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嫁女婚恋】我和老陶（二十、广交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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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力群（德文名：Li Qun Taubert），出生于上海，1982年大学电力工程专业毕业后从事技术及技术情报资料整理及英语翻译工作，1986年到德国曼海姆歌德学院学习德语，之后在中国与德国间从事中德文化交流、构建经贸往来。1995年，应聘美国摩托罗拉大学（中国培训中心）任教，同时在中国高等学院培训翻译人才。1998年年底后在德国柏林和墨西哥居住。个人兴趣爱好广泛，积极从事社会活动，现担任欧洲华侨华人妇女联合总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德国柏林中国妇女联谊会名誉会长等。
本书已经完稿，希望能正式出版发行。有兴趣出版或者能推荐出版的人士请联系作者。邮箱：taubertdlq@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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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学院学习的同学们
广交朋友
在和偌辛家交往前不久，我的姨夫庞其方在德国做科研项目时的德国同事，葛罗茨博士介绍了他的住在曼海姆的姐姐朵林给我认识。
在我看来，朵林夫妇这一对也很特别，两人都是化学博士，曾经都在大学里当教授。在第二个孩子出生时，为了家庭环境的完整性，女博士决定留在家里管家、带孩子。博士夫妇订下军令状，等孩子上小学后，男博士将接过维护家庭环境完整性的担子。所以之后的若干年里，朵林先生开着奔驰车进出大学当教授； 朵林太太心甘情愿地开着Kombi（五门掀背轿车）当上了忙碌的“买汰烧”（上海方言：买菜、洗衣、烧饭）。
在我认识这对夫妇时，孩子已经九岁了。朵林太太开着大奔驰车继续事业的第二春；朵林先生开起了掀背轿车买菜接孩子。我每周去朵林家做两顿中国式的午饭，帮朵林先生解决些缝缝补补的问题。这时我又为朵林先生感到委屈，心想一肚子才华的男人在家花着老婆挣来的钱，干着婆婆妈妈的事，日子一定不好过。
时间久了我发现朵林夫妇的感情好得如胶似漆，孩子培养得很出色；男博士在家忙得不亦乐乎还自得其乐。除了照顾家、带孩子，他每天下午都认真地吹练一小时的黑管。我听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孩但从未见到过。
很久以后我去乌尔姆看望葛罗茨博士时，聊天时谈到了德国的家庭问题和青少年问题。才听说朵林家的大女儿很早就离家出走，再也没有回来过。这场家庭悲剧的原因我至今不知道，但我想一定与家庭环境的完整性有关。
朵林夫妇和小男孩周末出游常常带上我。他们非常热爱大自然，经常去山里和森林中散步、喝咖啡、品蛋糕。
偌辛家则是经常全家出动去听歌剧、音乐会、看演出，参加各种节日活动。我只要有空，偌辛太太都会邀我一起去。我还认识了周围的一些邻居。记得有位邻居是某青年交响乐团的著名指挥，有四个颇具音乐才华的儿子。和儿子们聚在一块时，老子就和他们一起在家拉弦乐五重奏。
在偌辛家生活的几个月里，我进一步了解了德国的中产阶级，学会了很多德国人的规矩，德语程度大有提高，心情也很不错。我很努力地试着将自己融入这个社会，很努力地去理解身边的这些人与我不同的想法和行为。同时又通过交流让他们来了解我这样一个中国人。
在河边和阿黑散步时，常有人上问我是不是日本人，我都会回答我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来自令人骄傲的上海。当时的中国对于德国人来说是如此的陌生，遥远而神秘，德国人对中国人的了解实在少得可怜。
以后有人告诉我，我穿戴漂亮，气质不错，还牵只大黑狗在高级住宅区里散步就认为我是日本人。在德国人的眼里，有教养、有文化、也有钱的就是日本人，而中国人在德国电影里出现的尽是穿着黑棉袄，腰里系根麻绳，蹲在田埂上或屋檐下的长凳上抽袋烟的土老帽，要不就是光着屁股，留着鼻涕的小孩在黄土地上胡乱奔跑。改革开放后虽有中国留学生来德，但大部分人自成团体，很少与当地人来往。
我身为中国人心里感到很难受，深深感受到因国家贫弱而导致其人民在外受尽歧视的滋味不好受；另一方面我下决心，从自己做起，做个高尚的，有志气的，让人称赞的中国人。我从未想过自己下的决心的性质，也没想过这种决心是否属于爱国行为，我只是简单地想去纠正别人对中国人的偏见，至少是对我这个中国人的偏见。这也造成我有一段时间很极端，一听有人批评中国或中国人就受不了，经常跟人斗嘴吵架。同班同学对之深有领教，和我谈论中国时都用探讨的口气，时而还加上几个不切题的赞美词。
在这期间，经同班同学布莱德介绍我认识了弗里茨·胥勒牧师一家并与他们交了朋友。周末时我常去胥勒负责的姆斯巴赫教区（城）做客，听弥撒、作义工，在那里我认识了不少来自世界各国的年轻教徒。我很喜欢姆斯巴赫大环境：大家都讲英语，年轻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举止彬彬有礼。我对基督教的教义进行了突击性的了解，读了不少这方面的英文书。我必须承认，基督教的教义深深地感动了我，很大程度上对我的灵魂产生了净化作用。和教徒们在一起讨论读圣经的感想和感受，我最大的收获是懂得了对人的谅解，宽容和奉献。莫斯巴赫人对我很好，尤其在我有困难时给过我很大的帮助。有一段时间我的行为准则已入教轨，但我最终还是没有将自己的灵魂托付给基督照看，辜负了莫斯巴赫人对我的一片苦心。我的灵魂活动的空间太大了、太杂了，无法将它约束起来。我是个俗人，无法与基督直接对话，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又无法通过祷告来找到答案 。如果我无法全身心地信奉基督，我就应该做一个俗人。我认为介于两者之间的行为与意识是对宗教和人的本性的亵渎。我碰到过一些人，出国后很快就成为某个教的教徒还觉得挺时髦。他们并没有去领会他们所信之教的教义和纲领，只是利用宗教团体提供的帮助和施舍来解决个人生活上的一些问题，去教堂做礼拜凑热闹并将自己归入到需要基督指引和帮助的弱势群体。但这些人并不理解或装作不理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是为了什么。
与胥勒牧师和太太在一起
与大多数出国留学的自费生相比，我算是个幸运儿。在整个留学过程中我没有打过工、吃过苦、饿过肚子。身边的人似乎都竭力在帮我、扶植我、培养我并对我的今后抱着种种积极的期待。迪特、干妈、海纳、教会的人，偌辛家还有在歌德学院结识的铁弟、来自美国芝加哥的布莱和新加波的邓文彪。他们在精神上、生活上、经济上给了我极其宝贵的支持和帮助，为我在异国他乡的生活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我十分珍惜我所拥有的、来之不易的一切，每天抱着对他们的深深的感激之情，认真学习、认真生活、认真做人、认真融入我所处的环境。我的努力得到周围人的认可。
我在初级一班认识的邓文彪离开歌德学院后在德国的MTU公司工作了一段时间。第二个学期结束时他和布莱邀我一起去德国南部的博登湖旅行了几天。
在美丽的博登湖边的小城市菲德里斯哈奋的MTU公司里，我认识了邓文彪的同事西格瓦·奥托先生。他正做着与新加波和香港有关的项目，所以认识了几位华人同事并且关系良好。他有条名为“快乐的母牛”的漂亮游艇，在邀请华人同事游博登湖时将我也一起邀上了。整个游程中我始终兴致勃勃，爬上爬下帮着张帆把舵。在别人跳入水中游泳时，我煮上了咖啡，备好了蛋糕。奥托除了是名优秀的高级工程师外，还是个知识渊博，见多识广的人。交往中我们对对方相互印象很好，谈话的内容也识宽面广。他听说我热恋的白马王子是个和他岁数相差无几的德国人时，脸上隐隐流露出一丝奇怪的，像似嫉妒的表情。
离开博登湖时，奥托十分真诚地对我说：“力群，欢迎你有空再来博登湖做客。请记住这里有你的新朋友。”我心里感动得很并觉得奥托是个很好、很善良的人。回曼海姆的路上，我想到和奥托短短的交往过程，想到奥拓这个人，想到他的生活，想到他在谈话中流露出的种种苦恼，心里不由得泛起一阵同情感。
奥托出生于一个商人家庭，祖上是开乐器厂和网球拍厂的。我在他家还见到他珍藏的大小提琴。二战后德国被分成东西两片。五十年代，追求民主与光明的他离开了东德的家来到西德。以后的几十年里，他完成学业，找到工作并成家立业。两次婚姻留给他的只是遗憾。第一次婚姻留给他两个需要扶养的儿子；第二次婚姻卷走他一栋大别墅。他的身边不乏各类女人但没有可以交心的。难怪他将他的游船的名字取为“快乐的母牛”。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