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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中“权力的游戏”,愿赌未必服输

虎皮妈的夜航船 奴隶社会 2021-04-20

这是奴隶社会的第 1927 篇文章

题图:来自网络。

作者:虎皮妈,作家,编剧,加州律师,出版小说集《人间故事》。本文来自:虎皮妈的夜航船(ID: hupima)。

(本文为《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读后感。)


《浮生取义》是哈佛人类学博士、北大哲学系教授吴飞在 2009 年出版的著作。哈佛人类学教授凯博文在推荐里写,“这是全球范围内迄今为止关于自杀问题最认真的田野研究”,并将书中的观点精炼为 — “中国农村的年轻妇女和老人们的自杀,经常是家庭中的委屈导致的,自杀成了他们追求正义的方式。”


怎么来理解这段话呢?我们从书里列举的几个自杀或自杀未遂的案例慢慢来看。


“爱”不能带来家庭政治里的正义


何芳和康回是自由恋爱结婚的,然而他们把日子过成了村里人的笑柄。大家说:“什么叫‘爱’呀?爱是靠不住的,变化无常。生活变得不那么浪漫了,就什么都不是了,剩下的就只有打架了。”


何芳年轻的时候在杂技团当演员,康回在杂技团当电工。有一次何芳病了,团里其他人都出去玩,不管她,只有康回留着照顾她,还给她洗被子。何芳很感动,两人一来二去就走近了。康回比何芳大十多岁,家里条件也不好。团里其他人都风言风语,何芳怎么会跟康回在一起?何芳的父母也强烈反对,大十几岁,意味着肯定不会是好丈夫。但越这样,何芳越觉得 — 我怎么就不能嫁给他?


顶着所有压力为爱结婚,何芳却没吐气扬眉。康回太老实,不会过日子,赚钱不够多,对何芳也没有结婚前那么体贴,还抽烟。何芳看康回越来越不顺眼,不顺眼了就打他。康回不吭声让她打,有时候打得狠了,别人问起身上的伤,康回就说是何芳打的。于是街坊四邻都知道何芳脾气差,是个泼妇。


有天康回喝酒回来躺在床上睡觉,何芳打麻将回来,看到家里一团乱,怒不可遏,一巴掌打向康回。康回这次酒上头,揪住何芳头发往死里打。何芳顺手抄起旁边的农药就喝。康回吓得酒醒了,赶紧送何芳去医院。保证说,以后何芳打他他再也不敢还手了。


何芳说,我们过得叫什么日子呀。她开始囤安眠药,再跟康回吵架,就拿死吓唬他。过了几年,老实巴交的康回开始偷偷摸摸去城里找“小姐”了。


在作者看来,爱不但没有在日常生活中化解这对夫妻的矛盾,反而使矛盾大大强化了。作者说,生活的真谛是“过日子”,而爱没有办法等同于过日子。


爱只是一种过日子的原因和目的。但过日子必须借由日复一日的家庭政治和权力游戏展开。而一旦涉及家庭政治和权力游戏,“道德资本”就出现了。


▲ Photo by Melissa Askew on Unsplash.


“何芳把她为了爱情付出的牺牲当成了最大的道德资本,而康回则把出于爱的容忍与原谅当成了道德资本。”何芳看来,自己比康回小十几岁,康回又穷,自己的下嫁就是最大的道德资本,所以她理直气壮地在婚姻中掌握话语权,对康回百般挑剔,不高兴了就打骂。


而康回,也在点滴积累着自己的道德资本。有哪个老爷们肯让老婆这样又打又骂的啊?何芳很生气康回到处跟人说身上的伤是自己打的。她想不通:这光荣么?但凡机灵点,就说摔跤摔的呀。


但康回非说,到处说。何芳觉得这是因为康回太老实,脑子不转弯。其实,康回是借此在积累自己在婚姻中的道德资本。何芳潜意识的生气,也是因为感觉到了康回对她的回击,让她在众人面前不再有那么多道德资本了。


道德资本决定了话语权


道德资本的多寡决定了婚姻和家庭里的权力关系,更简单粗暴一点,谁占有的道德资本更多,谁就拥有更大的话语权。


何芳下嫁给康回,在婚姻之初,仅凭这一件事,她就拥有了道德资本。但康回也在累积自己的道德资本。他虽然不能挣大钱,但作者发现,康回家的条件在当地还算好的。康回老老实实打工种地,让所有人都觉得本分,并且一直被老婆嫌弃被老婆打也不吭声。他为爱的付出和奉献越多,手中的筹码,即“道德资本”也越多。


当康回觉得双方的道德资本其实相差不多时,也就是他认为不能再由何芳一个人独占家庭里的话语权的时候。于是,在何芳再一次打他耳光时,他回击了。


此时,何芳和康回间的权力游戏到了一个重新洗牌的时候。何芳发现,她下嫁的这点道德资本已经不足以让她继续掌握话语权了。于是紧要关头,她使出了绝招:自杀。


作者说:自杀问题体现的是一个人格问题。“每个人若是觉得自己的愿望没有实现,自尊心受到打击,预期的亲密关系遭到破坏,即:感到在权力游戏中失败了,都有可能觉得受了委屈,甚至会采取自杀这样的极端方式来赢得权力游戏,挣回愿望、尊严、亲密关系。”


何芳喝农药,康回慌了,手忙脚乱把何芳送去了医院。跟西方认为的自杀是因为“罪感”和“耻感”不同,中国人普遍认为,一个在家庭中自杀的人,是因为受了“委屈”。自杀这个行为本身就代表着自杀者受到了委屈。而受委屈,就等同于积累道德资本。



周流是当地一个传奇人物。刚刚改革开放时,周流就凭着自己的灵活和匪气,成为了农民企业家,挣上了大钱。中年后的周流,因为真爱小三,和原配离婚,也不再管原配的几个孩子。但没想到几年后生意失败,小三跟人跑了。此时的周流又老又穷,走投无路,只好再去找原配。原配接纳了他,但因为原配在婚姻中遭受的强大不公和委屈,积累起了巨大的道德资本,周流在那个家里,根本抬不起头来。半年后,小三花光了钱,再来找周流。因为是真爱,周流乞求原配给他三天时间处理和小三的纠葛,原配答应了。没想到五天后,小三拿着周流仅有的钱再次跑了,而周流就此在出租屋里自杀。


周流为什么自杀?作者说,是因为小三的离开再次侮辱了他的尊严。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自杀对于原配那个家庭,也是周流试图挽回最后一点道德资本,即尊严和话语权的努力。


何芳的企图自杀也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当她发现下嫁的道德资本不再够用,康回正在挑战她的话语权时,她通过自杀来加磅。


人常说,一哭二闹三上吊。这三个行为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是委屈。我们通常认为,人只有受了委屈,他才会哭闹,才会寻死。而展示委屈的目的,即是积累道德资本,在家庭政治和权力游戏里,为自己加码加磅。


赢得权力游戏并不等同于幸福


前面梳理过,亲密关系要借由家庭政治和权力游戏日复一日地展开,有权力游戏就涉及道德资本,而自杀,往往是自杀者认为自己所受的对待和自己的道德资本不匹配带来的委屈所致。


但是,亲密关系并不等同于家庭政治和权力游戏,亲密关系的目的也不是权力游戏。


何芳这个案例中,虽然她借由自杀抬高了自己的道德资本,最终占据了婚姻里的话语权 — 康回再也不敢动手,任她打骂,但何芳的婚姻却并不快乐。因为康回终于完全放弃在婚姻中赢得权力游戏的希望,放弃了积累道德资本的努力,他做出了破罐子破摔的抉择 — 去城里找“小姐”。



兰枝的儿子沐虎经常去游戏机房打游戏,这让望子成龙的兰枝非常气愤。沐虎再一次赌咒发誓再不打游戏后几天,兰枝就又在机房看到了沐虎。兰枝把沐虎从机房揪回家,骂得沐虎不敢出声。兰枝还要沐虎发誓,以后再也不打游戏了,但沐虎发誓太多次,兰枝根本就不相信了。她于是那扫帚打了沐虎一顿,打完还不解气,就跑到厕所,拿出农药,说:“你气死我了。”于是喝农药自杀了。


兰枝的死,使得沐虎确实再也不打游戏了,而且还彻底毁了那家游戏机房的生意。从这点看,兰枝确实赢得了这轮权力游戏的胜利。但是,沐虎很快有了一个后妈,后妈还带来了自己的孩子,再也没有人督促沐虎学习,沐虎的成绩越来越糟糕,最终也没能完成兰枝让沐虎上大学出人头地的愿望。


无论是婚姻还是家庭,每个人追求的最终目标一定是美好的亲密关系,一定是幸福。但是在日复一日的过日子中,在日复一日的权力游戏中,我们往往会搞混赢得游戏和赢得幸福,究竟哪个更重要。


家如何才能不伤人?


在豆瓣上看了几篇本书的评论,普遍反映都说,农村里这种以家以爱的名义束缚人的一套太可怕。说到传统中国家庭关系,大家往往会想到,束缚、控制、不自由。“家人间保持距离”,“维持爱与尊重”,成为了抨击中国家庭关系时大而无当的万能解药。


但并没有如此简单。



譬如农村自杀,我们通常的反应都是,在男女极其不平等的旧社会,在封建父权压制下,自杀率应该比如今高得多。然后事实正相反。书中说,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到 90 年代中期,是自杀发生最频繁的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自杀相对较少,但并没有很大的下降。


作者说,“因为家庭中没有了过去的父权制度来维护基本的稳定结构,反而使家庭政治变得更加复杂、微妙和不可预期。妇女们有了更大的平等权和自由空间,对不公就极为敏感,更容易反抗一点点委屈。”


作者提出的解决之道,我理解下来,就是每个人恪守过日子中的伦理,根据伦理规范积累各自的道德资本,积极谋求家庭幸福,让每个拥有道德资本的人都得到应有的尊重。说到底,还是三纲五常那一套。作者在后记中记录了他母亲的一生。一个善良、大度、侍奉公婆、照拂叔伯、为大家庭奉献一生的娘道式的中国好女人。她得到的美好结局,就是年老时,子女都孝顺且出人头地,她在家里拥有旧时大家长式一言九鼎的话语权。


这种处理家庭政治的方法,很像作者的一厢情愿。最关键的,是很多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传统农村已经完全不同。旧时农村,家庭不仅是生活场所,也是生产单位,是一个人所有社会关系开展的地方。人要赢得尊严,要过得幸福,只能通过家庭这一唯一的途径。


但现在,对于大多数城市居民,家庭仅仅是生活的一部分,或许依旧是最重要的一部分,但已经不是全部。


人的尊严,人的人格,不仅从家庭关系中获得,社会外界提供了更多的平台和关系。这也是年轻人越来越不耐烦处理家庭政治的一个前提。


举例而言,农村妇女自杀率太高怎么办?让她们进城打工。农村女性出走后就不再回去,遍地剩男,才是当下中国农村的现状。在城里打工挣钱赢得生存和尊严,比起在农村里娘道一般压榨自己奉献一生才能赢得尊严,容易得多,也划算得多。


但作者的见解也不是全无道理。传统家庭结构消失了,道德资本计算体系消亡,但家庭政治本身并没有消失,我们也并没有离想要的幸福更近一点。


▲ Photo by Johannes Plenio on Unsplash.


婚姻很麻烦,生孩子很麻烦,家庭中的人伦很麻烦,于是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离开家庭。我们对权力游戏越来越没有耐心,对最终到达幸福也越来越缺乏信念。“爱与尊重”并不能建构起新的道德资本计分体系,也成不了家庭政治的具体准则。而“保持距离”保持得稍有不慎,就会带来离婚率居高不下,宅男宅女文化盛行,缺乏劳动力老龄化到来。隔壁日本的“无缘社会”近在咫尺。


家庭是否还重要?如果还重要,家庭政治的准绳为何,权力游戏该怎么玩,道德资本新的计分系统如何,怎么执行,都是横亘在我们面前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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