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梅隆大神的科幻新作无悬念9.4分，但不是《阿凡达2》
文 | 吴泽源
自从《阿凡达》在九年前上映后，导演詹姆斯·卡梅隆就信誓旦旦地要为影片推出续集。如今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马上就要过去，卡神的《阿凡达2》，却依然没个影。
那么卡神把精力都用在哪了呢？他近些日子里的大部分存在感，都是靠打嘴炮博来的。仅仅是最近一年里，他就先后喷了《神奇女侠》、乔什·布洛林和《复仇者联盟》，就连库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游》，都已经入不了他的法眼。
所以你肯定会好奇，卡神到底喜欢哪些电影呢？在新近推出的剧集《詹姆斯·卡梅隆的科幻故事》中，你大概能找到一些答案。
在剧中，卡梅隆与斯皮尔伯格、雷德利·斯科特、乔治·卢卡斯、克里斯托弗·诺兰、吉尔莫·德尔·托罗等大导谈笑风生，并对他们极尽了溢美之词。
通过卡神对《第三类接触》、《ET外星人》、《异形1》和《星球大战》的吹捧，我们可以发现：他也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自大，他其实很擅长发现别人作品中的闪光点。
不过卡神在剧中对另外一些影视作品的选择，就值得商榷了。把丧尸剧《行尸走肉》拿进来还多少有情可原，毕竟卡梅隆这出剧的东家AMC，就是《行尸走肉》的制作方，所以这也算是个硬广植入。
但卡神在剧中，把《饥饿游戏》、《分歧者》与《生化危机》这样的爆米花系列大片，和《银翼杀手》、《2001太空漫游》放在一起陈述，还是槽点满满。
更不用说剧中重点讲述的一些电影的重点根本不在科幻，而是在于惊悚、动作和喜剧层面，比如《怪形》、《侏罗纪公园》、《哥斯拉》、《银河护卫队》。
把「We are Groot」吹成经典科幻时刻，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即便如此，《詹姆斯·卡梅隆的科幻故事》还是多少能为我们带来一些思考。这些思考都指向着一个最本质的问题：科幻作品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1. 科幻作品是对未来的预知
这一点不用多说，因为所有科幻作品都有着预见未来的野心，否则，它们的存在也就没有了正当性。
而那些杰出的科幻电影，也的确成功地预知了未来：弗里茨·朗的《月里嫦娥》预见了火箭的发射，《2001太空漫游》预见了平板电脑的诞生，《少数派报告》预知了触屏技术和无人驾驶车……
从某种意义上，这些科幻作品也在刺激着科学家的创新，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想象力，绝不能被小说家、编剧与导演落在后面。
2. 科幻作品是对现实的映射
然而，不论科幻作品多么想要预见未来，它们所不得不面对的，依然是自身所处的具体现实。
而直接对社会现实进行严肃批判，在科幻创作者看来，其实并不是一个有趣的选择，相比而言，将日常现实改头换面，包装在一个未来世界的外衣里面，这样要显得酷得多，也高明得多。
《银翼杀手》与《少数派报告》就是这样的作品：它们通过前卫而离奇的剧情，反映着创作者对资本、技术与权力在当代社会的联姻的恐惧。而像《第九区》这样的电影，对现实的指涉就更加明显了：在片中对外星怪物「党同伐异」的人类，其实就是在现实中用暴力方式排挤外来人口的南非人。
在剧中，《降临》的编剧埃里克·海瑟尔，也为科幻作者的创作动机问题，给出了一个简明扼要的答案：
3. 科幻作品是对时代精神的反映
科幻作品所反映的，还有潜藏在民众意识中的种种现时性焦虑。通过对同一文本在不同时代的改编版本的分析，我们就能看出它们是在怎样反映地出不同时代的精神内核。
H·G·威尔斯的小说《世界大战》，讲述了一个「高等文明」对一个「低等文明」的征服，这其实是在批判英国在19世纪末对印度的殖民侵略政策。
当奥森·威尔斯在1938年将这部小说改编成广播剧时，他所反映的，则是整个欧洲对纳粹主义，以及一触即发的大战的恐慌。
在1953年，好莱坞把小说初次搬上银幕，影片反映着人们对核威胁的恐惧。
而在2005年，斯皮尔伯格再次将小说搬上银幕。他的创作出发点，是来自整个美国对911事件的创伤体验，而他的创作目的，则是用家庭剧的形式，将惊惶失措的美国民众重新团结在一起。
与之类似的是，科幻作品总是在表达着对技术滥用的恐慌，但不同时代的作品所恐惧的具体技术，却又完全不同。
譬如，1931年版的《弗兰肯斯坦》所恐惧的是电力技术，1965年的《弗兰肯斯坦征服世界》所恐惧的是核能技术，而在1994年的《弗兰肯斯坦》中，令创作者心生畏惧的，则成了试管婴儿技术。
1994版《弗兰肯斯坦》中的「怪物」由罗伯特·德尼罗饰演
这些焦虑，都明白地体现在了「怪物」在这几部电影里的诞生场景中。
4. 科幻作品是对人性的观照
然而，不论怎样，大部分科幻作品的最终落脚点，依然是人性。
以《弗兰肯斯坦》故事为蓝本的电影之所以长盛不衰，既是因为人类有着对自然规律的僭越倾向，也是因为这些电影中的「怪物」角色，能像一面镜子一样，映射出人性中的至善与至恶。
至于像《飞向天空》（1972版）与《潜行者》这样的艺术科幻片，更是对人性的实验，外星球的空间背景与遥远未来的时间背景，其实都只是为了衬托出人类在面对一个陌生而极端的环境时，究竟能产生怎样的本能反应。
至于近些年不断涌现的人工智能题材影视作品，其实最终讲述的，依然是人类自身的故事。《银翼杀手》借助复制人形象，用充满哲学思辨的方式，探索着人与宿命和有限的寿命之间的抗争；而美剧《西部世界》所探讨的，同样是人性中的自由意志命题，只不过它的探讨方式，要通俗许多。
不过在近些年里，我越来越觉得，对人性本身的过度强调，其实在限制科幻创作者的想象力与格局。这样的局限让《湮灭》等片在想象人类与外星文明的接触时，依然保留着某种冷战思维；这样的局限也让《西部世界》从一出颇具潜力的人工智能史诗，堕落成了一部啰里啰嗦的道德伦理剧。
说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佩服库布里克的格局了。你可以指责他的令人生畏与不近人情，但你不得不承认，他通过《2001太空漫游》中的黑石碑与星孩意象，摆脱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局限，到达了一个更宽广的世界。
或许过多的以人类为中心的自我意识，才是限制科幻创作的最大枷锁。当我们不再把自身当成是宇宙的中心，而只是将自己视作偌大宇宙的一份子时，我们才能看到更广阔的天地，也才能像库布里克的星孩一样，进化到科幻创作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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