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文摘】“百万大裁军”拓展中国精兵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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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大裁军”拓展中国精兵之路
蔡仁照
1985年5月23日至6月6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作出了一个重大决策：减少军队员额100万。时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宣布这一决定时，竖起一个指头，满怀信心地说：“我们下这样大的决心，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员额减少一百万，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现。”
这是一次产生深远历史意义的会议，会上通过了《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这个方案，是深化军队体制改革的进军号，也是人民军队迈向现代化的冲锋号，揭开了我军强军制胜的现代化建设大幕。
“兵贵精，不贵多”
百万军队，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它反映一定的战斗力，蕴含着人民军队建设发展的历程。军队数量是质量的基础。艰苦卓绝的中国革命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一直为扩大数量而努力。
然而，“凡兵，务精不务多”。这是军事家的共识。在军事斗争领域，只有精兵强将，才能战无不胜。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统帅华盛顿在总结南征北战的经验时，意味深长地说：“取得战争胜利的军队是精锐的军队，而不是庞大的军队。”
“兵贵精，不贵多”，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这是我军建设的一条根本原则。早在1945年12月15日，毛泽东论述抗战结束后我军的建军方针时，明确提出：“兵贵精，不贵多，仍是今后建军原则之一。”
军队的数量，关系军队的发展方向和战斗力生成，也关系世界和平、国家安定、民族振兴。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高新技术广泛应用于军事领域，战争观念、作战样式不断更新，军事斗争形式日趋复杂，人民军队如何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
答案是明确的：改革创新，大力提高军队质量。
任务是繁重的：走有中国特色的强军之路。
“文革”期间军队臃肿不堪
精兵，即军队的编制精干，官兵精英，装备精锐。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实践表明，精兵是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基石，是强军之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军始终不渝地在深化体制编制改革、加快国防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先后对体制编制进行十多次重大调整。
1950年4月，我军员额达到550万。当时，解放战争接近尾声，全国形势基本稳定，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把我军总数由550万精简到400万。
1953年12月，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决定，把全军整编为350万人。
1957年1月7日至27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裁减军队数量加强质量的决定》，全军员额精简36%。
1959年至1965年间，由于中苏边境、东南沿海、中印边境的种种矛盾加剧，我军进行整军备战。至1965年，全军总员额扩展到400万人。
“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我军建设受到林彪、“四人帮”的严重干扰和破坏，“搞得相当乱”。据1972年7月统计，军队机关及直属单位等的员额占21.4%，达127.3万人，各种保障部队的员额占27.2%，达162万人，军以下战斗部队仅占51.4%，为306万人。更为严重的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前，军队员额还在增加，一度达到600多万。
1975年1月，邓小平复出担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后，首次在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讲话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军队臃肿不堪，军队的人数增加很多。”邓小平看到当年我军存在着“肿、散、骄、奢、惰”等问题时，第一个问题就是“肿”。
和平时期，一个国家的军队臃肿，弊端多多，诸如：妨碍军事装备现代化建设；不利于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军队的自身建设；机关庞大，各级指挥不协调，难以适应现代战争的要求；容易产生官僚主义，严重影响工作效率；难以培养和选拔优秀军事人才。
信息时代呼唤精锐之师
走精兵之路，强军之路，这是时代的呼唤。
发端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世界新军事革命，吹响了提高军队质量的号角。1974年爆发的第四次中东战争，电子战大显身手。“大鸟”侦察卫星为以色列军队提供的信息，导致战争初期占据主动地位的埃及、叙利亚军队陷于极度被动，以致影响战争结局。1982年发生英阿马岛战争，导弹战令世界震惊。“飞鱼”导弹击沉“谢菲尔德”号驱逐舰后，身价倍增。以信息技术为推手的世界新军事革命的初期成果，敲响了军队转型的警钟。国际舞台上，筹建快速反应部队方兴未艾，数字化部队又跃跃欲试。
科技领域发生的飞跃性进步，先进科技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历史性地把军队建设推进到“新技术革命”、“新军事革命”的潮头。高科技已经成为现代军队战斗力的基本要素和新增长点。信息技术正在改变人们对传统的时间、空间和军事知识的理解，军队建设的观念发生了变化。
质量，这个在经济领域十分普通的术语，从来没有像信息时代那样对军队建设带来深刻影响。夺取未来战争的胜利，需要有一支高质量的军队，需要提高军队的快速反应能力，远程机动能力，精确打击能力，综合保障能力，需要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现代化的精锐之军。
适应世界新军事革命发展，军队的新型武器装备的种类增多，技术要求高，对军队的编成提出了新的要求。提高军队质量，最大限度地形成战斗力，就要深化改革，优化编制体制。建设一支新型的“质量效能型”的人民军队，才能在维护国家安全制高点上取得主动。
面对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时代潮流，面临“数字化军队”的挑战和信息战的考验，我们必须对“优化体制编制、提高军队质量”这一时代命题，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
邓小平为“消肿”指明方向
二战以来，外军的体制编制平均每6～9年进行一次大的调整，其间还有许多次小调整。通过这些调整，军队的结构更加适应现代局部战争的要求。美国军队把优化体制编制列为与军事理论、武器装备、人员素质并列发展的“四大支柱”之一。二战结束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军先后进行了5次、法军先后进行了6次、英军先后进行了7次编制体制大调整。
透过外军精减员额的“窗口”，可以看到两大趋势：一是裁掉了一些老旧武器装备的部队；二是减少编制员额。这种世界性的“裁”、“减”大潮，表面上看起来减少了军队和武器装备的数量，实质上是使军队更加精干，增强了潜在的军事力量。
1985年5月23日至6月6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邓小平对和平与发展问题以及中国周边安全环境进行了科学分析，明确提出，虽然“世界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在较长时间内不会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这一判断表明，我军建设发展处于一个新的战略机遇期，能否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关系到国防现代化的进程，关系到提升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能力。
基于对国际国内形势的科学分析和准确判断，军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重大决策，即从长期以来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准备状态，转变到和平时期建设轨道上来。会议要求，充分利用大仗打不起来的战略机遇，抓紧时间，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以现代化为中心的根本建设；减少数量，提高质量，增强军队在现代条件下的作战能力。为抓住这一战略机遇，军委扩大会议作出裁减军队员额100万的决定，通过了《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
这是军队建设的“根本性转变”。抓住机遇，精简员额，将使军队质量产生质的飞跃。精兵强军，反映了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客观规律。走精兵之路，把我军建设得更加坚强，更有生机，更具威力。
百万大裁军，离不开政治家的睿智与决断。邓小平主持军委工作以来，明确提出了“军队要整顿”，要“消肿”。邓小平认为：“搞好军队的编制整顿、体制整顿，可以适当解决军队的其他问题。”对于当年的精简整编，时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极为深刻的思想。
——“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如果不搞这场革命，继续目前这样机构臃肿重叠、职责不清，许多人员不称职、不负责，工作缺乏精力、知识和效率的状况，这是不可能得到人民赞同的。
——消肿“主要是要解决军队机构重叠、臃肿，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级指挥不灵等问题”。搞四个现代化也好，把军队搞精干、提高战斗力也好，都需要“消肿”。即使战争要爆发，我们也要消肿。肿，就会导致我们指导战争的能力不高。不消肿就不能应付战争。
——军队的结构要进一步优化。军队一定要讲质量，讲真正的战斗力。军队的体制编制要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有利于选拔和培养人才。要通过深化改革编制体制，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机构精干、指挥灵便、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反应快速、效率很高、战斗力很强的精锐之军。
邓小平提出的“军队要整顿”、“消肿”、优化结构的思想，指明了深化体制编制改革的方向，为百万大裁军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大裁军增强军队战斗力
百万大裁军，是我军历史上第三次大规模精简，闪现出一系列创新体制编制、走强军之路的亮点。
——总部以下各级机关经过合并精简，减少了中间层次，使指挥系统更加顺畅。百万裁军的重点是总部、大军区、军兵种和国防科工委机关及直属单位。11个大军区合并为7个，减少了4个大军区；撤销31个军级单位和4054个师团级单位。军委和军区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领导机关分别改为总参谋部和军区司令部的下属部门。撤销了基建工程兵，将铁道兵并入铁道部。总部以下各级机关经过合并精简，三总部机关编制人员精简超过47%。
——加大了技术兵种的比例，改变了诸兵种自成体系、独立发展的旧格局，增强了整体合力和独立作战能力。陆军淘汰了骡马，实现了摩托化和半机械化。将装甲兵部队的全部，炮兵、高炮部队的大部及部分野战工兵部队编入陆军集团军序列。整编后的陆军集团军加大了特种兵的比重，构成了以装甲兵、步兵组成的地面突击力量，以炮兵、防空兵、陆军航空兵组成的火力支援力量，以侦察兵、通信兵、工程兵、防化兵、气象和电子对抗专业部（分）队组成的作战保障力量，以运输、修理、输油管线、卫生、军需、器材等专业部（分）队组成的后勤保障力量。
——改变了官兵比例失调的状况，使官兵比例逐渐趋于合理。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了军官服役等法规制度。实行干部退休制度、文职干部制度和军士制度，减少了军官数量。全军官兵比例由整编前的1∶2.45变为1986年的1∶3.3。
——组建了预备役部队和应急机动作战部队。国家武装力量的组织体系适应国防现代化建设的新要求，适应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军事力量体系的新特点。
——撤并了部分院校。将1978年初重新成立的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合并，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
这次体制编制调整改革，到1987年底基本完成。后来，根据形势和任务的要求，军队体制编制又进行了一些小的调整，并继续裁减了一些员额。到1990年，全军员额已减少到319.9万人。与此同时，还削减了大量落后陈旧的装备，其中各种火炮近1万门，各型坦克1100余辆，各型飞机近2500架，各型舰艇610余艘。
至此，陆军的特种兵数量第一次超过了步兵数量，炮兵成为陆军中的第一兵种，装甲兵成为陆军的主要突击力量，陆军航空兵、海军陆战队、陆军防空导弹部队等一大批新的兵种纷纷诞生，骑兵、司号兵等不适应现代战争的兵种和专业被取消。
特种兵的大量充实及各兵种的有机结合，使集团军的火力、突击力、机动力、防护力和快速反应能力均有较大提高，整体作战能力空前增强。陆军集团军的组建，标志着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通过百万大裁军，人民解放军在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迈出了重大步伐。正如邓小平所说：“减少一百万，实际上并没有削弱军队的战斗力，而是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
（来源：参考消息网、新华网，作者：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少将蔡仁照）
蔡仁照 国防大学教学督导专家组教授，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军事历史与军事思想、国防和军队建设、军事战略、战争战略研究。撰写的著作主要有《威慑论》《精兵论》《信息化战争论》《科技强军论》《中国抗日时期的战争》《世纪登陆：诺曼底登陆战役》《举世无双的军队》《战略管理十三篇》等22部，557万字；主编与合著15部，撰写110万字。曾获国家图书奖、全军军事科研二等奖三等奖、军队院校育才奖、《刘伯承奖》一等奖等各种奖励77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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