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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年前的2012年春天，吴睿浩尚未出生，他的母亲对他的父亲吴邦说：“孩子生出来就交给你了，我不管了。”随后两人便离了婚。当时，吴睿浩的母亲正打算和吴邦离婚，但自己却怀了身孕，于是决定将孩子生下来后交给吴邦抚养。谁知，吴睿浩出生的第二天，吴邦就被公安机关羁押。羁押的原因是吴邦以替人代办北京户口的名义涉嫌诈骗多人。2013年6月3日，北京市丰台区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吴邦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此时的吴睿浩还不满1岁。失去父母照料的吴睿浩只能和爷爷相依为命。但他6岁那年，爷爷去世了。此时，吴睿浩的母亲已经有了新的家庭和孩子，并且身患癌症。而吴睿浩的姥姥和姥爷因年事已高也无法照料他。很快，吴睿浩无人监管的情况就被当地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发现。民政局、儿童福利院、街道办事处立即联合展开协调工作，最终决定由街道承担吴睿浩的临时抚养监护义务，吴睿浩被安置于儿童福利院。2018年9月17日，儿童福利院、街道、吴邦三方签订《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临时监护协议书》。协议约定，在吴邦刑满释放前，吴睿浩由儿童福利院照顾。从此，吴睿浩就一直在儿童福利院生活。儿童福利院里孩子们的情况各有不同，有的身患残障，有的失去双亲。吴睿浩这种情况很少。吴睿浩也感觉到了自己的不一样，虽然他的脑海中无法清晰地回忆出父亲的面容，但是出于血缘本能，吴睿浩还是时常期盼父亲会来接自己。2020年12月6日，吴邦刑满释放。吴邦本该履行约定把吴睿浩从福利院接回来，但是吴邦出狱后没有去接孩子。街道的工作人员找他谈话，吴邦就说：“我没工作，哪有钱养孩子？”民政局考虑到吴邦及孩子的情况，为他申请了低保和住房补贴。自2021年5月起，吴邦每月都可以领取低保和住房补贴共5000余元。即便如此，吴邦还是不愿意去接孩子，甚至一度玩起了失踪。
2022年底，丰台区检察院就辖区内发生的多起涉及未成年人监护权案件与丰台区民政局召开座谈研讨。双方会商中，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向检察机关提及吴睿浩的情况。吴邦出狱后两年半，仍然未将吴睿浩从福利院接回，享受着国家各种福利补贴，却拒不履行监护未成年人的义务。为此，丰台区检察院、公安分局、民政局、法院等多部门召开会议，共同商讨吴睿浩的监护权问题。丰台区检察院认为吴邦的行为符合民法典规定的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条件。此外，因吴睿浩的母亲及其家人未曾尽过监护义务，也应一并撤销其监护人资格。同时，应当指定民政局作为吴睿浩的监护人。另外，考虑到吴邦将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吴睿浩遗弃在儿童福利院，丰台区检察院认为吴邦应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虽然，检察机关认为这样的处理结果会更加有利于吴睿浩的成长，但是检察机关必须听取吴睿浩的个人意愿。于是，办案检察官陈莎莎和办案法官一同来到福利院。这是陈莎莎第二次来到这里，第一次是在不久前，儿童福利院举行2023年儿童节联欢会。当时，检察官来参加联欢会，给福利院的孩子们送节日的祝福。当时，吴睿浩表演了唱歌、小品、相声，处处都能看到他活泼欢乐的身影，一起参加表演的小朋友腿脚不便，吴睿浩还会帮小伙伴抬轮椅上台。那时，会场气氛欢快，而这次却显得有些沉重。年幼的吴睿浩听懂了检察官和法官的话，眼里含着泪水，他特别感激儿童福利院叔叔阿姨对自己的照料，同意由民政局对自己进行监护。2023年8月31日，由丰台区民政局提出撤销吴睿浩父母监护人资格的申请，丰台区检察院支持丰台区民政局对法院提起撤销监护人资格的申请。2023年12月13日，丰台区法院采纳丰台区检察院的支持起诉意见，撤销吴睿浩父母的监护人资格，并指定丰台区民政局为吴睿浩的监护人。同日，丰台区公安分局作出给予吴邦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决定。吴邦被行政拘留，为丰台区首例因未成年人监护权被侵害而实施的行政处罚决定。“对吴邦作出行政拘留的处罚，目的就是在于惩戒那些不履行监护人责任的人，让他们充分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需要承担行政责任的，严重的还可能构成犯罪。”陈莎莎说。
“吴邦有能力抚养孩子，但他却迟迟不将孩子从儿童福利院接回来。我们认为这也属于一种‘遗弃’行为，属于被动遗弃。这种被动遗弃的行为比较隐性，更难及时发现。”陈莎莎向《方圆》记者解释道。服刑人员子女出现无人监管的现象，是否比较常见呢？《方圆》记者问陈莎莎。“一般来说，服刑人员的子女很可能会面临不同程度的监管缺失问题。像我们与民政局对接的这一批案例中（包括吴睿浩案），就出现多起服刑人员子女无人监管的情况。”陈莎莎继续补充：“这些孩子不全是没有人看管，只是后来随着监护人刑期较长、亲人去世等问题，逐渐出现没人看管的情况。在办理这类案件时，我们发现，服刑人员会因为三类原因而不履行监管未成年人的义务。第一，服刑人员与孩子感情淡漠，如此案中吴邦和吴睿浩的关系。吴睿浩刚出生就与吴邦分开，吴邦对吴睿浩没有什么感情。第二，这些服刑人员出狱后会因为自己的认知和学历有限等问题找不到工作，没有抚养孩子的实际能力。第三，还有部分服刑人员在出狱后，重新走回旧途踏上犯罪道路，导致孩子再次无人监管。上述这些原因，都使得服刑人员子女的教育和生活难以得到保障，很容易就出现监护缺失，甚至受到监护人侵害的情况。”针对上述现象，检察机关于2023年5月正式建立困境儿童民事支持起诉大数据模型。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困境儿童数据共享。共享线索和数据的单位有检察院、法院、司法局、民政局、教委、妇联、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共七个部门。2023年12月22日，七部门进一步会签《关于建立未成年人权益协同保护机制实施办法》。签订该《实施办法》的目的是明确各会签单位的职责，进一步明晰从发现未成年人权益受到侵害的线索到保障该群体权益的全流程，以此探索建立未成年人长效保护机制。“今年，我们已经将模型升级为困境儿童综合司法保护大数据模型。不只是针对未成年人民事权益部分，我们还会充分体现未检部门“四大检察”融合履职，以更多元化的职能来综合保障未成年人的权益。”陈莎莎说。
（文中涉案人员均为化名。本文有删减，更多内容请关注《方圆》5月上期）
编辑丨肖玲燕 王丽 设计丨刘岩记者丨语斯雯頔通讯员丨田春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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