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话科技创新中心建设④丨深沪科技创新治理对比
2014年5月24日、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视察工作时，提出希望上海“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2015年5月26日，上海正式对外发布《关于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意见》。值此总书记科创中心建设重要指示二周年、上海市委市政府全面部署一周年之际，三思派特邀请上海市各软科学研究基地共同探讨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分享新认识，交流新思路，提出新建议。今天为您带来上海市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研究中心两位专家从上海与深圳对比出发的深度解析。
上海市软科学基地
上海市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研究中心
陈强
胡雯
陈强
同济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院长
上海作为全国范围内的超一线城市，创新资源汇聚，科创基础扎实，用上海话来讲，可谓圈内的“老克勒”，但近年来创新活力略显不足，经济增速放缓。相比之下，深圳科技创新发展起步虽晚，战绩却日益骄人，在活跃的创新氛围带动下，逐渐成为了高技术产业和创业者成长的沃土，完成属于后发城市的“逆袭”。
表 上海与深圳相关数据对比
胡：上海有60多所高校，105个科研院所，160多名两院院士，从这些创新资源的富集程度看，深圳远不如上海。但是从创新产出效率的角度看，深圳人均专利授权量11.17件/万人（上海4.79件/万人），人均PCT专利授权量10.81件/万人（上海仅0.43件/万人），高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例64.71%（上海20%左右），上海似乎正在被深圳“逆袭”，原因何在？
陈：事实上，上海在创新资源的体量上优势明显。2014年上海全社会研发投入861亿元（高于深圳643亿元），较上一年增长10.96%（高于深圳10.04%），研发人员近34万人，高校、科研院所资源显著优于深圳。从整体上来看，上海在资金、人才、研发基础各方面的创新资源丰富，但创新活力却明显不足，问题是否出在资源配置结构上？
就研发投入而言，上海企业研发经费占比在60%左右（较2009年下降7个百分点），远低于深圳的90%；就人才配置而言，上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人员数量仅占49%左右，亦远低于深圳的90%。就产业结构而言，上海外资企业占比高，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占30.4%，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45.71%（深圳分别为12.19%和27.96%）。就高技术产业而言，与广东省相比，上海国有企业数量占比偏高，效率偏低；内资企业数量占比偏低，效率也偏低。2013年上海高技术产业国有企业数量占比为11.62%，主营收入占比仅5.83%（广东省分别为2.5%和7.74%），内资企业数量占比为40.23%，主营收入占比为11.24%（广东省分别为54.79%和36.24%）。在上海具有创新资源集聚比较优势的背景下，企业创新活力却显著不足，导致高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例逐年下降（由2009年的23.3%下降到2014年的20.4%）。
可见，上海创新资源的总体增长和集聚效应没有在企业层面发挥增益作用，固有的优势资源集中在高校、科研机构和大型企业，沉淀的创新成果难以转化为经济效益；而新进的科研资源却未能被企业吸收到创新活动中，致使后续创新的动能减低。因此，上海创新资源富集程度虽高，实际上却蕴含诸多结构和机制难题。
胡：企业作为创新的主体，在政府科技治理向服务型发展的趋势下，不同类型的企业具有不同的需求。就企业结构来看，深圳民营企业居多，上海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居多，这种差异将如何影响政府科技治理？
陈：2015年，深圳百强企业名单中，民营企业比例为54%，国有企业比例为29%，前十名中民营企业占50%；上海则恰恰相反，百强企业名单中，民营企业比例为30%，国有企业比例高达58%，前十名中民营企业仅占一席。
深圳高技术产业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民营企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企业家冒险精神的熏陶下，创新创业活动也蓬勃开展，相较其他类型的组织，企业对政府科技治理具有更细化、更实际的需求，形成了深圳“接地气”的科技治理风格，据统计2013年深圳财政科技投入132.98亿元，占财政支出的6.48%。那么，深圳的创新服务有哪些亮点？
（1）政策制定，追求细节寻求突破。以深圳科技成果转化立法工作为例，重点研究问题往往来源于实践，条例制定求细不求快，并尝试对专利所有权归属、科技干部经营性领域技术入股等多个方面进行突破。
（2）统筹协调，简化办事流程。2012年成立的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统筹协调了地区科技发展和创新能力建设的相关职能，从其官网首页中就能体现其以创新主体需求为导向的方针，全面的线上办事方式则简化了相关流程。
（3）市场化运作，民非组织提升工作效率。深圳南山科技事务所采用市场化的运作方式，承担了以往一部分事业单位的职能，使工作效率显著提高。
上海过去通过要素投入和规模经济驱动增长的模式，形成了以大中型企业国有企业为主的发展模式，而在海派文化的包容之下，上海更多了一份“洋气”，外资企业的进驻以及自贸区的开设加速了国际化进程。过往经济发展中的成就塑造了上海强势政府的科技治理风格，据统计，上海2013年财政科技拨款257.66亿元，占总支出的5.69%。然而在转型阶段，如何通过政府权力的减法发挥市场机制的乘法，是当前上海科技治理的重要议题。近年来，上海在建设科创中心的过程中不乏可圈可点之处，二十二条意见的出台，为破解制度性障碍奠定了基础。今年首推的《上海市天使投资风险补偿管理暂行办法》，也是一种新的尝试。但就整体而言，上海科技政策的细化程度不足，从意见出台到细则落实所经历的周期长，对市场化政策工具的应用偏少，财政科技投入在撬动银行资金和商业资本进入高技术产业过程中发挥的杠杆作用较小，阻碍了政策激励作用的有效发挥。
胡：深沪两地的创新链条形态不同，深圳创新链呈现技术需求拉动态势，上海创新链呈现技术供给推动态势。那么，深沪两地的短板主要体现在创新链条的哪个环节呢？
陈：深圳的创新主力是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因此商业化阶段具有优势，创新链呈现技术需求拉动态势，但高校和科研机构资源相对匮乏，基础研究支撑和人才输送环节是短板，因此近年来着力引进国内外知名高校前来开办分部，建立深圳国际大学园，发展“智核”支撑企业创新发展的需求。
上海则恰恰相反，繁荣的金融体系、优质的教育体系以及成熟的基础科研体系为地区提供了丰富的专业化人才和科技创新基础。然而上海在产业结构上倚重大企业规模化发展，创新的内生动力本就不足，近年来对技术需求侧的激励导向匮乏，使创新链呈现技术供给推动态势，企业家活动疲弱，商业化环节成为短板：一方面高校科研院所发明专利由于与市场对接错位导致处境尴尬，相当一部分沉淀专利未能转化为经济效益，同时一部分有商业价值的专利未能在本地实现转化，致使初创企业流失较为严重；另一方面产学研对接不畅，特别是小微企业的研发需求得不到满足，上海产业技术研究院作为民非组织，尚未实现真正的市场化运作，发挥的产研衔接作用较为有限。
因此，如何取长补短，进一步完善和壮大创新链条，是深沪两地都需要思考和谋划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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