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与清代政治、文化的关系问题是目前学术界争议较大的一个问题,从总体上来看,又以持否定意见的居多,如认为桐城派“基本上是和统治阶级一个鼻孔出气的”,是“从属清朝政治,维护清朝政治的”, 或认为他们是清王朝的“御用文人”,他们的文论是“以清廷的统治思想为依据,以清廷的文化政策为准绳”的,等等。我们认为,对于桐城派这样一个历时二百余年,前后共有作家六百余人,影响波及大半个中国的文学流派 (刘声木《桐城派文学渊源撰述考》),不能简单地予以肯定或否定,而应该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从表面来看,桐城派的文运与清王朝的国运相始终,但是如果因此认定桐城派为清王朝的“御用文人”,则未免简单化了。文学的发展固然与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更有自己的独立性。桐城派大部分作家处于当时政治的边缘,与最高统治者的关系比较疏远,够不上“御用文人”的资格: “桐城三祖”中的刘大櫆终生以教书为业,始终未能踏入仕途。姚鼐虽然 33岁就中了进士,但在44岁的中年就辞官回家,此后辗转主讲于各书院,以教书为生。刘大櫆、姚鼐的朋友和弟子也大多以游幕、教书为生。方苞的情况比较特殊,他39岁中进士,此前曾经四次落第。他44岁时因戴名世“《南山集》案”牵连,几乎被处死,但是他的命运由此发生了转折,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他受到康熙、雍正、乾隆三帝的恩宠,成为皇帝的文学侍从。
就文学发展的诸方面来讲,桐城派与清王朝也有所不同。清初的几个皇帝,如康熙、雍正、乾隆,都比较重视文化建设,注意对当时文体、文风的规范和引导。康熙帝提倡简洁明了的实用主义文风,反对明末以来的浮华文风。雍正帝则告诫主考官,选拔的文章一定要“雅正清真 ,理法兼备。”乾隆帝也以“清真雅正”作为选拔士子的标准,并命方苞选录四书文,“逐一批抉其精微奥之处,俾学者了然心目间,用以拳服摹拟”。这种文化政策对桐城派简洁、平易的文风有着重要影响,但是桐城派并没有完全按照统治阶级的意图来创作,而是有所突破,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从文章的思想内容来说: 康熙帝认为“文章以发挥义理,关系世道为贵”,其“义理”、“世道”的实质,主要是要求文章为统治者歌功颂德、粉饰太平;而桐城派却创作了许多揭露政治黑暗、吏治腐败,反映人民疾苦、关心人民生活的作品。方苞的《狱中杂记》揭露了清代监狱制度的黑暗和腐朽;他还有不少文章,揭露了当时官场的黑暗: “大病于民者, 已列荐章矣, 民所爱戴者,多因事罢黜矣。”刘大櫆对下层人民艰窘痛苦的生活则深表同情: “草根木皮,掘剥几尽,釜甑器皿,卖无存,甚则抛割妻孥,与人为仆妾,犹不足以自赡,而父子兄弟,羸老孤弱, 继踵而死, 僵尸草泽, 骸骨相枕藉。”类似的文章还有很多,都不是清王朝所喜欢和提倡的,而是他们所讨厌和忌讳的。
其次,从文体方面来说: 清朝统治者提倡的主要是能够“施诸日用”的应用文。康熙帝虽然自称“素嗜文学”,也写过不少诗文,但是他认为“骚人词客,不过技艺之末,非朕之所贵也”,认为“寻章摘句,华丽辞藻,非帝王之本务”。桐城派作家擅长的则是艺术性的诗文,他们创作了不少意境优美、情韵悠长的散文和诗歌。重视文章的艺术性,使他们的散文与清代政治家、理学家、考据家的文章区别开来。有的学者称他们为一批“守望艺术壁垒”的作家。桐城派中许多人,如刘大櫆、姚鼐、朱子颍等还擅长诗歌。钱钟书先生认为“桐城亦有诗派,其端自姚南菁范发之”。(姚范是姚鼐的伯父,刘大櫆的朋友,笔者注)
再次,从文章的风格来说: 清朝统治者一再要求文章“清真雅正”,而方苞在阐发这一标准时却变成了“清真古雅”,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其侧重点却有所不同。“清真雅正”的重点在“正”,要求作品思想内容的纯正,反映了统治者对知识分子加以思想控制的愿望。“清真古雅”的重点在“古”,反映了桐城派所要继承的古文传统。方苞解释说:
清非浅薄之谓,五经之文,精深博奥,津润辉光,而清莫过焉。真非直率之谓,左、马之文,怪奇雄肆, 浓郁斑斓,而真莫过焉。欧、苏、曾、王之文,无艰词,无奥句,而不害其为古。管夷吾、荀卿、《国语》、《国策》之文,道琐事,述鄙情,而不害其为雅。”(《方苞集· 礼闱示贡士》)
可以看出,这里面几乎包括了全部最优秀的古代散文。虽然康熙帝认为程朱等理学家的文章“文质灿然”、苏轼的文章“偏于粉饰”,方苞还是把苏轼作品放在了优秀散文之列,而程朱等理学家的文章则不在此列。
可以说,方苞主要是从文学的角度来论述这一文章标准的。他对古代散文的精华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概括和总结,从而为初学者指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同时,这一带有“御用文学”色彩的文章标准,在方苞的文论中并不占有重要地位。方苞论文的核心是“义法”说,是要求文章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统一。
他认为“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 ,法既《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他将“义法”说的源头追溯到《易》,一方面是为了从古代散文发展的全部历史和人们对散文写作规律的认识过程中,来说明他的“义法”概念和理论的普遍意义,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他对传统的“文以载道”说的不满。
桐城派与程朱理学的关系,颇受学者们的批评,或认为他们“鼓吹程朱理学”、“奉程朱为正宗”,是“拥护程朱理学的卫道派”;或认为他们是程朱理学的“帮闲”,而程朱理学又是清王朝的“帮凶”。如何评价桐城派与程朱理学的关系呢?首先,我们承认桐城派是维护、提倡程朱理学的。方苞甚至认为颜元、李刚主等人的儿子早丧,就是因为反对程朱。姚鼐也曾称程朱为“父师”。但是也应该看到,桐城派提倡程朱理学的目的、内容与清王朝还是有所不同的。康熙帝崇尚程朱理学,他组织编纂了《朱子全书》、《周易折中》、《性理精义》等书,并亲自为序,阐明他的见解。雍正帝在科举考试中增加了《孝经》,乾隆帝则基本继承了其父、祖的统治思想。清王朝提倡程朱理学主要是为了加强思想控制,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康熙帝说: “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乾隆帝亦认为“治统原于道统”,甚至“为国家者,由之则治,失之则乱,实有裨于化民成俗,修己治人之要”,其利用程朱理学为自己的统治服务的思想非常明确。
桐城派提倡程朱理学,则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程、朱对经书的解释更加合理,更符合孔孟的本意;而且程、朱能够身体力行,继承了传统知识分子正道直行、独立不倚的人格。因此,桐城派主要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提倡程朱理学的。桐城派提倡程朱,但是也不主张唯程朱是从,他们认为“程朱言或有失,吾岂必曲从之哉? 程朱岂不欲后人为论而正之哉?”认为“苟欲达圣贤之意于后世,虽或舍程朱可也”。桐城派的错误在于极力维护程朱理学的神圣和尊严,反对“立程朱为鹄的 ,同心于破之”,反对“外程朱而自立一宗” ,没有勇气和魄力来否定程朱理学 ,暴露了其思想上的保守性和落后性。其次,程朱理学本身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作为元明清三朝的官方哲学,为统治阶级所改造和利用,其消极的落后的一面得到了片面发展;另一方面,程朱理学继承了古代知识分子内省、自律的精神 ,注意培养人的“道德意志”的自由,这种“内在自由”要求人们向内收敛、沉潜,舍弃一切物质的、外在的欲望,在与感性生理的、自然欲求的相生相克的对峙和冲突中,展现出人性庄严、善良的光辉。程朱理学在塑造中华民族的心理、性格、注重气节、重视品德、强调个体的历史感和道德的自我意识感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这种两面性要求我们在评价桐城派时也应该一分为二。其实,桐城派提倡程朱理学的目的也在于提倡一种高尚、正直的人格。姚鼐佩服程朱的“行己立身”之道,方苞认为“非其义也,虽三公之贵,避之若浼,子之所能信于程朱也。”从方苞对颜李学派和阳明学派的态度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这一点。颜李学派极力批判程朱理学,认为“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梁启超称赞他们“举朱陆汉宋诸派所凭借者一切摧陷廓清之,对于二千年来思想界,为极猛烈极诚挚的大革命运动。”颜李学派的代表人物李刚主,却和方苞这位以“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为立身祈向的人是好朋友,并让自己的儿子跟方苞学习。
（李塨像）
颜李学派的另一重要人物王源与方苞也是朋友,王的儿子也跟从方苞学习。中国人一直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李刚主、王源让自己的儿子跟方苞学习,说明他们对方苞是比较信任的。那么,方苞是如何看待这两种互相矛盾的思想的呢?方苞认为“习斋之自异于朱子者,不过诸经义疏与设教之条目耳,性命伦常之大原,岂有二哉?”程朱与颜李学说在根本问题上是一致的,可以“并为孔子之徒”,没有必要势不两立。方苞称李刚主为“北方之贤者”,赞颜元“志行越众”,因为他们立身不苟,不畏权势, 不“干请钓锱铢之利” ,体现了传统知识分子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高尚品格。这种对高尚品格的共同追求,是他和李刚主、王源成为好友的重要原因。方苞对阳明学派的称赞也是如此。方苞认为“阳明氏所自别于程朱者,特从入之径途耳;至忠孝之大原,与自持其身心而不敢苟者,则岂有二哉。” (《方苞集·鹿忠节公祠堂记》)他称赞阳明之徒“重质行,立名义,当官则守节不阿”的做法,他们虽有“过言畸行”,但是从不“变诈以趋权势”;即使“流于禅寂”,也从不“贪鄙以毁廉隅。”对那些口诵程朱之言以欺世盗名之人,他则极为厌恶。这样,程朱理学与颜李学派、阳明学派在下面此点上取得了一致: 他们都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主张正道直行,不依阿于世俗,要求保持传统知识分子的高风亮节。这种追求在方苞的“义法”说中也有所体现。方苞以“言有物”释“义”,而“言有物”既包括作家内在的“德”“志”“学”,也包括作家外在的“世务”,即建功立业、经纶世务等等,认为只有具备了这样的条件,文章才可能流传久远。方苞把“德”置于首位,认为“德修于身”,则其事其言可与“天地同流”,反映了他对作家品德、人格的严格要求。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桐城派称为“程朱理学的卫道派”或清朝统治者的“帮闲”,应该看到他们作为学者、文人相对独立性的一面。
桐城派文人大都生活于社会的中下层。方苞年幼时,家中“冬无绵,日不再食者,旬月中必再三遘” ,姚鼐年轻时“家贫最甚,日不能具两饭,晡辄食粥”。由于生活的贫困,他们往往在很年轻的时候就不得不外出谋生,其一生多是在教书、游幕、科举中度过的,其积极用世的渴望与现实政治的黑暗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中国知识分子一贯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从孔子的“学而优则仕”,到孟子的“达则兼济天下”;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到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们都主动地承担起自己的历史使命,渴望为国家贡献出自己的力量。桐城派文人受其影响,也想建立一番功业,不甘心仅做一名以笔墨为生的文人,其中以刘大櫆和姚鼐最为典型。刘大櫆和姚鼐都生活于清朝盛世,他们年轻时都充满了报国热情。刘大櫆 “少年负勇气,志在立功勋”,希望有一天能够“一举定獯鬻,再举灭乌孙。勒铭燕然石,长揖返丘园”。姚鼐年轻时,“意气颇纵横”,他以“偶向人间结豪士,击筑和歌燕市秋”的英雄自许,抱负非凡。刘大櫆幼有才名,但科举却很不顺利,“半生场屋,老授学官”。为了跻身官场,他多次写信给当时的各级官吏,如吴学阁、李侍郎、高盐政等人,请他们举荐自己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他说:“夫素非山林逸遗之士,不求闻达以为高者。客游京师八九年矣,皇皇焉求升斗之禄而不可得……岂其辞沽直者。譬如山木,榱栋是资,其惮为工师取乎?”这反映了他跻身官场的急切心情,但是这次考试又以失败而告终,他只好以“禾亢稻满人间,吾生独无食”来自嘲,以“盛世无弃材 ,吾生独泛梗”来自叹。他认为自己的怀才不遇在于统治阶级不重视人才。他在《金台行》中说:“燕昭死去马群绝,此地寂寞空莓苔” ,感慨当时社会上已经没有像燕昭王那样设立黄金台来招揽人才的君主了。当时社会上执掌权柄的官僚大多不是以才取人,而是以其人是否善于察言观色、巴结奉承: 取人不必才,惟其善谀,弃人不必其不肖,惟其不识形势,不能伺贵人意指。(《刘大櫆· 中书舍人程君墓志铭》)刘大櫆 “无亲旧以为攀缘,无钱财以资结纳,无华颜软语以媚悦贵人之耳目”,他的怀才不遇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了。
与刘大櫆相比,姚鼐在仕途中可谓春风得意。他三十三岁就中了进士,以庶吉士散馆,任礼部主事,后为刑部郎中,记名御史,但他感到“十年省阁内,回首竟何成” ,这使他从年轻时期的梦中清醒过来,开始冷静地观察、思考这个社会。多年的官场生活,使姚鼐深悉其中利弊。作为一名比较正直的官吏,他不愿意草菅人命,深怕“轻重有失理”,经常“终坐再三起”。但当时贿赂公行、吏治腐败，在这种情况下,想做一名清正廉明的官吏几乎是不可能的。生活于官场中的姚鼐感到“自从通籍十年后 ,意兴直与庸人侔”。是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还是委蛇官场?经过审慎的考虑,姚鼐毅然选择了前者,在乾隆三十九年称病辞官。
（姚鼐像）
刘大櫆和姚鼐一个置身于官场之外,一个置身于官场之内,他们却同样看到了清王朝政治的黑暗、吏治的腐败,他们报国的理想破灭了,于是转而从事散文创作,在创作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桐城派作为封建社会末期最大的一个文学流派,代表了中下层知识分子感情和利益。他们固然有与统治阶级相依附、相妥协的一面,但更有其相对独立性。从创作实践来看,他们并没有完全按照统治阶级的要求去做。在他们的作品中,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作品并不多,多数是一些揭露社会的黑暗和腐朽、关心民生疾苦的作品。从他们的思想倾向来看,他们虽提倡程朱理学,但与统治阶级的目的、内容不同。从他们的生活经历来看,他们并未得到统治阶级的赏识,也没有与世俗沆瀣一气,而是洁身自好,坚持高尚的人格,怀有崇高的理想。他们既不被统治者重用,又不被世俗社会所理解。因此,把桐城派与清王朝的统治者完全相提并论,给予全盘抹杀或基本否定,是不公正和不全面的。 (此文原刊于《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1期。)[1]社科院.中国文学史 [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2]桐城派研究论文选 [C].合肥: 黄山书社, 1986.[3]黄保真.中国文学理论史 (四 ) [M].北京: 北京出版社,1987.[4]由于戴名世被朝廷杀害,桐城派的后学都不大提及戴名世,但是他对桐城派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参见周中明.应恢复戴名世桐城派鼻祖的地位[J]. 安徽大学学报 ,1994(3): 55- 62.[5]大清世宗宪皇帝实录 [M].台北: 华文书局, 1970.[6]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 [M].台北: 华文书局, 1970.[7]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 [M].台北: 华文书局, 1970.[8]方苞 .方苞集 [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9]刘大櫆.刘大櫆集 [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10]关爱和.守望艺术的壁垒——论桐城派对古文文体的价值定位[J].文学评论, 2000(4): 73- 83.[11]钱钟书.谈艺录 [M].北京:中华书局,1984.[12]任访秋.桐城派与程朱理学 [J].中州学刊, 1983(5).[13]姚鼐.惜抱轩诗文集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14]韦政通.儒家与现代中国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15]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