和监测，提供儿童早期发展国家报告。

三、建议

1．建议设立中央儿童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儿童发展工作，进行儿童发展的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

2．设立国家儿童发展署。明确儿童发展的工作由儿童发展署落实和执行。工作主要职责为制定儿童政策法规，进行部门协调合作，向地方政府转移财政资金，向地方提供信息、指导性建议，提供培训，进行项目检测和评估等。各地方参照国家儿童发展署的框架和原则设立地方儿童发展局开展相应工作。

- END -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