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BN：9787108072894 定价：69.00元
【内容简介】
作者对殖民主义欧洲中心的否定，和对后殖民批评范式局限的批评，这一共存的双重叙述，使得这部十余年前出版的专著，至今仍具有其重要性，或者说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显得更为重要。——马丁·普赫纳（Martin Puchner）
17世纪至18世纪，中国、日本和香料群岛等远东异域令英国人一度目眩神迷。当时的远东供应着欧洲渴求的香料和奢侈品，也是欧洲幻想中潜力无限的商品外销市场。作者罗伯特·马克利重新思考了彼时英国文学对国族和个体身份的想象，由此考察富强的远东如何唤起英国的追慕与忧惧。
本书是英语世界中国形象研究的“转向”之作，也是一部“亚洲主导秩序下的英国文学史”。继萨义德《东方学》及后殖民研究之后，马克利进一步超越欧洲中心论的理论框架，审视了弥尔顿、德莱顿、丹尼尔·笛福和斯威夫特等作家如何应对一个愈发陌生又颇具挑战的世界格局：迄至1800年，远东帝国主导着全球经济，而英国则身居边缘。
为了还原早期现代欧洲作为“弱势”文明对富庶的亚洲的历史想象，在细读文学经典的基础上，作者还广泛探讨了荷兰商人、欧洲传教士、俄国使团、西方地理志作者等群体撰述的两百余种作品和史料，勾勒出一幅“远东中心”的全球史图景，深刻影响了同领域此后至今十余年的研究方向。
本书属于清华大学世文院“文学与世界史丛书”的跨文化视野下英国早期现代系列。清华大学世界文学与文化研究院（简称世文院）成立于2016年，以共性和前沿命题研究为主旨，致力于开展中外学者合作的英美研究、比较人文与跨文化理论研究、国别与区域研究。主编：颜海平（清华大学），副主编：Martin Puchner (哈佛大学)、何伟文（上海交通大学）。
【作者简介】
罗伯特·马克利（Robert Markley），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英文系讲席教授。美国权威学术期刊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eory and Interpretation主编，曾出版学术专著多部，包括Fallen Languages: Crises of
Representation in Newtonian England（Cornell UP，1993）、Dying Planet: Mars in
Science and the Imagination（Duke UP，2005）和The Far East and the English Imagination, 1600-1730（Cambridge UP，2006）。马克利在18世纪研究、科学文化史研究和数字媒体研究等领域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主编学术文集多部，并担任知名期刊的特刊客座编辑。
译者简介 王冬青，香港大学英文系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广外阐释学研究院兼职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中英文学与文化交流，在《外国文学评论》等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目录】
重写现代性：《英国的远东想象》与文学的世界史（颜海平 寿天艺）第二章 中国和欧洲中心观的局限：弥尔顿、耶稣会士和开封的犹太人第三章 “敬呈常贡”：文雅、礼仪和欧洲在清朝中国的角力第四章 商人英雄：德莱顿剧作《安波纳》中的贸易、民族主义和屈辱叙事第五章 “我说完了我的岛，以及有关的种种故事”：鲁滨逊的远东漂流记第六章 “这般取之不竭的金库”：笛福、信贷和南海传奇
【选摘】
导 论
对许多学者而言，17—18世纪英格兰与远东的交往及对远东的理解，是一个充满模糊设想和误解的研究领域。尽管研究者有着明显的政治分歧，如传统派欢呼“文明”向非欧洲世界的扩张，修正派批评欧洲帝国主义的暴力和对社会经济的破坏，但两个阵营对早期现代历史的理解在根本上都持欧洲中心观。双方依赖的历史叙事和分析模型——不管是殖民主义的还是后殖民主义的——都在讲述一个旧故事：东方文化的技术弱势、经济落后和政治保守导致其必然被欧洲殖民者击败。就此而言，许多学者按照19世纪殖民主义的预设去解读17世纪的历史，认为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相比他们接触的非欧洲民族而言，国家和种族是优越的；他们认为欧洲对美洲的压倒性技术-军事优势也适用于亚洲；他们还认为西欧与日本、中国及东南亚苏丹之间的知识、宗教、文化和金融接触在早期现代历史中不太重要。这些假设都是错的，而要摆脱这些假设，就要反抗视欧洲“重商主义”为16—18世纪世界经济引擎的传统史学。许多批评家用“万能”的后殖民主义模型去理解西方商人、外交使节和海员（一方面）和亚洲当地统治者、税务官员、供货商和译者（另一方面）之间变动不居的关系，这样做固然颠覆了欧洲中心论的道德感，但讽刺的是，这同时也复制了欧洲中心论的前提、价值和阐释。《追慕与忧惧：英国的远东想象（1600—1730）》对欧洲中心式现代性的一些根本性前提、价值和阐释进行了历史性和理论性批判。在书中，我对1600—1730年虚构和非虚构文本的解读建立在批判欧洲中心论的基础之上，近年来开展相关批判的学者包括乔杜里（K. N. Chaudhuri）、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布劳特（J. M. Blaut）、弗兰克·佩林（Frank Perlin ）、保尔·巴洛克（Paul Bairoch）、王国斌（R. Bin Wong）、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和杰弗里·冈（Geoffrey Gunn）等。这些历史学家以不同方式表明，直到 1800 年，融合中的世界经济尚处在中国的统治下，影响居其次的是日本和莫卧儿时期的印度。要理解这种统治，我们需要从根本上重新评价新古典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经济“崛起”的描述。在现代早期的日本和中国，情况看起来几乎和常识相反。克劳迪娅·施努曼（Claudia Schnurmann）指出，“与远东的医学、工业和知识生活的进步相比，即使是在欧洲人看来十分成熟的荷兰，在亚洲人眼中也至多算得上是‘第三世界’”。这一论述透露出 早期现代世界的复杂历史。书写亚洲主导世界中的英国文学史，并不是要淡化始于16世纪的征服美洲过程中近乎种族屠杀的暴行，也不是淡化此后欧洲对亚洲、非洲和澳洲的殖民。许多后殖民批评家（下文会有所论及）对挑战传统的早期现代文学、经济、社会和文化史有着重要贡献，但他们的论述往往集中在欧洲与奥斯曼、波斯和莫卧儿等帝国的交往上。本研究则聚焦于印度次大陆以东的国家，这是为了突出17和18世纪西方对伊斯兰文化的反应——一个熟知并恐惧的文化——和对日本与中国的反应的区别。这类作品数量庞大而分布广泛，是理解早期现代世界和西方在其中位置的关键。约翰·弥尔顿、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丹尼尔·笛福和乔纳森·斯威夫特的作品，以及彼得·黑林（Peter Heylyn）、托马斯·孟（Thomas Mun）、利玛窦、卫匡国（Martino Martini）、扬·纽霍夫（Jan Nieuhoff）、埃弗勒·伊斯布朗特·伊台斯（Evret Ysbrants Ides）等人撰写的地理志、游记和历史，就欧洲在远东帝国统治下的全球经济中的边缘化地位，表现出了形形色色的补偿性的书写策略。亚洲或被忽视，或被描述成亟待救赎的庞大异教地区；或者援引欧洲在美洲的技术、军事和政治权力来否认荷兰、葡萄牙、西班牙和英国在东亚的局限。如果说新大陆殖民叙事强化了民族力量、普世君主制和基督教必胜等欧洲中心论观念，那么欧洲人在中国、日本和1716年前的莫卧儿印度的经历则彻底挑战了这类意识形态建构。当时，西欧的受教育阶层不可能对英格兰和中国的差别（如疆域、财富和自然资源等）一无所知。在17世纪中期，中国已经成了诸多领域争论和猜测的焦点：中国编年史质疑了马索拉（Masoretic）《旧约》抄本中大洪水日期的可靠性，引发了关于《圣经》纪年几乎无休止的争论；1644 年明朝的覆亡以及满族统治者的“汉化”带来了对中国文化适应性充满仪式感的称颂；中华帝国的面积和财富引发了对其自然资源和勤奋人民的赞美；当然最重要的是，中国的财富刺激着对中国货品无尽的欲望，对许多西方商人来说，这是利润无穷的贸易。正如博达伟（David Porter） 证明的，中国千年传承的文化、语言和儒家观念成了父系统治合法性的象征：对于许多17 世纪的亲华者，这个“中央王国”象征着欧洲精英推崇的社会政治稳定和跨文化的道德观。书中引用了两百种左右的原始材料，这只是18 世纪读者所能接触的关于远东的文本的一小部分。按照唐纳德·拉赫（Donald Lach）和埃德温·范·克雷（Edwin van Kley）的统计，1500—1800年欧洲出版的关于亚洲的作品达1500 部，他们认为这只是保守的估计；广泛重印和编选的报道（如萨缪·铂切斯［Samuel Purchas］编纂的文集）在地图集、游记、经济著作和博物学著作中流传。对于这类材料，我集中讨论那些经过多次修订（通常
有多语言版本，采用奢华的大开本印刷）的作品。编者在这类作品中搜罗关于远东民族和文化的信息，并把一手记载改换成看似权威的评述。迄至1750 年，这类作品的数量令关于美洲殖民的文献数量相形见绌。欧洲对远东的迷恋说明，中国、日本和香料群岛以复杂的方式影响了早期现代的经济理论。英格兰和其他地区认为可以从整体上描述“远东”：一个由港口、农业区和商机组成的复杂网络。1600—1740年，对打开亚齐（Aceh）、广州、长崎和亚格拉（Agra）等地市场的期待对欧洲经济思想有关键影响，作者们往往借此把国内问题——从高税率到环境退化，以及一些部门的生产滞后和其他部门产品的滞销——转移到对不违反宗教原则的高利润贸易的期待上。由于英格兰与印度以东的贸易基本无缘，于是中国、日本和香料群岛满足了两个关键的想象性角色，既是可供欧洲出口的无限市场，也是庞大而取之不竭的仓库，供应着香料、奢侈品（从茶叶到纺织品）和原材料。如果中国、日本和印度代表着文明的巅峰——完美体现了持续增长的贸易所需的社会政治秩序和成熟文化——那么印度尼西亚群岛和未知的澳洲大陆则代表着异域风情，可供英属东印度公司（the East India Company，简称EIC）轻松采集货品或是和愿意合作的土著做划算的买卖。于是，远东成了商业资本主义的幻想空间，因为那里可以实现严格的成本外部化：计算利润（或预期利润）可以不计入（且举两例）生命、船只和货物的损失，或是当地生态的破坏，比如为英国海军和英属东印度公司造船所需砍伐的森林。《追慕与忧惧：英国的远东想象（1600—1730）》批判性地考察了这种贸易造福社会的信念。约书亚·柴尔德（Josiah Child）曾任英属东印度公司总裁并长期担任公司董事，他在1681年写道：“对外贸易生产财富，财富带来权力，权力保护我们的贸易和宗教；他们相互作用，并相互保护。”这一逻辑的关键词是“生产”（produceth）；就像许多同时代人一样，柴尔德认为，贸易创造的财富超出了长年航海耗费的劳力和资本，因此对（文明的）贸易双方都有好处，而同时始终有利于英格兰经济。这种互惠的逻辑支撑着17 世纪欧洲对贸易的辩护，并且隐含着一种期待：东亚既是所需商品的生产商，也是英国商品尤其是纺织品的不知足的消费者。不过同时，他们也知道，在亚洲市场进行的是一场与欧洲对手和本土势力你死我活的竞争，自伊丽莎白时代过来的英国作家为了证明柴尔德的观点，说服了许多盟国来对付英国的商业对手（如荷兰）。如本书以下各章所述，这些作家以不同方式使用排他的三角模型来理解政治、交流和商业，以便（在想象中）孤立英国的对手，巩固英国的意识形态，永无止境地追求无限的财富、不受挑战的权力、扩张的贸易和纯正的宗教。伴随着对无限的生产力和利润的幻想，还有一种彻底反生态的观念，即认为资源是不竭的，可以无限开发。很大程度上，1500—1800 年的贸易观念回应了西欧和北欧的生态和人口危机。17 世纪上半叶，人们普遍认为英国的自然资源不足以支撑其人口，或是认为大自然已经被人类的原罪腐化，从而把重担交给了国际贸易，指望它解决复杂的生态、人口和经济危机。这场17 世纪的“总体性危机”事实上引出了戈德斯通、彭慕兰和佩林等学者以不同方式指出的生态文化视角——这一视角质疑欧洲中心现代性的经济学预设。在导论的余下部分，我将介绍欧洲中心论的预设以及后殖民批评家的相应批判，并简述如何从生态唯物主义的视角看待早期现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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