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虹:“共生、共享、共治、共荣” ——云南临翔南美民族乡镇扶贫调查的问题思考
导读
2018年11月25日下午,2018年中国城市规划年会专题会议十二“共享时代中的小城镇创新发展”在杭州召开。本文为学会理事、学会小城镇规划学委会副主任委员、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城市规划系主任耿虹教授在会议上所作的特邀主题报告,内容已经作者审阅。
本文字数:4018字
阅读时间:12分钟
耿虹
学会理事,学会小城镇规划学委会副主任委员,
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城市规划系主任、教授
耿虹教授分享了她在精准扶贫工作中,对一个少数民族乡镇所做的非常有意思的调查。
一、主题解读
共生
共生:是生物之间的紧密互利关系,是一切生物存在的常态。
人文生态与自然生态的共生;
生产、生活、生态活动的共生;
不同文化之间的共生。
共享
共享:是人类的理想性目标,人类的命运共同体就是高度的共享。
最早的原始生活是平均主义是初步的共享社会,现在共享目标是营造幸福和谐的社会,其中包括物质共享和精神共享。
共治
共治:包括社会共治与生态共治两类内涵。
社会共治: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社会治理的最优模式;
生态共治: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的理想交织形态。
共荣
共荣:共同繁荣,群体社会的最理想发展状态。
耿虹教授的理解是,共治共荣是对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和精准扶贫理念的贯彻落实。
二、走进南美拉祜族乡
对于特定民族乡镇而言,其族群共生、共享的生存状态源自于其原真民族文化基因、原生的祟拜信仰及其原始的生产生活方式,并表现为生存的人类智慧,值得关注与研究。
拉祜族
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崇拜自然,供奉“厄莎”。目前中国境内拉祜族人口有48万余人,主要分布在澜沧江西岸,包括临沧、耿马、澜沧、孟连等县市。
南美拉祜族乡
临翔区建档立卡贫困乡镇之一,于2017年脱贫。全乡下辖四个行政村,共有465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散布在全部四个行政村内,全域面积120.85平方公里的滇西高山纵谷地带。
典型直过民族(从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之一,民族文化遗存较多,且直过时间短,民族文化仍呈现活态。
原真文化基因
据考证,明末清初时期,澜沧江流域拉祜族与傣族械斗,部分战败逃至深山之中,逐渐被挤压至南美地区,致使其几乎不与外族通婚往来,南美拉祜民族基因的血缘原真性得以保留。同时在周围地区出现西方基督教等外来宗教渗透环境下,南美拉祜族仍然坚守民族本性,远离侵蚀,拒绝外来强势宗教影响,从而保留最具原真性的民族文化基因。
耿虹教授在这里感受最深的是其可观可感的原真性生活文化的活态呈现:第一是比较原始的生存环境;第二是非常完整的基因图谱,且深入到生活的各个角落;第三其原真性具体体现在日常的生产生活细节,以及基于与自然的共生关系所留存的神秘感。
南美拉祜族:
共生关系下留存的民族本真性与神秘感
1、妇女人人都有一杆烟——大自然中驱虫咬
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物产特色、社会结构由于没有受科技发展与外部文化的影响,固守的 “天、地、人、神”共生关系下承现出来的民族文化的本质特征。
2、光头新娘——适应于自然生态劳作的生存方式
空间上自我封闭式的生存方式导致了文化发展的巨大差异性,近400年来,时代发展的巨大代差所产生的一种文化神秘感。
3、自然崇拜——南美拉祜族每个村寨都有独立祭祀场所竜林
坚持万物有灵、祈神庇佑的自然崇拜,是南美拉祜族一切生态理念与民族信仰等文化现象的本原逻辑。
4、传承古老的民族-技术等级结构——“厄莎-摩巴-手艺匠人”
传统南美拉祜族是母系继嗣社会,在民间信仰领域建立起等级有序、分工明确、代际传承的社会结构。
5、 “栅片房”——具有作为人类学、社会学、生物学等基础性基因库的研究价值
南美拉祜族传统民居建筑——“栅片房”是中国早期建筑结构形式的实物证据,是穿斗式干栏结构的活态再现。
6、 火塘文化:口耳相传民族记忆与文化故事的“话语中心”
源自“火神崇拜”的精神信念,南美拉祜族人从生到死、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围坐在火塘边进行日常生活、交流,延续着代际传承。
火塘客厅:是拉祜族“栅片房”内最重要的生活空间,承担着日常起居、饮食、待客、取暖、照明等多种生活功能。一般“栅片房”内中心设置火塘,一个小家庭一个火塘,也有两家一个火塘,但各分一个陶锅煮饭。
耿虹教授的团队对拉祜族村寨和房屋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进行了很多访谈,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记录性文字、图画、照片、影像、录音等资料,希望把栅片房建造技艺和火塘文化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留和传承,也希望引起各方面的关注,从学术角度和政策高度进行关注,促进珍贵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
三、南美拉祜族 · 共生智慧
1
族群聚居:早期人居共生观的空间投射
(1)响应“缘地策略”的聚落布局形态
依山形、就地势、顺应自然环境的“缘地策略”;选择低风险空间分层为聚居地,逐层递推,逐渐形成依序延展、代代相守的聚落空间肌理。
(2)遵循“裁成辅相”的生态聚居法则
村寨选址在山脉与河谷的交错地带,顺山形地势垂直延展,主动调适山体陡坡度,形成“背山面水、负阴抱阳”的村落格局既满足了日常生活资源需要又兼顾了生产劳作的空间需求。
2
社会生产:“人、地、产”共生的生存逻辑
(1)垂直分层的立体生产模式
(2)“不违其时”的生产劳作智慧
不违农时:“春夏捕猎、秋冬养山”、“春耕、夏种、秋收、冬藏”。
不违人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3
人居建造:适应于共生智慧的最优选择
(1)“合其序”——天道敬畏与自然崇拜下的兴造时序觉悟
遵循建筑取材的时序:“七竹八木、月亏取树”,同时遵循独特的建造仪式、秩序与禁忌。
(2)“合其地”——环境格局约束下的相地缘地意识
以家庭为单元的个体建筑在建造过程中同样遵循“依山就势”的生态聚居法则,表现为顺应山体等高线走向、合乎于自然地理环境特征的小建筑、小用地、小组合的建造格局。
(3)“合其工”——原始工具技术下的适应性建造逻辑
“捆扎构造”下的“栅片房”是“低建造技术”下的最佳适应性结果。在地性的建筑材料与建造技术既能实现自然生态环境的自我循环,也便于实现“栅片房”一日建成的独特建造要求。
(4)“合其料”——资源与技术智慧下的利材足用
基于对地域植物质性的高度熟悉,选择最适合于其人体构造、最适合于生活生产、最适合于就地就近取材的建造材料。
(5)“合其度”——身体-环境-生存需求认知下最物以致用的尺度安排
采用人、动物等生命体作为丈量标准,不是经过模数化训练所形成的标准化尺寸。
四、南美拉祜族 · 共享智慧
1、信仰共享:民族原始自然祟拜下的社会规制;
2、文化共享:民族原真文化基因序列的群体表达;
3、族群共享:“一家建房、全寨相帮”的互助行为。
五、困境与担忧:
南美拉祜族共生、共享生存环境面临严峻挑战
1
南美拉祜族自然与文化生态的“自脆弱性”
1)自然环境脆弱
村民生活在海拔高度1800-2000米的滇西高山纵谷地带,村寨沿南美河分布于河岸东西两侧,地形地貌复杂,生态敏感性高,地质灾害风险大。
2)文化生态脆弱:民族文化传承面临消失风险
南美拉祜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原真的民族历史文化只能通过族人代代口耳相传,随着老一代的离世和其传承人的断代,南美拉祜族的民族记忆很可能就此消散于历史长河;
2
现代文明推拉式发展,使南美拉祜族原有的共生、共享的生产生活方式与文化基因等各方面产生结构性剧变
1)传统“栅片房”变换成如今的一栋栋“黄墙红顶砖瓦楼”
2)搬进了新房的族人常常回到早已熏黑的老旧“栅片房”,守着一方煋煋燃烧的火塘,烤一壶雷响茶,围坐在一起讲述拉祜族古老的迁徙故事,顽强地守护着南美拉祜族的信仰与习俗。
3)在新房中也有对传统民族火塘文化的顽强坚守。
现代文明在为南美拉祜族提供交通便利、提升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其传统文化带来了一定的外部冲击,保护南美拉祜族原生的共生、共享生存智慧迫在眉睫。
3
趋利性的商业开发破坏了南美拉祜族原真文化基因内涵,也打破了传统共生·共享的生存智慧与生活逻辑
既有的商业开发仅仅是一种纪念物般的静态保存,往往隐含着一定的表演性、趋利性倾向,既缺乏南美拉祜族融于自然的生活生产气息,也缺失了其原真的民族文化基因。
耿虹教授认为,对于解决脱贫致富与未来发展问题,应该走综合化的共治共荣的道路。
六、南美拉祜族:共治策略
1
社会共治:走向民族共荣的治理路径
1)遵循民族内部社会秩序与治理逻辑
南美拉祜族在数百年生长过程中形成“天神-祭司-家长”的社会秩序,衍生出以家族内部长者自主管理的内部治理逻辑,成为南美拉祜族数百年来族群社会稳固治理的制度保障。
因此,在社会共治中,必须要尊重民族文化信念,遵循其社会秩序与内治逻辑,避免“植入式”的同化治理,从而维护其民族社会秩序的稳定。
2)充分发挥各类社会成员的治理效能
如在南美拉祜族非遗文化保护过程中,通过构建“政府驱动-社会介入-群众参与”的工作模式,分级分层实施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工作,从而实现政府、社会与群众等各类社会成员共同治理。
2
文化共治:顺应民族文化共生的交织形态
1) 传统与现代文化共生:原真保护民族文化生态样本
特定的地域环境,衍生出独特的地域文化,不同时期的文化交织形成文化共生的社会形态。因此,必须理解特定的文化生态内涵,对民族文化生态样本进行原真性保护。
2) 多民族文化共生:维护多民族共生的文化生存格局
在保护南美拉祜族原真文化基因的同时,也不应打破现有的拉祜族、汉族等多民族共生的生存格局。营造多民族文化和谐共生的社会环境对于不同民族的健康生长尤为重要。
3
生态共治:修复与传承人文生态与自然生态共生的交织基础
1) 顺应特定的自然生态环境、修复共生智慧传承的空间载体
尊重山形地势自然环境,合理划分生产、生活及生态空间,修复自然生态环境,营造建筑融入环境,空间渗入自然的生态格局。
2) 构建合理的生态基础设施、形成在地式自然循环的共生机制
生态文明建设的最终目标是生产、生活行为同生态环境的和谐统一。建设合理的生态基础设施是推动自然引导生态系统与社会人文图景的有机整合的重要基础保障。
小 结
耿虹教授总结道,固态化、标本化的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不能达成真正有价值的持续共荣,不能跳出历史性与社会性的语境去谈社会、政治治理与生态治理,不能脱离特定的民族文化语义,并通过合理的基础设施配套模式加上在地式、低冲击、多重融合、自体循环的生产生活机制建设。要采用社会共治、文化共治、生态共治,实现“社会共荣+生态共荣+文化共荣”的共荣目标。
供稿单位: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小城镇规划学术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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