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大逃杀》仍有误解 | 泥虹映画
文 | 离净语
20世纪末对于日本与日本电影来说，是一个极为奇妙而混沌的时代。
经历了经济上停滞的十年，整个日本社会都陷入一种看不见未来的迷茫与避世之中：一方面，人们在后EVA的「世界系」纯爱动画与校园青春片中，追求着某种终极的甜蜜与虚幻的安慰，另一方面，「日式恐怖片」在世纪末的全面崛起，则宣泄着所有人的惊惶、不安与焦虑。
在这种美梦与惊悚的两极情绪之外，却有一部作品另辟蹊径，为未来十年的日本电影开创了一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类型——这便是恰好在2000年推出的《大逃杀 Battle Royale》。
《大逃杀》讲述的是「42名少男少女之间互相残杀的故事」——在这句以暴力和血腥为噱头的剧情简介背后，却有一条颇为古典，却又足够现代化的叙事线索。
描写未成年人社会在与世隔绝的空间内自由发展，并走向失控的叙事传统，从1954年的英国小说《蝇王》到楳图一雄的《漂流教室》以来一直存在，但《大逃杀》与此前这些力图展现人性善恶的作品之间的区别在于：它在求生故事本身设定的合理性上进行了进一步的质问，并试图寻求观众的共鸣。
《大逃杀》经典的片头介绍是这样的：
「新世纪之初，一个国家的崩溃，失业率超过15%，一千万人失业，八十万名学生拒绝上学，少年犯罪率攀升，成年人失去信心，并且惧怕青少年，因而通过了一条法案：新世纪教育改革法（简称BR法）。」
可以看出，在《大逃杀》之前，生存故事的背景主要是飞机失事、流落荒岛等灾难性事故；故事中的主角们由于自然界带来的威胁，而不得不进行派系分裂与相互斗争。而从《大逃杀》开始，却是复杂失控的成人世界代替了自然界，成为了青少年们不得不自相残杀的原因所在。
《大逃杀》所试图传递的信息，是向在低迷时势中躲避现实的年轻人敲响的一记警钟，告诉他们：世界不像纯爱动画中所描绘的那么纯粹凄美，也不像恐怖片里一样神经衰弱。当代世界的丛林法则是残酷的、血淋淋的。
如果想要生存，只有去战斗、去求生。
非常直白地点出了生存游戏的现实隐喻
而在这种几近励志的道理的反面，《大逃杀》的设定本身是十分具有荒诞性的。故事所叙述的国家法律与残杀规则，在现实的逻辑中几乎站不住脚。而从刀剑斧头到镰刀锅盖等器具的不平等配置，也几乎如黑色幽默一般地映射出了现实社会中的不平等之甚。
本作的导演深作欣二，是经历过日本二战的国宝级老导演，曾经在1970年代拍摄过影史留名的「实录黑帮片」代表作——《无仁义之战》系列，描绘的同样是各路人马的残酷混战。但与黑帮片娱乐性质的群体斗争不同，《大逃杀》的规则设定，一方面是导演本人在讽刺战争等残酷社会行为的终极无意义性，另一方面也源自1990年代电脑游戏与「游戏」逻辑的普及。
在《大逃杀》之后，21世纪出现了一批又一批以「游戏」、「规则」等层面的设定直接指挥剧情的作品，如03年的《死亡笔记》、07年的《诈欺游戏》、08年的《真实魔鬼游戏》系列等——它们已经走出了荒岛求生叙事的范畴，但整套故事都是基于某种人为施加的莫名其妙的规则：因为规则杀人、因为规则欺骗、因为规则而不得不仓皇奔逃……
冷酷、残忍、谋略是这些故事的底色与基调，而在同时期的日式纯爱、文艺片中过于泛滥的温情与关爱，在这里要么是残酷故事中唯一的救赎，要么只会成为冰冷的社会法则的牺牲品，正如片中北野武临死前射出的水枪一样。
《大逃杀》与生存故事的寓意在于，
并非假装天真无邪（青春纯爱片）
就可以逃避世界的残酷竞赛的
当然，也正是这种基于「游戏规则」的叙事模式，才能让《大逃杀》群像式的描摹最佳地发挥出了隐喻人性的功能：在残忍的生存条件与极限状态下，每个人不同的性格与处事态度，分别导致了怎样的结局，都精简而浓缩地呈现了出来：
放纵自己暴力嗜血欲望的人、尽情享受在游戏中取胜的人、通过自杀来成全精神洁癖的人、依赖温情而放弃抵抗的人、相信自己的能力而正直地反抗规则本身的人、游走在边缘执行正义的独行侠……尽管杀人故事的设定看上去过度娱乐化、B级化，但似乎再没有比这种脸谱式的形象配置更加直接地隐喻了现实社会的设定了。
正如影片开头出现的班级合照所暗示的一般，从准备毕业、离开学校这个温室开始，在我们面前展开的社会就已经像大逃杀的世界一般冷酷、血腥了。
纵观电影产业本身所反映出的精神取向，纯爱的慰藉与惊悚的刺激都不能真正安抚或麻痹我们的伤痛，而摆脱这种精神疗法的唯一方式，便是符号性地面对我们身处的残酷现实，并且，除了拿起武器、奋力拼搏之外，并没有过于浪漫的他法。
在这种意义上，《大逃杀》是真正现实主义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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