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山春树：吃人的猫
我在港口买到一份报纸，看到一篇文章，讲一个老太太被猫吃掉了。她七十岁，独自一人住在雅典市郊区——过着一种平静的生活，只有她和她的三只小猫住在一套单间公寓里。一天她突然脸朝下倒在沙发上——极有可能是心脏病发作。没有人知道她倒下去后过了多长时间才死去。这位老太太既没有亲戚也没有朋友定期来看她，过了一个星期人们才发现她的尸体。门窗紧闭，这些猫被困在屋中。屋里没有任何食物。的确，冰箱里可能有吃的，可是猫还没有进化到能打开冰箱的地步。它们饿得要死了，就被迫吞噬起主人的肉来。
我把这篇文章念给泉子听，她就坐在我对面。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我们常常徒步来到港口，买一份雅典的英文报纸，在税务所隔壁的咖啡馆要杯咖啡。我就用日语概括我碰到的任何有趣的文章。我们每天在岛上的日程安排也就到这个份儿上。如果某一篇文章能引起我们的兴趣，我们就会探讨一番。泉子的英文相当流利，她自己看文章毫无困难。但我从来没有见过她拿起一张报纸看。
“我喜欢有人念给我听，”她解释说。“从我孩提时代以来，这一直就是我的梦想——坐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地方，眺望蓝天或大海，让人给我朗读。读报、读课本、读小说，什么都行。读什么并没关系。可是以前从来没有人给我读过。所以我想这就意味着你在弥补所有那些失去的机会。另外，我喜欢你的嗓音。”
我们那里还有蓝天，有大海，好吧。我也喜欢朗读，我在日本住的时候，经常给儿子朗读画书来着。朗读不同于用眼顺着一个一个句子看，有些意想不到的东西会涌入脑海，有一种无可名状的共鸣，我发现很难抗拒。
我偶尔呷一口苦涩的咖啡，给泉子朗读那篇文章。我先自个儿看上几行，想想如何译成日语，然后大声译给她听。几只蜜蜂不知从何处飞来，舔食前一个顾客溢到桌上的果酱。一会儿的功夫就把果酱舔完了，然后仿佛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举行仪式般地嗡嗡嘤嘤飞向空中，绕桌子盘旋几周，接着——仿佛有什么东西唤起它们的回忆——再一次落到桌子上。我读完整篇文章，泉子坐在那儿，胳膊肘放在桌子上，一动不动。她把右手指尖和左手指尖支起来，形成一个小窝。我把报纸放在大腿上，凝视她纤弱的双手。她透过手指间的空隙看着我。
“后来怎么样了？”她问。
“就这些，”我把报纸折起来，说。我从衣兜里掏出一副手帕，擦掉唇边的咖啡斑渍。
“至少上面讲的就是这些。”
“可是那些猫怎么样了？”
我把手帕塞进衣兜。“我不知道。上面没有说。”
泉子绷紧嘴唇，把嘴撇向一边，这是她自己的小习惯。每当她要发表意见时——她的意见总是以小宣言的形式出现——她就这样撇撇嘴，就像猛地一拉床单，把小褶皱给抻直。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就发现这一习惯非常迷人。
“不管你走到哪儿，报纸都是一个样儿，”她终于宣布，“它们从来不告诉你真正想了解的东西。”
她从烟盒里抽出一支塞勒姆牌香烟，放进嘴里，划着一根火柴。她每天抽一盒塞勒姆牌香烟——不多抽，也不少抽。她早上打开一盒新的，到晚上正好抽完。我不抽烟。我妻子五年前怀孕的时候，她让我戒掉了。
“我真正想了解的是，”泉子开始了，她抽的烟袅袅地飘入空中，“那些猫后来怎么样了。是由于它们吃了人肉，当局把它们杀掉了呢？还是他们说，‘你们这些小家伙也受了不少罪，’拍拍它们的头，然后送它们上路呢？你怎么想 ？”
我盯着桌子上面盘旋的蜜蜂，想着这个问题。有那么一刹那，不安份的小蜜蜂舔食果酱的景象和那三只猫吞食老妇人的肉的景象在我脑子里重合在一起。远方一只海鸥尖厉的鸣叫盖过了蜜蜂嗡嗡嘤嘤的叫声。有那么一两秒钟，我的意识游移于亦真亦幻之间。目前的情况让我捉摸不透。我深深吸了一口气，看看天空，转向泉子。
“我不知道。”
“想想看。假如你是该市的警察局长，你会怎么处置那些猫 ？”
“把它们放进某个机构，改造它们，怎么样？”我说，“把它们改造成素食主义者。”
泉子并没有笑。她拉了一下香烟，缓慢地吐出一缕轻烟。“这个故事使我想起了我刚刚到那个天主教教会初中读书时，我听的一节课。我跟你讲过没有？我上了一个要求极为严格的天主教教会学校。开学典礼刚刚结束，其中的一个修女就把我们召集到一个礼堂里。她走到讲台上，讲了一番天主教教义。她讲了很多东西，但是我记得最清楚的——实际上也是我惟一记得的——是这个遭遇海难而和一只猫被困在一座尽是沙漠的岛上的故事。”
“听上去有点儿意思，”我说。
“‘你遭遇了海难，’她对我讲。‘上到救生船上的，只有你和一只猫。你们在一座无名沙岛上登陆，那上面没有任何能吃的东西。你只有一些淡水和饼干，够一个人维持大约十天的样子，’她说，‘好了，同学们，我想让你们想象一下你们自己处于这种情况之下。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就你一个人在那座沙岛上，只有你和那只猫。你几乎一点吃的都没有。你们明白吗？你是又饿又渴，最后你将死去。你该怎么办？你应该和那只猫分吃了那点可怜的食物吗？不，你不应该这么做。要那样就搞错了。你是上帝造出来的宝贵的生灵，而猫不是。这就是为什么你自己应该一个人独享所有的食物。’修女极为严肃地看了我们一眼，我感到有点震惊。给一群刚刚来这个学校读书的孩子讲这样的故事，会有什么意义呢？我心里想，哇，我把自己弄进了一个什么地方呀？”
我和泉子住在一座希腊小岛上的一套公寓小套间里。当时是旅游淡季，而这座岛又不是什么旅游景点，所以租金非常低廉。我们到达那里之前，我们俩谁也没有听说过那座小岛。它和土耳其边境线接壤，在风和日丽的日子，还可以看到土耳其郁郁葱葱的山脉。当地人开玩笑说，刮风的时候，你能闻到烤肉串的味道。撇下玩笑话不说，和最近的希腊岛相比，我们住的岛屿离土耳其海岸更近些。在那里，小亚细亚半岛就耸立在我们眼前。
在小岛的广场上，矗立着一座希腊独立时一位英雄的塑像。他在希腊本土领导了一场暴动，策划了反对土耳其的起义，当时土耳其人统治着这座岛屿。然而土耳其人抓住了他，把他处死了。他们在港口旁边的广场上树起一根削尖了的木桩，把这位倒霉的英雄的衣服全部扒光，然后把他对着树桩往下落。他身体的重量压在树桩上，尖端刺入他的肛门，再深入他的身体，直到最后从他嘴里出来。这是一种令人发指而又极其缓慢的处死人的办法。塑像就建在一般认为这件事发生的地点。刚建好的时候，肯定也是撼人心魄的，然而现在，经过海风吹，尘土刮，海鸥的粪便落上去，你几乎分辨不出这个人的五官来。当地人也几乎对这尊破旧不堪的塑像看都懒得看上一眼。而这位英雄，他仿佛也避开了人们、岛屿和尘世。
当我和泉子坐在我们的露天咖啡茶座，啜饮着咖啡或啤酒，毫无目的地看港口的船只以及远方那土耳其的山峦时，我们就坐在欧洲的边缘。风也是世界边缘的风。一种逃也逃不过的流行色彩充斥着这个地方。这使我感觉到一种异样的现实，某种异样、可望而不可及、说不清道不明却异常温柔的东西，在吞噬着我。那些肤色黝黑的面孔、眼睛、人们的皮肤，这些影子汇聚在港口。
虽然我置身此景，但有时却抓不住这一事实。不管我如何把周围的美景看了又看，也不管我吸进去多少空气，我和所有这一切就是找不到有机的联系。
两个月前，我和妻子以及我们四岁的儿子住在东京鹈木区一套三居室的房子里。地方不算宽敞，只有公寓的基本功能。我和妻子有我们自己的卧室，我儿子一间卧室，剩下的一间做我的书房。周围环境安静，景色宜人。周末，我们一家三口常沿着多摩川河散步。春天，沿河两岸的樱花争奇斗艳，我把儿子放在自行车后座，我们一块儿去观看东京巨人三人组A队的春训。
我在一家专门从事书籍杂志版面编排的中型企划公司工作。把我叫作“设计师”听起来挺有趣，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回事，因为这份工作相当呆板，毫无辉煌壮丽或想象力可言。大多数时间，我们的日程安排都闹哄哄的，一个月有那么几次我得在办公室开夜车。有的工作枯燥得让我掉泪。我还是不太介意这份工作，公司是个非常松散的地方。由于我资历较高，分配给我的工作我可以挑挑拣拣，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老板人还可以，我和同事处得还不错，薪水也不算太低，所以如果不出什么事的话，可以预见的未来我可能还会在这个公司呆下去。我的生活也会像这莫塔河——或者更准确地说，像汇入莫塔河的这无名之水那样——继续迅速地流向大海。
然而就在此时，我遇到了泉子。
泉子比我小十岁。我们是在一次业务会议上相识的。第一次我们相互搭眼一看，我们之间心里就那么“咔嗒”了一下。这种事情可不经常发生。此后我们又见过几次面，都是为了讨论我们合作项目的细节。我去她的办公室，她也顺路来我办公室。我们见面的时间不长，还有别人在场，谈的基本都是业务。然而我们的项目完成之后，一种可怕的寂寥之感油然而生，犹如某个至关重要的东西被人猛力从我手中抢走了。我多年来都没有这种感觉了，而且我想她也有同感。
一周后，她往我办公室打电话，谈了一些琐事，我们聊了一会儿。我讲了一个笑话，逗得她哈哈大笑。“想出去喝一杯吗？”我问。我们去了一间小酒吧，喝了几杯。我记不准确我们都谈了些什么，但是我们发现一百万个话题，可以一直谈下去的。我可以像激光一样清晰地抓住她想说的话。我给其他任何人都解释不清楚的东西，给她讲起来准确得让我吃惊。我们俩都是结过婚的人了，对我们的婚姻生活没什么可抱怨的，我们都爱自己的配偶，并且尊重他们。然而这大约是一个小小的奇迹——遇上一个你能如此清晰、如此完全地表达感情的人。大多数人过完一辈子也遇不到这样的人。把这叫作“爱情”那就错了，这更像是一种完完全全的心灵感应。
我们开始定期出去喝酒，她丈夫在外面工作，很晚才能回家，所以她想什么时间来就什么时间来，想什么时间走就什么时间走。而当我们聚在一起时，时间就过得飞快。我们常常是一看手表，发现我们几乎赶不上最后一班火车了。我总是难以说再见。总是有那么多东西要相互倾诉。
我们两个谁也没有引诱对方上床，但是我们开始一起睡觉了。直到那一刻之前，我们一直都忠实于我们各自的配偶，不过我们没有罪恶感，原因很简单，我们就得这样干才行。脱掉她的衣服，抚弄她的肌肤，紧紧搂着她，给她插进去，来了性高潮——这一切只是我们谈话的自然延伸。如此的自然，我们做爱不是销魂荡魄的肉体欢乐的源泉，而是摆脱了一切假模假式的、平静而快乐的行为。最惬意不过的是我们性事后在床上静静地谈话。我紧紧抱着她一丝不挂的玉体，而她则蜷曲在我的怀中，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语言低声细语，倾诉秘密。
只要可能我们就幽会。奇怪的是，或许也不那么奇怪，我们绝对相信，我们的关系将永远保持下去，我们的婚姻生活在方程式的这边，我们自己的关系在方程式的那边，两边都相安无事。我们相信，我们的风流韵事永远不会暴露。我们当然行云雨之欢，但这怎么会伤害别人呢？当我和泉子睡觉时，我就回家很晚，就得编个谎话告诉妻子，我的确感到了良心上的打击；但这还根本算不上是实际上的背叛。我和泉子都严格地守着各自的婚姻而又保持完全的亲密关系。
如果不出什么意外，也许我们会永远那样继续下去。只要可能，我们都会喝过伏特加和补酒后，钻到被窝里去。或者，我们也许会对配偶撒谎感到厌倦，就决定让这场风花雪月自然而然地消亡，这样我们就能回到我们各自舒适的小家庭中了。不管从哪方面讲，我都觉得事情的结局都不会太糟糕。对此我无法验证；我只是有这种感觉。然而命运出现了波折，现在要回忆起来，这是不可避免的，泉子的丈夫听到了风声。他盘问完她，完全失去了理智，怒气冲冲地闯入我家。不巧的事是，当时就我妻子一人在家，整个情况就急转直下。我回到家，她就要求我把正在发生的事情解释清楚。既然泉子把一切都已招认，我就不必再编什么故事了。我把事情的原委原原本本告诉了妻子。“这不像是我在闹恋爱，”我解释说，“这是一种特殊的关系，但是，和你我之间的关系全然不同，就像黑夜和白昼一样。对正在发生的事你毫无觉察，对吧？这就证明了它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事儿。”
但是我妻子听不进去。她惊呆了，连一句话也不再跟我讲。第二天，她把她的东西装上汽车带上我们的儿子，开车回茅崎她娘家去了。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她都不接。她父亲来接了电话，“我不想听你那蹩脚的借口，”他警告说，“我不会让我闺女回到你这样的狗杂种身边。”他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我们的婚事，他说话的口气似乎在说，最后证明他是正确的。
我茫然不知所措，就请了几天假，独自一人冷冷清清地躺在床上。泉子给我打来电话。她也是独自一人。她丈夫把她痛打了一顿之后也离她而去。他用一把剪刀把她所有的衣服都剪成了碎片。从大衣到内衣，全都剪成了碎布条。她不知道他去哪儿了。“我是精疲力竭了，”她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一切都给毁了，再也不会恢复原样儿了。他再也不会回来了。”她在电话中嘤嘤啜泣。她和丈夫是高中时的恋人。我想安慰她，但我能说什么呢？
“我们找个地方喝一杯吧，”她最后提议。我们去了涩谷，在一间通宵营业的酒吧一直喝到黎明。我要的是伏特加兼烈鸡尾酒，她喝的是代里基酒。自从我们认识以来，我们第一次话语不多。黎明时分，我们步行来到原宿以消耗酒力。在那里我们到一家丹尼斯餐厅喝了咖啡，吃了早点。恰在此时，她提出了去希腊的想法。
“希腊？”我问。
“我们在日本呆不下去了，”她深深地凝望着我的双眼，说。
我把这个想法在脑子里翻过来，倒过去。希腊？我这灌满伏特加的大脑跟不上这个逻辑。
“我早就想去希腊了，”她说，“这一直是我的梦想。我本想去希腊度蜜月，可那时我们钱不够。所以让我们去吧 ——就我们俩。你知道，就住在那儿，什么也不用担心。在日本呆下去只会使我们感到压抑，也不会有什么好的结局。”
我对希腊没有特别的兴趣，但我也只好同意她的想法了。我们计算了一下我们俩有多少钱。她有两百五十万日元的存款，而我也能凑上大约一百五十万日元——总共四百万日元，约合四万美元。
“四万美元应该够我们在希腊农村住上几年的，”泉子说，“买打折机票我们要花大约四千美元，还剩下三万六千美元。每个月按一千美元计算，够我们花上三年了。保险点说能花上两年半。你说怎么样？我们走吧。我们以后再让事情顺其自然地理出个头绪。”
我朝周围看了看。一大早的丹尼斯餐厅挤满了年轻的夫妇。我们是惟一一对超过三十岁的，当然也是惟一的一对经历了一场灾难性的婚外情后，在讨论携所有资财逃往希腊的夫妇。看这事儿闹的，我心想。我久久地凝视着掌心。难道这真的就是我的人生归宿吗？
“好吧，”我最后说，“就这么定了。”
第二天上班时，我递上了辞职报告。老板对我的事有所风闻，所以决定目前最好的办法是给我放长假。我的同事听说我要辞职，都大为惊奇，不过没有一个人试图劝我不要这样做。我发现，辞职毕竟不是太难的事。一旦你打定主意要放弃什么东西，就很少有什么舍弃不得的。不——不是很少有。一旦你拿定了主意，就没有什么割舍不了的。而且一旦你开始摒弃东西，你就会发现你自己想摒弃一切。就像是你赌博把你所有的钱几乎输光了，就下定决心，去他妈的，剩余的钱我也赌上了。留下剩余的钱也是徒增麻烦。
我把我认为需要的所有东西都打包，装进一个蓝色的中号荷姆索牌行李箱中。泉子和我带的行李大约一样多。
就在我们飞临埃及上空时，我突然之间产生了一种可怕的恐惧感，怕别人拿了我的行李箱。全世界有成千上万只相同的蓝色荷姆索牌行李箱。或许我到了希腊，打开箱子，发现里面装的是别人的东西。一阵严重的焦虑向我袭来。如果把行李箱弄丢了，就没有任何东西维系我和我生命之间的联系了——剩下的就只有泉子了。我突然感觉我仿佛倏然消逝了。这是一种再奇怪不过的感觉。坐在飞机上的那个人不再是我。我的大脑阴差阳错地把自己安在一个看着像我的简易包装物上。我思绪纷乱。我得回到日本，找回我真实的肉体。然而我就在喷气式飞机上，飞临埃及上空，而且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临时占有的这具肉体感觉好像是用石膏做的。我如果抓自己一下，就会一片一片地落下来。我开始不由自主地瑟瑟发抖，想停都停不下来。我知道如果这样继续发抖下去，我所拥有的这具肉体将会四分五裂，化为尘土。飞机上装有空调，但我还是大汗淋漓，衬衣粘在皮肤上，身上散发出难闻的汗臭味儿。泉子一直紧紧握着我的手，偶尔抱我一下。她虽然一言未发，但她理解我当时的感受。我抖了足足有半小时。我想死——把左轮手枪的枪筒顶着我的耳朵，扣动扳机，这样我的灵魂和肉体就都化为了尘土。
不过，发抖消失之后，我突然之间感到轻松些了。我松了松绷紧的双肩，让时间自由流逝。我迷迷糊糊进入了梦乡，当我睁开双眼，我下面已是碧波荡漾的爱琴海了。
我们在岛上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我们几乎无事可做。我们不上班，又没有朋友。岛上没有影剧院、网球场，更无书可读。我们突然之间就离开了日本，我根本没想起来带书。我看了两本在机场挑的小说，还有一本泉子带来的埃斯库罗斯的悲剧集。我把它们看了两遍。为了迎合游客的口味，港口的书报亭倒是有几本英文平装书，但没有一本我看上眼的。我酷爱读书，我一直想象假如有空闲的话，我就一头扎进书堆中；然而，我来到这儿——有大把大把的时间，却无书可读，你看讽刺不讽刺。
泉子开始学习希腊语。她带来了一本希腊语课本，列出动词活用表，走到哪儿，带到哪儿，像念咒语似的大声背诵动词。她的水平已经达到了能用结结巴巴的希腊语和售货员交谈，我们去咖啡厅，她能和服务员交谈，所以我们设法结识了几个人。为了争强好胜，我把法语重新拾起来。我想没准儿哪一天会派上用场的，但是在这个破败的小岛上，我从来没有碰见过一个讲法语的人，在城里，我们讲英文就说得过去。有的老年人懂意大利语或德语。而法语呢，毫无用处。
我们没什么事做，就到处闲逛。我们试图在港口钓鱼，但一条鱼也没钓着。鱼少倒不是个问题，问题是水太清了。从鱼钩到钓鱼人的脸，看得一清二楚。这样让逮住，你就是条笨鱼。我在当地商店买了写生簿和一套水彩颜料，在岛上转来转去，画风景和人物。泉子坐在我身边一边看我的油画，一边背记动词活用表。当地人常常过来看我画画儿。为了消磨时间，我就给他们画肖像，似乎还很受欢迎。我给他们画像，他们就请我们喝啤酒。有一次有个渔民给了我们一整条章鱼。
“你可以以画像谋生了，”泉子说。“你画得不错，通过画像你可以发一笔大财呢。你就吹出去，说你是个日本画家。这附近不会有很多画家的。”
我哈哈大笑，但她的表情却是一本正经的。我想象自己周游希腊列岛的样子，画完肖像画，收个小零钱儿，偶尔还喝上一杯啤酒。我得出结论，这主意倒不错。
“我给日本游客做导游，”泉子接着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游客会越来越多，这样我们就勉强过得下去。当然了，这就意味着，我必须认认真真地学希腊语。”
“你真的以为我们可以无所事事，度过两年半的时光？”我问。
“只要我们不遭抢劫，不生病什么的。除去不可预见的情况，我们应该能够过得下去。为预料不到的事做好准备总没有错儿。”
到目前为止，我几乎还没有看过医生，我告诉她。
泉子直盯盯地看着我，绷紧嘴唇，然后把嘴撇向一边。
“譬如说我怀孕了，”她开始了，“你会怎么办？你会尽最大的力量避孕，但是人是会出错的。如果出现那种情况，我们的钱很快就会花光的哟。”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可能就应该回日本去。”我说。
“你还是没听明白，是吧？”她静静地说，“我们再也回不了日本了。”
泉子继续学她的希腊语，我继续画我的画儿。这是我整个一生中最宁静的时光。我们吃的是粗茶淡饭，喝的是最便宜的酒。我们每天都到附近爬山。山顶有一个小村庄，从那里我们可以看到远处别的岛屿。由于呼吸新鲜空气和锻炼身体，不久我的身体健壮起来。岛上日落以后，你听不到任何声响。在万籁俱寂之中，我和泉子就会静静地做爱，谈论各种各样的话题。不用操心赶最后一班火车，也不用担心编造谎言告诉我们的妻子或丈夫。这段时光美妙得难以置信。秋天一点一点变深了，初冬来临了。风刮起来了，海上漂起了白帽一样的泡沫。
大约就这个时候，我们读到了关于吃人的猫的故事。在同一张报纸上有一则报道讲日本天皇的健康状况恶化，不过我们买报纸是为了看汇率。日元对德拉克玛（现代希腊货币单位）的汇率一路走高。这对我们是至关重要的。日元越坚挺，我们的钱就越多。
“说到猫啊，”我们看过那篇文章几天后，我说，“我小时侯养了一只猫，就那么奇奇怪怪地失踪了。”
泉子似乎想听下去。她从她的动词活用表上抬起脸，看着我说：“怎么回事？”
“当时我上二年级，也许是三年级吧。我们住在一座公司的房子里，院里有一个大花园。花园里有一棵古松，树好高好高，你几乎看不到树梢。有一天，我坐在廊沿看书，我们那只有黄棕色花纹的猫在花园里嬉戏玩耍。这只猫独自跳来跳去，就像猫有时做的游戏那样。它被什么东西激怒了，完全没有注意到我在观察它。我观察的时间越长，我就越害怕。那只猫毛发倒竖，好像着了魔似的到处乱跳。仿佛它看到了我无法看到的东西。最后它开始绕松树疯跑，就像《小黑人桑波》中的老虎那样。突然它尖叫一声，停了下来，‘噌’地一下爬到了松树最高的枝桠上。我只能看清它藏在最高的树枝上露出来的小脸。猫还是很兴奋，也很紧张。它藏在树枝间，两眼盯着什么东西看。我叫它的名字，但它表现得好像没听见我叫一样。”
“那只猫叫什么名字？”泉子问。
“我忘了，”我告诉她。“渐渐地到了傍晚时分，天越来越黑。我很担心，等了很长时间那只猫也没下来。最后，天变得一团漆黑。我们再也没有见到那只猫。”
“这也没有什么非同寻常的，”泉子说，“猫常常这样失踪。尤其是在它们发情时。它们过于兴奋，就不记得回家的路了。那只猫一定是在趁你没注意的时候，从松树上爬下来，到别的地方去了。”
“我想是这样，”我说。“可是我当时还是个孩子，我肯定那只猫已决定在那棵树上住下去了。它下不来肯定是有原因的。我每天都坐在走廊上，抬头看那棵松树，希望看到那只猫从树枝间向外张望。”
泉子似乎失去了兴趣。她又点上一根烟，抬起头看着我。
“你有时想你的孩子吗？”她问。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有时候想，”我实话实说，“但并不是一直想。偶尔有些东西会使我想起他。”
“你想见他吗？”
“有时候想，”我说。但这不是真心话。我只是以为我应该这么感觉。我和儿子住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他是我见过的最逗人的小家伙。每当我很晚回到家，我总是先到儿子房间，看看他那熟睡的小脸儿。有时我会产生一种渴望，想使劲挤他，哪怕把他挤碎了。此刻有关他的一切——他的面庞，他的声音，他的动作——都在一个遥远的国度。我所能清晰地回忆到的，是他的香皂的味道。我喜欢和他一起洗澡，给他搓背。他皮肤过敏，所以我妻子买了一种特殊的香皂，只供他用。关于我儿子我能回想起来的，只有那种香皂的味道。
“如果你想回日本，我不会拦你，”泉子说。“别为我担心。我会好自为之。”
我点点头。然而我知道这种事情我办不到。
“我想当你的孩子长大后，他会不会这样想起你，”泉子说，“就像你是一只猫，在一棵松树上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大笑起来。“也许会吧。”我说。
泉子在烟灰缸里把烟拧碎，叹了口气。“我们回家做爱好吗？”她说。
“才刚刚早上啊，”我问。
“早上又怎么啦 ？”
“不怎么，”我说。
后来，那天晚上我半夜醒来，发现泉子不在了。我看看放在床边的手表。十二点半。我摸着灯，打开，环顾屋子。一切都静得犹如趁我熟睡之际有人偷偷溜了进来，到处撒下了静默的尘土似的。烟灰缸里有两个塞勒姆牌香烟烟蒂，旁边有个揉成团的空烟盒。我下床走到客厅。泉子不在那里。她也不在厨房或浴室。我开开门，朝外面看看前面的院子。只有一对塑料椅子，沐浴在皎洁的月光下。“泉子，”我轻声呼唤。没有人答应。我又叫了一声，这次声音大了些。我的心怦怦直跳。这是我的声音吗？听上去太大，太不自然了。还是无人答应。一阵轻柔的海风掠过蒲苇草草尖，发出的声响。我关上门，回到厨房，给自己倒了一杯酒，以镇定下来。
辉煌的月光从厨房窗户倾泻进来，在墙上和地板上投下稀奇古怪的暗影。整个情形宛如某个先锋派戏剧具有象征性的布景。我突然想起来，那只猫在松树上失踪那天夜晚也是这个样子，一轮圆月高挂天空，没有一丝云彩。那天晚上吃过饭，我又去走廊上找猫。夜深了。月光更加明亮。说不上来为什么，我无法把目光从松树上移开。时不时的，我总是相信，我可以分辨出猫的双眼，在枝桠间闪烁。然而这只是个幻觉。
我拽一件厚毛衣和一条牛仔裤穿上，抓起放在饭桌上的硬币装进衣兜，走了出去。泉子一定是睡不着觉，出去散步了。只能是这么回事。风完全停下来了。我能听到的是，我的网球鞋踩到砾石路上发出的嘎吱嘎吱声，像一个被夸张了的电影声道。我断定，泉子一定是去了港口。她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只有一条路通向港口，所以我不可能遇不到她的。沿路两边房子里的灯都熄灭了，月光把大地染成了银白色，看上去像海底。
走到半路，我隐隐听见了音乐声，就停住了脚步。起初我以为是一种幻觉——就像气压发生变化时你听到耳边有鸣响之声一样。然而侧耳细听，我能分辨出旋律来。我屏住呼吸，尽量去听。毫无疑问，是音乐。有人在弹奏乐器。活泼的，没有经过扩音的音乐。然而这是哪一种乐器呢？是在电影《希腊人佐巴》中安东尼·奎恩和着音乐翩翩起舞时那种像曼陀铃似的乐器吗？是布祖基琴（一种希腊式长颈拨弦乐器，主要用于伴唱或伴舞）吗？但是这深更半夜的谁会在弹布祖基琴呢？在哪儿弹呢？
音乐似乎是从我们每天爬山锻炼身体的那座山山顶上的村子里传出来的。我站在十字路口，想着该怎么办，朝哪个方向走。就在这个地方泉子一定也听到了同样的音乐。我有一种明显的感觉，倘若她听到了，她就会循着音乐走过去。
我采取果断措施，在十字路口向右转，朝着我非常熟悉的山坡走去。山路两旁没有种树，远处悬崖峭壁的阴影里，只有些齐膝高的荆棘灌木丛。我走得越远，音乐的声音就越清晰，我也就能更加清晰地分辨出音乐的旋律。音乐里有种喜庆的色彩。我想象山顶的村子里在举行某种宴会。突然我想起来了，那天早些时候，我们在港口看见一个热热闹闹的迎亲队伍。这肯定是在举行喜宴，一直闹到了深夜。
就在这时——没有任何先兆——我消失了。
也许是那月光的缘故，也可能是半夜时分那音乐的缘故吧。我每走一步，感觉自己就更深地陷入流沙之中，在那里我的身份消失了。这和我在飞机上飞临埃及上空时产生的感觉一模一样。这不是我走在月光下。不是我，而是一个用石膏塑出来的替身。我用手搓搓脸，然而这不是我的脸，也不是我的手。我的心在胸膛里跳动，以疯狂的速度向周身的血管供血。这具身体是一个石膏像，一个伏都教（西印度群岛黑人中的宗教，崇拜巫术及魔法，尤指海地的）的木偶，某个作法的吹了一口仙气，使他有了短暂的生命，而真正的生命的光芒在消失殆尽。我那勉强能用的假肌肉只是那么运动着。我是一个用作某种祭品的木偶。
所以，真正的我在哪里呢？我纳闷。
突然不知从何处传来了泉子的声音。真正的你已经被猫吃掉了。就在你站在这儿的时候，那些饥肠辘辘的猫已经把你狼吞虎咽大口大口地吃掉了——把你整个吃光了，剩下来的只有一把骨头。
我朝四周望望。这当然是一种幻觉。我所能看到的，只有满地的砾石，低矮的灌木丛和它们小小的阴影。这声音是我臆想出来的。
别再胡思乱想了。我告诫自己。我仿佛试图避开一个巨大的浪头，紧紧抓住海底的一块巨石，屏住了呼吸。浪头肯定会过去的。你只是心力交瘁，紧张过度了，我心里想。抓住实实在在的东西吧。抓住什么无关紧要——只要抓住某个实实在在的东西就行。我把手伸进衣兜摸到了硬币，它们在我手中被握得汗津津的。
我努力想些别的事情。想我那在鹈木区采光极好的公寓，想我留在那里的唱片集，想我收集的那漂亮的爵士乐小集子。我专门收集五、六十年代白人爵士乐钢琴演奏家的作品。列尼·特里斯塔诺、艾尔·海格、克劳德·威廉逊、罗·列维、拉斯·弗里曼……其中大多数唱片已经绝版，我收集这些唱片，花了很多时间和金钱。我不厌其烦地一趟一趟地跑唱片店，和别的唱片收藏者互通有无，慢慢儿地才建起了我的收藏库。大多数的演出算不上你所说的“一流”。不过我喜欢那些散发着霉味儿的老唱片所营造出的独特而温馨的气氛。如果这个世界只由一流的东西构成，那么这个世界就会是个非常单调乏味的地方，是不是？那些唱片封面的每一个细节都涌入我的脑海——唱片拿在手里的重量以及手感，都能清晰地回想起来。
然而此刻所有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是我亲手把它们毁掉了。我后半辈子再也不会听到那些唱片了。
我记起了我吻泉子时的烟味。她那双唇和舌头的味道。我闭上眼睛。我要她守在我身边。我要她如同我们飞临埃及上空时那样握住我的手，永不松开。
浪头终于离我远去，渐去渐远，音乐也随之而去。
他们已经演奏结束了吗？这当然是可能的。毕竟都将近一点了嘛。抑或从一开始根本就没有什么音乐。这，也是完全可能的。我不再相信我的听觉。我又闭上双眼，陷入我的意识之中 ——往黑暗中扔了一根挂有重物的细绳子，但我什么也听不到，连个回声也没有。
我看看手表，才发现我原来没有戴手表。我叹了口气，把两只手插进衣兜。我并不真的关心时间。我抬头凝望天空。月亮是一块冰冷的岩石，它的外表被岁月的暴力侵蚀殆尽。它表面上的阴影就像是肿瘤，可怕地扩散到患者的肌体。月光真会捉弄人的思维。会使猫失踪。也已经让泉子失踪了。也许从很久以前那个夜晚开始，所有这一切都是事先安排好了的吧。
我伸展四肢，弯弯胳臂和手指。我是应该继续找呢，还是顺原路回去？泉子上哪儿去了呢？没有了她，就剩我独身一人，我还应该怎么在这座背水的小岛上生活下去呢？她是惟一维系孱弱不堪、苟活人世的我的惟一的东西。
我继续朝山上爬。我既然已经爬了这么远了，不妨就爬到山顶。那里真的演奏过音乐吗？哪怕只留下了最微不足道的线索，我也得亲眼看看。五分钟后，我爬到了山顶。小山朝南是一座山坡，一直延伸到大海，港口和沉睡的小镇。零零落落的路灯照亮了沿海的路。山的另一面被裹挟在黑暗之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不久前这里举行过热闹的庆典。
我回到小屋倒了一杯白兰地。我努力想睡，却难以入睡。直到东方破晓，我脑子里还在想那月亮。这时，突然之间，我想象到那些被困在公寓里，饿得要死的猫们。我——真正的我——已经死了，而它们还活着，在吃我的肉，咬我的心脏，吮我的血液，吞我的阴茎。远远地，我听得见它们在贪婪地喝光我的脑浆。那三只软绵绵的小猫就像《麦克白》中的巫师那样，围着我碎裂的头颅，吧嗒吧嗒地吃着里面黏糊糊的稠液。它们粗糙的舌头一层一层地舐食我柔软的大脑。它们每舐一下，我的意识就像火光一样闪烁一下，然后就渐渐熄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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