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界的大瓜，暴露的不止是渣男的问题
题图：来自李靓蕾微博
娱乐界的瓜，应该都吃了。细节无数，但这故事背后的几个关键词——“全职妈妈” 、“三胎妈妈”，恐怕是引发大众关注和讨论的重要原因。
其实这两人的生活，和吃瓜群众没什么关系。
首先，明星的财富、家产、婚前协议等等都是普通人只能八卦的。其次，两个人不是在中国大陆长大，也不在大陆生活，和大家生活中面临的社会政策环境也没关系。但是，王力宏是在中文语境里成名的，因此这个瓜，一定会对大陆环境里的女性和家庭产生影响。
最直接的影响恐怕就是，女性更恐育了。
说“更”，是因为已经非常严重了。
在我知道的年轻女性里，想结婚生子的，远不是主流。这种现状加以年年大跌的新生儿出生率，与各种自上而下的号召和带有强制导向的政策方向对比，如果有一个中文字可以形容，是一个大大的“尬”。
尬的不是育龄女性，而是公共政策。
这里我强调“公共”，因为女性生育，虽然在个体层面是个人和家庭的问题，但放大到生育率、人口政策、社会老龄化，便是典型的公共领域的问题。
这些“放开”二胎三胎的政策，之所以远远没有带来个人和家庭方面的“放开”，说到底，是因为公共领域只想要“结果”，而所有的代价，其实都是个人（特别是育龄女性个人）和家庭来承担的。
就好像国家倡导大家登月，但是隐含的条件，是你得自己搞科研，造火箭，买燃油。登上去了呢，是国家的光荣，失败了呢，是你个人的失败。
这种倡导，有效才怪。
最近因为我的新书《力量从哪里来》上市，做了一些采访，采访无一例外都谈到女性、妈妈，甚至三胎（对，我有三个孩子）。
▲ 《力量从哪里来》内页切图
我其实写这本书的顾虑之一，就是怕让大家误以为，我在简单地提倡女性都应该排除万难，多生孩子。
从个人层面来说，成为妈妈是一个苦乐参半，不断修炼，但最终底层幸福的旅程。这些我在书里都有讲到。
但是我也深知，放大到社会领域，我能做到，是因为我有很多女性没有的条件。
我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已经是麦肯锡的副董事，待遇丰厚，后来我生老二老三，都有我妈妈和小姨几个月住在家里帮忙。华章在照顾孩子方面，虽然和很多男性一样，能力有限，但是至少认知到位、全力以赴。我在北京工作的几年，一直是比较典型的“高管”的生活，工作有助理，家里有阿姨，有司机。而这些条件，是很多女性不具备的。这个自知之明我是有的。
所以我在书里，讲到妈妈这个角色，一开始就提到了女性整体所面对的结构性挑战。联合国妇女署多年前就提出“无报酬工作”这个重要的概念，这是大部分在家里的工作——家务、生育和照顾孩子、照顾老人。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曾对 29 个国家男性分担家务的时间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男性每天在照顾家人、购物和家务活上花费的时间只有 91 分钟，远低于各国此项的平均数据 134 分钟。其中，中国男性投入打扫卫生、洗衣等日常家务的时间为 48 分钟，而在相同的事情上，中国女性则每天投入了 155 分钟，是男性的三倍多。
这些之所以是“无报酬”工作，因为在商业世界里，“报酬”、“工资”是对个人付出做交换的交易物。但是生育、养育，是商业世界之外的问题，也就是公共领域的问题。因此，就不能用商业世界里的交易物做交换。或者反过来说，如果用商业世界的规律来要求，那么女性就应该对这些工作“明码标价”——要收钱才怀孕，再收钱才生，再收钱才母乳，再收钱才养育，再收钱才做家务……只有这样，在商业世界里、在市场经济里才“公平”。但这样的景象，是不是也让人脊背发凉？
因为这里面涉及的是社会伦理的问题，是公共领域的问题。
所以，出路不是把女性的无报酬工作“职业化” 、狭义的货币化，或者强调“男性”和“女性”的对立，而是通过公共政策提供全方位支持。
▲ 《力量从哪里来》插图
这全方位，就是对生育过程中的普遍的关键困难，都有相应的支持体系——怀孕期间允许工作效能下降，生育保险到位，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休足产假，重返工作后能够母乳喂养，以及后续托育机构、幼儿园、学校的教养支持等等。
一个成功的政策，有目标只是最简单的一步（比如登月），更重要的是有脚手架——就是后面这些关键节点的一套支持体系。而且这个脚手架，哪怕有一个链条缺失，政策目标都不会实现。
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就会知道现在的“尬”是怎么来的。因为没有脚手架，只有目标，没有支持。而这样的结果，其实远远不止是政策无效，而是会有更加负面的作用，就是让大家对这个政策目标望而生畏，从而产生抵触情绪。
就好像如果定了目标要登月，但是隐藏的假设是你自己在家造火箭，大家不仅不会造，而且会慢慢地对登月这个目标嗤之以鼻，觉得登月本身就是一个笑话。这一旦成为社会共识，想反转的难度会无比巨大，甚至不可逆。
其实这些道理很简单，为什么我们的政策如此捉襟见肘，说到底，是因为政策“目中无人”。
其实其它国家有很多政策可以借鉴，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美国，托育机构在自己家里就可以做，一个成人可以看四个孩子，这需要考证和资质，但是门槛是一般人可及的。也有检查，但是默认你是愿意好好做的，所以美国很多托儿机构就是邻里妈妈开办的家庭托育，如果有 3 个成人，可以看 12 个孩子。反观中国对托育的要求，可以说比登天还难，卫生的、教育的、工商的，各个部门都有要求。这些条件的初衷，都是好的，但是结果，就是很少有人能满足条件，最后就是谁也开办不了。
▲ 《力量从哪里来》插图
说到底，这些要求其实更多的作用是给负责部门“免责”——你看，我们要求全球最严，我们对你的孩子负责，如果托育机构做不到，是他们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而好的政策，是以政策对象为目标和中心的，是务实的——这里的政策对象就是需要找到托育的妈妈。如果一个政策不能支持更多妈妈有托育的选择，这个政策不管看上去多么冠冕堂皇，也是失败的。而这样的政策，可以说比比皆是。
不仅对个人，同样，支持女性生育的压力，也不能推到企业身上。因为每一个企业，都在商业和市场领域运作。所以同理，如果希望企业雇佣更多女性，就需要对女性在产假期间所造成的企业损失做政策性补偿——可以是金钱激励，也可以是免税等优惠措施，如果企业一算账，这件事企业不亏，不需要高大上的口号和倡导，都会趋之若鹜。
讲这么多，其实就是希望大家都看到，虽然娱乐的瓜讨论的是私德问题，但说实话，这些明星家事，和你我并没有关系。而从这些事件看到后面的公共领域问题，并推动可能的改变，才有可能带来社会的进步。
那时候，这些瓜也才算没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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