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世界最大的基金会如何做慈善
题图：来自网络。
这是奴隶社会的第693篇原创文章，转自公众号“盖茨基金会”，如果你已经读过了，后面有线上讲座的问答部分，属于首发。欢迎转发分享，未经作者授权，不欢迎其他公众号转载。
催化式慈善的力量
—— 李一诺耶鲁北京中心演讲实录
两年前，我面试盖茨基金会中国首席代表职位，见到了比尔·盖茨。我对他说，在中国，你问比尔·盖茨是谁，绝大多数人都知道；你问盖茨基金会干什么的，很多人也知道是“做好事儿的”；不过你再问盖茨基金会怎么做好事，99%的人都不知道。
盖茨基金会在中国确实有种神秘感。一方面，我们对自己做的事讲得不那么多；另一方面，我们的项目也比较复杂，很难用简单的语言讲明白。不过，我们做的事情都意义重大。今天的演讲，就算“揭开神秘的面纱”，也算是对我们工作的一个宣传吧。
让我们先从一个熟悉的问题开始讲起——打疫苗。在座多少人有孩子？（观众举手）有一些。剩下没有孩子的，自己小时候应该也打过疫苗吧？
1997年，当盖茨还是微软公司CEO的时候，他在纽约时报读到一篇文章，称非洲每年有50万孩子因轮状病毒（一种致婴儿胃肠炎的病毒）而死于腹泻。这种病通过注射疫苗就可以轻易预防，在美国已经几乎没有新生儿因此死亡。盖茨不相信会有这么多非洲小孩儿死于轮状病毒，于是给报社打电话报告这一“笔误”。记者告诉他这是事实，而且轮状病毒是非洲五岁以下小孩死亡的主因。从此，盖茨意识到还有如此受到忽视的疾病需要抗击，这也是盖茨基金会的起点。
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是盖茨，你会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观众回答可以联系当地疾控中心、在当地找志愿者帮助孩子接种疫苗、提高当地人疾病防控意识等等）
谢谢大家的答案！在“揭秘”之前，我来先讲讲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中国的新生儿死亡率已经不是大问题，但在2000年时，全球每年还有1200万儿童死于可预防的疾病。这数字是个什么概念？中国每年新生儿数量1700万，换句话说。全中国的新生儿有四分之三因为可预防的死亡而夭折。北京一年新生儿也就30万，对比起来想想，这个数字太可怕了了。而且这1200万新生儿死亡里，三分之二可以通过疫苗预防。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降低新生儿死亡率是其中的一项。2015年年底，全球新生儿死亡率比起15年前成功减半，不过目前每年仍有600万新生儿死于可预防疾病，这个数字还是太大，相当于每年中国新生儿的三分之一。
这个问题这么严重，需要的解决方法也不简单。我认为盖茨基金会自成立以来做的最牛的事情之一，就是在2000年投入了7.5亿美元，参与成立了Gavi（全球疫苗联盟），实现了全球免疫治理的系统性改变。
为了让所有孩子都打上疫苗，我们要解决围绕“疫苗”和“孩子”这两个变量的问题。关于“疫苗”的问题包括有没有企业来研发疫苗、谁来采购疫苗、有没有钱采购、疫苗质量怎么监管、疫苗如何定价等等。关于“孩子”的问题涉及到建立免疫接种体系、提升当地民众对疫苗接种的意识、建立疫苗运输存储的基础设施等等。面对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一个系统性的解决方案，而Gavi正是在提供这相关的一套方案。
接下来就说到今天的主题：催化式慈善。用我这个慈善外行的话讲，催化式慈善就是“最不像慈善的慈善”。我所谓最像慈善的慈善大概分两类：第一类是去前线做实践，例如建立希望小学、在地震之后捐赠救灾物资等等；第二类可被称为战略性慈善，举个例子：艾滋病问题涉及很多男同性恋患者，你说我不是男的，也不是同性恋，但我就是关心这个问题怎么办？其实你可以做的有社会调查、报道采访，从而了解事实、收集数据、吸引社会关注。这类慈善有大量的学术组织和社会团体在做。
有别于上述两类慈善行为，催化式慈善的重点在于驱动系统性变革，这意味着两点：第一，带动多方参与。我经常在文章里讲，人类社会就分三块——公共领域、私营领域和社会领域。催化式慈善所涉及的利益相关方往往来自不同的领域，需要建立跨领域的合作；第二，注重慈善资源的杠杆效应，设计激励机制让我们的慈善投入获得更大的效益。盖茨基金会虽然是全世界最大的基金会，每年捐赠额达40亿美元，但是对降低世界范围内新生儿死亡这样的工作，我们一方的力量实在是杯水车薪。在一开始，我们会投入一笔资金，但它更多起到的是催化剂的作用，为了吸引更多资源汇聚到一个可以发挥作用的平台和渠道，从而能够一起来解决问题。
让我们再回到刚才提到的Gavi的案例，具体看几个催化式慈善的例子。
第一，解决项目融资的问题。Gavi的发起方除了我们之外，还包括DFID（英国国际发展部）和其他一些基金会和企业，我们投入各自的资源，并且寻找到一些传统捐助国政府，说服他们支持Gavi开展的全球免疫规划工作。然后，我们以政府承诺作为抵押，再加上世界银行的背书，在资本市场上发行“疫苗债券”，以此筹集用来开展项目的资金。
第二，解决企业动机的问题。一般来说，药企研发一款新药，要投入10亿美元左右的资金。在一种疫苗的市场需求不可预测的情况下，很少有企业愿意投入这么多钱，毕竟企业是要盈利的，不能只拿情怀说事。我们的解决方法是给所有疫苗企业一个保证：只要你生产，我就购买。当时，Gavi先以肺炎疫苗进行试点，整合了70多个国家的需求，保证了捐赠国家的长期承诺，确保了可预测的疫苗需求，然后以每支3.5美元的低价进行采购，保证了产品的出路，降低了疫苗企业的商业风险。
第三，解决需求分配的问题。受援国家不能只是接受疫苗，它们也需要出资，共同分担成本，同时也有责任义务建立自己的免疫规划系统。比如，我们把所有的国家按国民收入分为三类：第一类（即最穷的国家）不用出钱，第二类国家需要负担3.5美元成本中的1.5美元，第三类国家可以以3.5美元的成本价购买疫苗。随着国家收入的提高， Gavi也有一个国家从Gavi“毕业”的机制。
第四，解决疫苗送达的问题。疫苗对温度很敏感，温度过高或过低都有可能使其失效，因此需要使用“冷链”进行储存和运输。然而，许多贫困国家和地区的电力供应不稳定，没有冰箱、冰柜等冷链设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Gavi也会投资研发和推广创新技术。比如由盖茨投资的一家技术公司研发了一种制冷科技，并且将其免费转让给了中国的澳柯玛公司，制造出一款名为Arktek的疫苗保存箱。这种保存箱使用冰排制冷，无需插电，就能使箱内部温度保持0-10摄氏度达一个月之久。这只是整个冷链环节中的一个创新，也是我们中国创新的一个案例。
我虽然没有亲身参与，但是觉得Gavi所做的工作真的非常牛，不仅是公共、私营和社会跨领域合作，而且是跨国界合作。虽然现在中国已经不依赖Gavi获得疫苗（这是好消息，说明中国在控制新生儿死亡方面做得比较好），但是在Gavi的疫苗采购问题上，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一直在推动中国疫苗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但这里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的医药监管标准还没有和国际水平接轨。
Gavi成立时，疫苗采购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负责，依照两个标准：一个是以国家和地区为单位的认证，对由达标国家和地区（美国、欧洲和日本）所生产的疫苗均免检采购；另一个是以产品为单位的认证，由世界卫生组织进行预认证（Prequalification，简称PQ），对不论哪个国家生产的达标产品都免检采购。
早先的时候，中国没有一家疫苗企业的产品通过世卫组织预认证，从而被加入到联合国采购清单。所以巨大的Gavi市场对中国企业是“封闭”的。于是从2004年左右，盖茨基金会开始支持中生集团成都所进行乙脑疫苗的世卫组织预认证，前后一共投入了约4000万美元。9年后，也就是2013年，成都所的领导换了三任， 但是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他们的乙脑疫苗终于通过了预认证，成为了中国第一支通过世卫组织预认证的疫苗。在这过程中，成都所也有大量的投入，盖茨基金会起到的也正是催化剂的作用。
不过，中国有40家疫苗企业，到目前也只有两家企业生产的两支疫苗通过了预认证。在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却有超过30支疫苗通过了预认证。我想再问问大家：如果你是中国政府的决策者，你打算怎么做从而促进更多国产疫苗进入国际市场？（听众提到了专项扶植、政策奖励、税收减免、研发支持等）
我提供几个思考的角度：首先，让国内企业了解国际疫苗市场，并且知道有Gavi这么一个公私合作机制；其次，投资疫苗企业的能力建设，除了厂房之类的硬件建设，更重要的软实力建设，语言能力就是其中之一；再次，设计激励机制，帮助降低企业生产投入的风险；最后，提升中国药品监管标准，使其达到国际一流水平，这样就不需要每个产品自己申请预认证了。这几个方面的工作，盖茨基金会都有或多或少的参与。比方说我们现在和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CFDA）合作， 支持它的改革，提升审评审批和监管能力，促进药品可及性。我们也帮助疫苗企业克服软实力障碍，提供一部分资金，企业拿到钱之后就可以用我们的资源为杠杆，拿到政府的资源配比。此外，我们还协助Gavi定期发布准确的需求预测，帮助企业了解市场规模，促进需求透明化。
Gavi这个组织的成立和它一系列创新性的工作， 也产生了巨大的效果。15年以来，全世界有5亿儿童接种了Gavi的疫苗，避免了数百万孩子的死亡。是非常有效的一个机制。
再举一个例子——“大挑战”（Grand Challenges）。这是一个盖茨基金会已经在全球做了十年的创新资助项目，以解决全球健康和发展领域的重大问题为导向。由传统科研经费支持的研究，其产出是科研成果，论文。然而，以解决健康和发展领域的实际问题为导向的科研经费是很少的。
说到这儿顺便提一句，盖茨本人对于美国政府的科研资助政策意见很大。他认为，美国两党轮流执政，每四年就要进行一次选举。在舆论党争压力下，政府只会支持成功可能性原本就很高的科研。而像疟疾这种病，到现在每年还有60万人因之死亡，而这方面的科研却少有人问津。早年时，美国军队在越战中受疟疾困扰，政府开始资助相关科研。但是越战结束之后，科研资金在某天一夜之间也撤走了。当盖茨捐款3000万美元对抗疟疾的时候，别人告诉他：“你已经是这个领域最大的资助者了！”但这区区3000万美元，也只是新药研发一般需要投入的10亿美元的一个零头。盖茨自己举了一个例子：每年全球有20亿美元投入到秃顶的治疗上，然而疟疾却只有如此少得可怜的资金投入。盖茨说自己在微软的时候是市场经济的忠实信仰者，但后来发现市场上的需求只是那些被表达和重视的，大部分发展中和不发达国家的人仿佛生活在市场之外的隐形世界中。
“大挑战”正是以解决不被政府、市场重视的全球健康和发展领域的重大问题为目的。在“大挑战”在全球运行了十年后，盖茨基金会将其带到了中国，在去年10月与中国科技部合作召开第十一届“大挑战”年会。今年1月，我们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联合发布中国版“大挑战”，双方各投入300万美元，启动了中国开创性的科研慈善。我希望“大挑战”能够在中国生根，同时催生出更多类似的科研激励机制。
最后再回到今天的题目，催化式慈善最不像慈善的地方，还在于它可以让更多的人参与。
以我自己来讲，我从麦肯锡来到盖茨基金会，发现两份工作需要很多相似的技能，例如战略性思考、系统分析问题的能力等等，因此我很适应也很享受现在的工作。在我的前同事中，有人评论我选择来盖茨基金会是终结职业发展的一步，觉得这是很“边缘化”的一份工作。毕竟在咨询行业里做得好的人，转行做企业高管的更多。而大家认为我的选择有些“边缘化”，这也说明对个人来讲，参与慈善、在慈善行业工作的风险是很高的。这一点完全可以理解，很多人都可能有过做慈善的想法，但是柴米油盐、照顾孩子家庭又是最现实的需要。盖茨基金会有一项工作是推动慈善行业的发展，我认为慈善行业要想发展，核心就是要解决人力资源的问题。不过解决方案不是让在座各位都投身慈善，而是让不同行业的人都能以低风险的方式参与慈善。
我设想尝试这样一种人才流动机制，就像“旋转门”一样。我们与企业合作，让在企业中有实践经验和工作经历的中层，能在保留原来工作的同时，来慈善行业进行1-2年的工作体验。这可以是一个三方共赢的机制。一来，企业给员工提供了一个职业多样性的选择，既不用担心员工跳槽，又可以让有情怀的员工体验慈善，二来对希望试一试公益工作，了解公益行业的员工也是个很好的机会，说不定还能解决中年危机。第三，对公益组织，得到了高质量的人才，益处就更明显了。。不过，中国NGO这么多，30万个里面选哪些做体验，什么样的NGO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这些都需要搞清楚。而且这样的1-2年的安排可以是在公共、私营和社会领域间的多向流动，不一定只是从私营领域向社会领域。这从人力资源角度来说，又将是一个催化式慈善的例子。
如果建立一个更广的平台，就可以降低选择慈善行业的职业风险，同时解决慈善行业的人才问题，推动这个行业的发展。当然这还是一个设想，也希望和大家一起交流，共同把这个平台建起来，解决更多、更大的社会问题。
注：演讲稿由北京大学王越及盖茨基金会共同整理，有删节。在此特别感谢王越同学的热心支持！
这个演讲的第二天，一诺在奴隶社会 App 磁场 (发送 app 获取磁场相关信息) 里面做了同样主题的讲座，下面的内容是这次线上讲座的问答部分，感谢玉梅整理：
1、在工作中如何跟自己意见不一致的同事相处？
答：工作中跟自己意见不一致这个应该是常态，而不应该是特殊，如果大家都跟你意见一致，我觉得你这个工作环境反而是比较奇葩的，对吧。所以这个首先是很正常的。第二个呢大家就事论事，不一致的话就讨论问题是什么，好多时候我们在讨论或者所谓吵架的时候，不就事论事的来考虑问题的核心争议在哪。很多时候争议实际上是件好事，因为大家看到的是不一样角度，所以这个应该不是什么问题。就事论事的来讨论问题是比较健康的一种方式，而不要说我就是不喜欢谁，搞人身攻击什么的，那就是有意的“不一致”。
2、诺姐，你24岁的时候在做什么？你对24岁的人有什么建议呢？
答：我24岁的时候在读博士，那年结婚。在成年之后，年龄不是一个这么重要的东西。 大部分人24岁大学毕业2年，这个时候如果我给建议，就是有一个开放的心态，多学习吧，把自己手上的事儿办好。这个年龄属于想法多于能力的一个年龄，所以想法要留着，多看远一点，这是很重要的，核心的是把自己手上的事儿做好，多看多学习吧，大概就是这个建议。
3、奴隶社会的作者都是精英啊，名校高材生，名企高管，能不能也讲讲普通人的生活呢。普通学校，一般公司的普通职员，该如何成长成功呢？
答：虽说这个可能是大家对早期奴隶社会的一些印象吧，的确我们的作者和读者群体所谓比较高端，但是写的东西都是自己的真实经历。从这个角度想，所谓精英跟普通人没什么区别，只不过是一个外在标签而已。我们大部分人最终追求的就是三个东西，一个是对自己的认知，和对自己的梦想和理想的追求，第二个是你的一套思维方法，比方说，怎么样看自己，怎么样看别人，怎么样去看复杂问题，第三个就是有一套具体的方法论，这是对所有的人都适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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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诺姐在做慈善的时候如何控制自己的同情心？对自己的定位是怎样的呢？
答：这个问题呢可能跟我刚才讲的内容有一定关系，大家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做的很多工作不是靠同情心来做的，实际上真的是跟我原来在麦肯锡的很多思维方式是比较象的，只不过你看的问题是更广的，所以这个工作一定程度上讲，和同情心没有直接关系。从另一方面讲，同情心并不是因为做慈善才有，大家都应该有，而且没有什么可"控制"的，有同情心是件非常好的事，控制同情心难道是要变得更冷漠吗？我只是觉得，我们更需要的是从同情心变成行动，这个反而是很欠缺的，因为同情心是可贵的，但没有行动实际上是没用的。对我个人来讲，我的工作相对比较直接地对弱势群体有一定影响，实际上大家在自己的生活里面也是有很多这种可能性的。
5、诺主，请问您在工作多的时候如何处理焦虑感？现在24岁，一些时候特别是工作越多的时候，觉得心态起伏特别大。您在家庭，工作都很忙的时候，如何管理好自己的心态？
答：这个就回到一个比较根本的问题，其实跟工作多少家庭什么的都没什么关系，或者跟年龄也没什么关系，焦虑感最终还是看一个人是否内心平和充盈。另外一方面，是如何管理你的精力。 产生焦虑的原因是非常多样的，所以如果你不知道后面的原因，单纯去控制焦虑是治标不治本的，所以从这角度来讲，最终还是靠对自己一个全面和比较深入的一个认识，看看这个焦虑的原因来自于哪儿，然后有所改变。
更多：今天，你焦虑了吗？
8、1：诺姐家三宝有参加早教机构嘛？美国的早教机构发展如何（想以此简单推断一下中国的早教市场）；2：以后想自己办一个早教中心或小学培训中心，我是从老师做起还是从课程顾问销售做起？（我现在研三，生物工程即将毕业）。希望大家都能点个赞，让诺姐给困惑的我一点指引，谢谢啦！(磁场 App 里面问题是根据点赞数量自动排序的)
答：早教机构美国也挺多，分两类吧，一类就是相对比较流水线的这种连锁机构，国内有的很多品牌这里也都有，还有一些就是相对比较小众的，自己开课的也都有，这个跟北上广这种大城市是很象的。跟国内比起来，美国在很多方面还是有很多欠缺的，比如中国文化什么的少很多。
如果你真想去做这方面工作，至少先了解这个行业是怎么回事，很多人对早教，或者广义地讲一个人对一个不熟悉的行业的认识都是 YY 居多吧，你哪怕去实习，或者不要钱干一段时间去了解一下，网上也读一读相关信息，从内部也了解了解，然后再考虑自己进入的手段，这样会比较好。现在问我这两个，我也不知道哪一个更好。我也讲过当年我就觉得博士毕业可以去做教授，当时就觉得，教授是我想要的事业，后来了解教授是怎么回事，才发现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所以就是多了解情况，然后尝试入手吧，再做决定吧。
关于 YY：「元老院杂谈」莫把 YY 当理想
10、一诺自己的孩子教育怎么与工作进行平衡？
答：这个可能跟大部分人都一样吧，我们也没什么特殊的，对教育孩子我的心态，第一个，百分之八十基因决定，所以不是特别焦虑吧，第二个，尊重孩子自己的发展，第三个就是少管，这个跟第二个意思其实一样，另外就是给他创造一些机会，让他能学点东西，我们孩子上课外班都比较少，一个孩子有一个吧，然后他如果不喜欢就算了。就是给他们创造机会吧，我们非常相信孩子自己的自主学习能力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他们这种主观能动性也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都不是特别管孩子的那种。从这个角度来讲，也不觉得跟我的工作有太大的冲突。
14、如何看待中国的物质水平和教育水平发展脱节（虽然国家起飞时这是常态，但中国也许不一样），非营利组织能否给出解决方向，这种问题的解决是否对中国人生活有实质益处？
答：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在中国最近几十年经历了巨大巨快的财富积累，也是巨大巨快的社会转型，其中有非常大的问题，咱们现在这个社会也产生了某种撕裂感，平时大家关注新闻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我觉得社会组织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社会组织实际上是起到一个融合的功能，或者是拉近撕裂的功能吧。所以大家应该多发声，多想办法做事情，逃避好象是个办法，选择出国啊什么的，其实不是个办法，因为最终还是会影响到你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因为中国这几十年里这些巨大的转型所带来的问题，也产生了对社会组织或者广义上的慈善的巨大需求。
15、类似盖茨基金会这样的公益组织需要什么样的人才？目前在职，打算留学，选专业中求指点。
答：盖茨基金会需要的人才很杂，因为刚才我讲讲慈善，大家也能感受到，我们各个方面也有技术人才，也有管理的，也有政府背景的，也有国际组织背景的，都有。大家出去学习呢，你在选专业的时候，还是两条吧，第一个就是大的这个领域你是有兴趣的，第二个呢，就是选你也能做好的，自己擅长非常重要。
19、外国就业市场对女性的歧视和中国一样严重吗？女生该怎么办？
答：这个也有吧。对女性的歧视，在哪儿都是挺多的。说两点，第一个，把自己的事儿做好，然后不要被性别的这种东西影响，第二个，有想法的人，特别是能做到稍微高位一点的，去创造环境，多为女性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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