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德斌专栏丨一带一路：开启全球治理新模式

2017-06-01 杜德斌 三思派

杜德斌，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院长、教授，上海市软科学研究基地上海市美国创新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三思派特约专家

【核心提示】近代民族国家本质上是基于民族身份认同而形成的空间型政治组织，国家对主权的坚持使国际市场缺少一个能界定权利边界、维护市场秩序的最终裁判，世界也不存在一个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足够发展援助的转移支付体系。于是，过度强调市场竞争只会导致国家间发展鸿沟日益扩大。尽管一些国际组织为跨国协调提供了制度化平台，但国家主权让渡的有限性决定了全球问题将长期存在。在这一背景下，人们陷入了对民族国家能力的信任危机。这一状况迫使人类超越西方理论对国际合作的理论阐释，将理论视角从国家转变到超国家组织上来。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实践行动，在很大程度上主动应对了当前全球治理的缺失，并以新的模式和理念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区域和全球性公共产品。

今年5月14日至15日，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政要、官员及嘉宾带着对美好世界的期许来到北京，参加由中国举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共商人类和平发展大计。峰会的帷幕虽然已经落下，却给人们留下了隽永的精神成果。“一带一路”倡议自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提出之后，逐渐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站在人类共同发展的高度，从理论和实践的层面对“一带一路”的内涵和前景进行讨论和展望，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现实路径，理解中华文明无可替代的当代价值，坚定中国道路的信心与决心。

全球治理需要转换视角

近30年来，经济全球化极大地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世界各国各地区日益形成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然而，全球化一方面通过贸易、金融和资本不断分化、消解各国政府手中的权力，打破了民族国家业已形成的边界；另一方面，南北发展差距的扩大促使发展中国家的大量劳动力涌入发达国家，由此带来了严重的经济难民、宗教冲突等问题。

近代民族国家本质上是基于民族身份认同而形成的空间型政治组织，国家对主权的坚持使国际市场缺少一个能界定权利边界、维护市场秩序的最终裁判，世界也不存在一个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足够发展援助的转移支付体系。于是，过度强调市场竞争只会导致国家间发展鸿沟日益扩大。

尽管一些国际组织为跨国协调提供了制度化平台，但国家主权让渡的有限性决定了全球问题将长期存在。统计显示，从1986年到2014年，世界10个最富国家与10个最穷国家的人均GPD之比由125倍上升到218倍，国家间贫富差距的扩大是显而易见的。

一言以蔽之，在政府缺位的市场里，公共物品的供给始终面临不足的状况，基于国家间政治的全球治理模式存在着结构性缺陷。在这一背景下，人们陷入了对民族国家能力的信任危机。这一状况迫使人类超越西方理论对国际合作的理论阐释，将理论视角从国家转变到超国家组织上来。

“一带一路”倡议因应了全球政治经济重心向西太平洋地区转移的历史趋势，是中国改革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有益尝试，彰显了中华民族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中的责任与担当。

全球治理的中国优势

当今世界不乏谋求改革的声音，而改革尤其需要新的思维和新的模式。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实践行动，在很大程度上主动应对了当前全球治理的缺失，并以新的模式和理念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区域和全球性公共产品。一方面，这显示了中国主动承担大国责任的积极作为，另一方面，这也是中国努力改革全球治理的尝试。只有具备一定的物质和精神条件，一个国家才能对人类作出重大贡献。“一带一路”方案浓缩了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验和五千多年的文明智慧，多种独特优势决定了中国有能力为各国走出全球治理的现实困境作出表率。

一是中国的地理优势。优越的地理条件使中国成为东亚文明中心和国际舞台的主角。广袤的土地是孕育伟大民族与伟大文明的摇篮，中国地处温带季风区，创造了辉煌的农业文明；中国位于最大陆地和最大海洋之间，能兼顾海陆优势，这种独特的区位是中国获取国际政治影响力的重要因素，也是能对世界历史持续产生影响的基本条件；中国具有自成一体的地理结构，尽管历史上时有短暂的分裂，最后都复归统一，大一统格局是中国历史的主流。

二是中国的发展优势。中国已经建立起世界上最完整的制造业体系，正从深加工阶段向技术集约化阶段过渡，几乎能以全球最低成本向沿线国家提供其工业化所需的产品，这使中国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几乎唯一可以倚重的大国。

三是中国的价值观优势。中国拥有五千多年连续不断的文明史，是一个显著不同于西方民族国家的文明型国家。中国在历史上很早就产生了“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思想。中国文明融汇了以儒、释、道为主体的多种文化因素，善于在世俗世界与精神世界之间寻求均衡。在人类迈向真正有效的全球治理过程中，这种包容性的价值观弥足珍贵。

中国文明的开放胸襟契合了当代全球社会的价值追求，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拥有成功发展经验的大国，中华民族有能力为未来全球治理提出中国方案，而这正是“一带一路”理念的要旨与精髓。

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在价值理念上，“一带一路”方案倡导平等协商，主张摈弃实力定义一切的政治哲学。旧的国际秩序深受以霍布斯为代表的西方近代政治传统影响，往往以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为基本特征。这种秩序是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无权地位的情况下，由少数西方大国按照自身的意愿和利益建立起来的。“一带一路”发扬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致力于探寻21世纪人类共同价值体系，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充分展示了全球治理的东方智慧。“君子和而不同”，丝路精神主张：国家不分大小，都应当成为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各国应该尊重各自主权、领土完整，尊重彼此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各国均有权根据各自的国情，独立自主地选择本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发展道路；各国应在合作中通过平等协商达成目标，确定合作领域，找到利益交汇点。

在道路实践上，“一带一路”方案坚持从封闭排他走向开放包容，强调各国各民族合作共赢。现代生产方式、全球生产网络和现代通信技术已经把世界各国紧密联系在一起，世界已经不可能退回到孤立主义和闭关锁国的时代。由于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当今世界的区域性和全球性事务往往由少数西方大国主导，现行国际制度安排深刻反映了这些国家的战略意图，以至于某些区域性国际合作表现出一定的封闭性、歧视性和排他性。“一带一路”建设的最大公约数就是坚持合作共赢、开放包容、互利平等的新理念，树立起“包容性发展”的旗帜。“一带一路”的建设重点在亚欧非大陆，同时面向世界所有国家。中国寻求打造开放型合作平台，推动构建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经贸投资规则体系，促进生产要素有序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携手建设和平共生的国际大家庭。

在价值目标上，“一带一路”方案提倡世界主义，强调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在西方近代政治哲学指导下，国际政治实践往往会导致安全困境、贸易保护主义、战争与冲突等问题。世界主义在指导思想和行为规范上都要求以共同体意识取代各国间的冲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取代国家中心论，要达到的目标不再是获得自身利益的满足，而是要在人类普遍和平与富足状态中追求更高的“善”。“一带一路”方案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终极目标，体现了中华民族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这一方案着眼于人类文明永续发展，推动建立文明新秩序，超越狭隘的民族国家视角。这种全球整体观将使中国占据国际道义制高点。“一带一路”建设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

“一带一路”倡议顺应天下人心，彰显人间正道，赢得了广泛认同。在亚欧非广袤大地上，将形成“五色交辉，相得益彰”的文明交流盛况。“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21世纪的中国将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本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在制度和精神层面上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塑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全球化身份认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一带一路”方案必将成为引领全球包容性发展的一面旗帜，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历史事件，这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又一次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