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嫁女婚恋】我和老陶（八、接受调查）
贾力群（德文名：Li Qun Taubert），出生于上海，1982年大学电力工程专业毕业后从事技术及技术情报资料整理及英语翻译工作，1986年到德国曼海姆歌德学院学习德语，之后在中国与德国间从事中德文化交流、构建经贸往来。1995年，应聘美国摩托罗拉大学（中国培训中心）任教，同时在中国高等学院培训翻译人才。1998年年底后在德国柏林和墨西哥居住。个人兴趣爱好广泛，积极从事社会活动，现担任欧洲华侨华人妇女联合总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德国柏林中国妇女联谊会名誉会长等。
本书已经完稿，希望能正式出版发行。有兴趣出版或者能推荐出版的人士请联系作者。邮箱：taubertdlq@hotmail.com
和外国人交往不但被秘密警察监视，还会影响到自己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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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审查
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弄堂里公用电话（上海当地也叫“传呼电话”，值班阿姨接到电话后会到家门口或楼下叫电话里要找的人去听电话，当然是要付费的。）值班阿姨在门外高声呼叫：“六十六号姓贾的贾力群听着，公安局x处来电话叫你马上去谈话。” 大嗓门的阿姨反复地叫着同样的话直到我开门出去。惹得周围不少的邻居从窗户里探出脑袋来，还有人在窃窃交谈：“贾家的大女儿出事了。”……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好人是不会被公安局这样叫去谈话的。我冲出门外，没好气地对大嗓门阿姨说：“别叫了，别叫了，我的耳朵还没聋呢。你以为你大声叫唤的这些话是好听的话吗？你为什么不让对方直接打电话到我家里？”自从家里装上了电话后，电话亭里的值班阿姨接到我家的电话后就会给对方号码，让他们直接打来我家。大嗓门阿姨委屈地说：“我告诉他们你家的电话号了，可是他们......”
公安局X处的办公室里，一个年轻的警官坐在那里。我一坐下，他就开门见山地打开了话题：“今天找你来是要和你谈谈你和陶贝尔特的关系。”
“请谈。”我没好气地说，心里还在为早上的电话气恼。
年轻警官的面前放着一堆文件，文件旁是一本记录用的本子和搁在上面的一支笔。“你和这个陶贝尔特的关系很密切，但你了解这个人吗？你知道他的家庭婚姻情况吗？你是否清楚你这样下去会是什么结果吗？”他一连串问了不少问题，缓了缓口气接着说：“你的家庭出身情况我们很清楚，你是革命老干部的后代所以我们要关心和爱护你。今天的谈话你要认真对待。”
我很快地回答了他的问话，只有一句话我答不上：“是的，我和陶贝尔特的关系很密切。从我们的接触来看我认为他是个很好的人。他从一开始就告诉我，他是个离了婚的单身汉。至于我这样下去会有什么后果，我答不上因为决定权不在于我。” 我停顿了一下接着说：“如果你们出于关心我、爱护我的话就请别在公用电话里叫我来公安局谈话，你们可以直接找我。我是革命老干部的后代，我想你们会正确对待我。”
年轻警官的脸上露出一丝不悦的表情 ，他说用公用电话叫人是例行公事，我没有必要计较。 他问我和陶贝尔特接触时讲些什么话，我们讨论过什么问题，陶贝尔特问我些什么话，我告诉陶贝尔特哪些新闻等等。我告诉他我们讲的都是很平常的话，讲讲工作，讲讲个人的兴趣爱好，有时天南地北地乱侃；我们见面时的时间很少而且感到没有什么兴致讨论问题；陶贝尔特问我我的家庭情况，父亲的病情；我告诉陶贝尔特他和他的合资企业常常上报纸电台。
年轻警官又问我和陶贝尔特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关系。我很坦然地回答是朋友关系。年轻警官说像我这样与外国人交朋友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并要求我表态今后不再与陶贝尔特来往。我回答他这是一种无理的要求本人拒绝接受。
年轻警官对我的态度十分恼火，他用手指着我的鼻子，提高了嗓门说道：“贾力群，你知道你是在跟谁说话。你要对你自己说的话负责。”
“我对我说的话负责。”我答道，声音也不轻。
那天我像是吃了豹子胆似的，心里没有一丝的害怕，但是充满了悲愤和绝望。我将失去几乎所有我渴望的：理想的工作、出国、前途、名誉、父亲......除了和迪特的友情。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劫难，六年南京梅山工程指挥部的苦役，我除了害怕灵魂受禁锢，害怕失去我亲爱的人外，我没有什么可顾忌、可指望、可害怕的，甚至没有去想会有怎样的下场在等着我。
至于年轻警官又说了些什么我记不清了，我只记得在我离开时，年轻警官的最后一句话：“我们还会找你的。”我感到我的背脊有点发凉，发麻。
第二个星期天，我又被叫去了同一个地方。公用电话亭的阿姨这次顾及了我的面子，只是将我叫出门外，然后传达了来自公安局X处的指令。
办公室里坐着两个警官，一个年轻的，一个年长的。我进门时，年轻警官简单地讲了一句请我坐下的话，年长的一位仅仅斜眼看了我一下，微微点了一下头。
谈话一开始的内容和第一次几乎一样，年轻人问，我答，只是双方讲话时缺乏第一次谈话时的那种感情色彩。
几个来回后，年长者发话了：“贾力群，我们找你来是为了帮助你擦亮眼睛，认清事实，是为了帮助你走回正道，你要端正态度。”我听了这话一时琢磨不出这话的含义，只是觉得特别别扭，于是我说道：“我不明白您说的认清事实，走回正道是什么意思，我的态度怎么啦？”“你和陶贝尔特交往是感情用事，你会越陷越深而不可自拔，而对方只是在戏弄你的感情，你受骗了。你要老实告诉我们，你和陶贝尔特之间有什么不轨行为或者他对你有什么......”“请您把话说清楚，”我打断了年长警官的话，有点激动地叫起来“你们到底要知道些什么，到底想要把我怎么样？”我感觉到一股热血涌上脑门，佟佟地敲打着我的思维神经，打得我头晕眼花。
不知过了多久，我听见年长警官说道：“陶贝尔特是结过婚又离过婚的人。经过我们的调查，他现在又有了女朋友，女朋友是他的未婚妻。你还蒙在鼓里吧？”“噢，原来你要和我谈的是这些，”我的语调转入平稳，“结婚离婚的事陶贝尔特告诉过我，未婚妻的事我还不知道，你们的消息真灵通呵。”我呵地笑了一声，继续说道：“陶贝尔特有未婚妻和他和我交朋友不冲突，他又没说要娶我，我也不介意有未婚妻的人和我交朋友。再说，交异性朋友和谈恋爱是两码事。”说这些话时，我已经没有头昏眼花的感觉了。我想到了迪特房间里挂的三幅女人的大照片，心里暗暗好笑。这些照片竟然也将公安引入歧途。
年长的警官对我的搭话十分不满意，他板下脸对我说：“你还年轻，不能不考虑你的政治前途和事业，不能不考虑你的家庭出身背景。”他又开始在我头上扣大帽子“你和陶贝尔特的这种关系在社会上影响很坏，我们认为你的行为作风不正，你必须悬崖勒马了。”他冷笑一声加上了一句话：“和外国人鬼混不会有好下场。”
这句话激怒了我，我激动得差点没从椅子上蹦起来。
我扬起声，肆无忌惮地叫了起来：
“我和陶贝尔特的关系早就因为你们而转入地下，没有什么社会影响可言；
我没有任何不检点的行为，所以谈不上什么作风不正；
我成了公安局的控制对象还会有什么事业前途；
说我跟外国人鬼混，你们把陶贝尔特当成什么特务流氓啦？”
我越讲越起劲，都忘了自己在哪里，在和谁说话。我脑袋上渗出细细的汗珠，两手心湿湿的。我将两手相叠，平放胸前的桌面上，让自己尽量保持一个正常的坐势。
“啪！”年轻的警官猛拍了一下桌子，指着我的鼻子吼道：“你太放肆了，竟敢这样跟我们说话。你别搞错，你现在是坐在公安局里。”
我针锋相对回击：“没错，我坐在公安局里，面对执法的公安人员为自己的无辜申辩。”我接着问：“你们是这样关心和爱护革命老干部的后代的吗？”说完这话，我的鼻子酸酸的，大颗的泪珠摔碎在我放在桌面上的手背上。
年长的警官的脸上掠过一丝奇怪的表情，一丝我不知道是同情还是幸灾乐祸的表情。这时候我注意到，两位警官的大盖帽已经摘下放在桌上，和我一样，他们的脑袋上也渗出细细的汗珠。
年长的警官用拉长了的声调对我说：“你倒还记着你是个革命老干部的后代，”话锋一转，他又说道：“你的父亲重病在身，我们就不去惊动他了。想必他知道了你的言行会很生气。”
“你们千万别去惊动他，”想到父亲，我马上放了软档（上海方言，让步、妥协的意思）“你们尽可找我谈话，我会为我的言行承担责任。”我轻轻地说。
年长的警官的脸上仍然挂着那种我没读懂的表情。他将眼光从我身上挪开，看着他面前的记事本对我说：“只要你父亲还在，我们不会惊动他，也不会把你怎么样，但你父亲在世的时间不会很长了”，一旦他......”
“哦，”在我读出了那一丝表情的那一刻，我身不由己地倒抽了一口冷气，“我听明白了，我父亲一旦离开人世，你们便可以无所顾忌地对我采取行动了。”我挑明了年长的警官话中之意。年长的警官对我的话不置可否，只是冷冷地说“就算是你的理解吧!”
那天从公安局出来，我浑身发冷，两腿直打哆嗦。我感觉到我是害怕了，我的脑海中老是出现铁门铁窗的影子，出现剃着光头的人的脸。这些情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很熟悉的。我一路上设法安慰自己，我对自己说：只要没犯法，不会有什么事的。
第三个星期天上午，在公安局X处的办公室里我面对一伙警官。
几个小时里我紧张地对付着每一个人的问话，每时每刻提醒自己讲话要小心，不要让任何人抓住伤害我和迪特的把柄。我的态度还是和以前一样强硬，常常惹的警官们怒发冲冠。和前两次一样，我在双方不分胜负的局面下离开了公安局。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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