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史真神首度直播，他讲的你不会全同意

文

开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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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欧洲终于在「新冠」的威胁下沦陷。在万马齐喑影院关张甚至连电影人的生计都成了问题的时候，终于有人想起了还在世的这位欧洲电影最大号的精英：让-吕克·戈达尔。

「好事者们」可能想知道的是，这位昔日以倨傲斗争姿态出现的电影知识分子，经常在媒体上口无遮拦大放厥词的作者导演，在年届九十高龄时对这场让很多人丧命的的传染病灾害会有怎么样的看法？他会不会大骂资本主义政府的不作为导致病毒迅速蔓延？或者像哲学家阿甘本那样警告大家对城市的封锁和社交生活的切断是威权阴影重新笼罩欧罗巴的潜在阴谋？还是会侃侃而谈在传染病肆虐的时代影像之于生命的意义？

瑞士洛桑国立艺术大学电影系的主任莱昂内尔·贝耶（Lionel Baier）想起在新媒体时代，可以利用网络直播的方式让戈达尔和在隔离状态中的学生们见见面，也许他会有很多惊人之语让翘首以待的年轻人们受益匪浅。

当然，莱昂内尔·贝耶能促成戈达尔在网上露面也和他所在的学校院系和戈达尔之间的一些交流合作有关，这其中就包括原定于今年夏天在瑞士尼翁「真实视觉」（Vision du Reel）纪录片电影节期间举行的以《影像之书》（戈达尔2018年作品）为蓝本而策划的解构式展览。

《影像之书》

没有这一层关系，像阿涅斯·瓦尔达这样的「新浪潮之母」想拜访一下隐居在瑞士小城罗尔（Rolle）的戈达尔都会吃闭门羹（如纪录片《脸庞、村庄》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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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达尔在直播中的亮相挑明了他的态度：面对戴着口罩的贝耶和摄影师，他「裸脸」叼着雪茄以真面目示人，还调侃了口罩在贝耶鼻梁上留下的「优美」曲线。

在提到了几次「病毒」这个字眼之后，这个直播便向琐碎而无主题，与新冠毫无关系的私人聊天发展，充斥了对他个人生活细节的叙述，私人点滴回忆和对于过往经历的评论甚至是牢骚。

贝耶几次试图将谈话引向关于艺术、社会、政治、美学和创作方法论等「高端」话题，但是一察觉到这样的意图，戈达尔便以「不知道」「不确定」等语焉不详的回答糊弄过去，或者点起雪茄笑着答非所问。很显然，他并不想让手机屏幕前的观看者轻易得到他们期待的那些廉价答案。

不知道是谁给这次直播冠以了「新冠时期下的影像」的标题，在洛桑国立艺术大学的网站上公布的直播通告海报上并没有这样的字眼。

但它直接让等待看直播的观众们把戈达尔和我们熟悉的微博大V搞混了：他并不是那些对任何问题都要发表一番高论的网络流量明星，更不是一个急于以话题性作品挤进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野心勃勃电影导演。对于没有必要回答的问题或不感兴趣的事物，戈达尔会保持沉默，或者顾左右而言他。

于是，这次直播在戈达尔断断续续天南地北的闲聊之外，成为了一次有趣的文化现象：在Instagram的三、四千观众中，几乎有三分之一来自中国，其中又有很大一部分来自豆瓣。

直播留言弹幕里，有人直接开始「勾搭」豆瓣友邻，有人关爱戈达尔要他注意肺和气管（抽烟太多确实导致他说话不时间断没有底气），更有人干脆打出了一连串「打倒川普！」，瞬间让直播现场产生了浓浓的B站即视感。

在很多观众从直播中一无所获后（语言障碍是很大的原因），这样的错位终于发展到了淘宝直播带货的阶段：豆友们注意到了戈达尔穿着的显眼绿色毛背心，并立刻找到了淘宝同款，在一片「买起来」的豆瓣广播留言中，大家终于把戈达尔再次抬到了电影精英符号的位置，尽管无法领略其「所指」内涵的，但在拥有与该符号相同「能指」的欢乐想象中，大家同样达到了高潮。

一个拒绝将自己符号化的精英艺术家兼知识分子，和一群不由分说只想将其符号化的异国大众终于达成了一次完美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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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戈达尔气若游丝的闲言碎语中，对于他感兴趣和一直思考的问题，他依然保持着清晰的立场和观点表达，它们涉及了这样几个层面。

电视

在网络时代我们可能已经淡忘了电视对戈达尔这一代电影人和精英知识分子所产生的冲击。对于戈达尔来说，这样的冲击是极端负面的，从六十年代开始，他就不停地在各种场合表现出对电视媒介的「蔑视」，尽管他自己也间歇为电视台拍摄了不少电视节目。

他最著名的攻击言论莫过于「电视制造遗忘，而电影则创造记忆」，电视的存在「不是为了沟通，而是传达命令」，他把电视看作是一种麻痹大众神经的软性洗脑媒介，它取消的是大众头脑中的「想象力」。

大概正因为如此，年事已高离群索居的戈达尔把电视新闻看作是一种简单的获得信息的渠道，是「报纸的一种」。而他对所有这些信息的真伪保持着怀疑，对其可能产生的影响力无动于衷。

当提问者贝耶在向其询问关于新冠病毒的话题时，他只是简单地回答：没人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我们能感到那种由电视新闻、评论和报道所传播的大众「日常恐惧」止步于戈达尔的面前。

也许绝大部分人都没有意识到，在隔离状态下，我们的头脑直接成为了信息传播媒介的奴隶。我们不能亲身体验，无法验证其真实性。而出于对「电视」的警觉，这样媒介性的慌乱、惊恐和随之而来的情绪摇摆波动都未对戈达尔产生真正的影响。

由于没有值得信赖的切入现实方式，目前的戈达尔保持着前妻安娜·卡里娜称之为的「隐居」状态。他了解信息，但拒绝为其所操纵。这也是为什么当有学生询问他「是否知道什么是社交网络」时，他手握着iPhone却斩钉截铁地回答「不知道」。

我们无从判断他是否真的对此一无所知，但他在此所表现出的是对由电视媒介转移到网络世界的「话语权」的无动于衷。他曾经反复批判「电视」掌握着一种针对于观众的单向指导性「权力」，而在社交网络时代，这样的「权力」构架并未产生实质变化：在对大V、流量明星、网络代言人的热烈追捧中，个体所发出的沟通信息几乎是无声和无效的，但反过来，前者却可以轻而易举操控个体的思维和情感。

戈达尔对此的直觉是尽管电视与社交网络分属于不同的时代，但它们的「权力」属性并未产生实质的差异。而年事已高的他虽然不再有精力对此进行缜密而犀利的嘲讽，但保持距离甚至是敌意，是他不变的基本态度。

语言和话语

采访中贝耶提到，在戈达尔以往的影片中，字母、单词和短句经常作为单独的影像出现，甚至演化为一种图像。而戈达尔则在言谈中显示出对于语言的高度不信任。他不断提到需要超越语言，而创造出新的话语方式。而话语本身在电影中是言辞表达和影像的综合体。

让戈达尔感到不适甚至反感的，是将事物和对事物的描述固定在一个媒介之上。而当我们使用语言时，确定其意义是其最重要的功能，它削减的是变化的可能性。这是为什么我们在很多戈达尔的影片中，都会看到黑色背景中由字母组成的词组和句子，字母的颜色会突然变化，而某一些字母会突然增减而组合起来产生新的意义。

《再见话语》

如果说原始字母组成的短语是语言的话，那么让其产生图像和组合上变化的便是话语方式。而戈达尔之所以会在2014年制作《再见话语》（此片的原中文标题《再见语言》是明显混淆概念的误译），正是因为话语在语言符号的主导下逐渐退化而消失，它导致我们陷入了内容固定的语言模式所施加的权力陷阱。在某种程度上，这正是他对电视媒介批判的理论依据。

作者

戈达尔回忆了「作者」概念的建立。在他为《电影手册》工作的时代，曾经讨论过，究竟是编剧还是导演才是一部影片的「作者」，最终，「导演」胜出。但「作者」的内涵随着时间在不断演变：一些导演，比如雅克·贝克，戈达尔认为他的影片除了《金钱不要碰》，其他都是平庸甚至乏善可陈的作品，但这并没影响他成为一名「作者」；戈达尔甚至在撰写的影评中认为雅克·贝克之所以成为「作者」，或者他的某部「坏」电影之所以「好」，是因为他一如既往地按照自己的意志拍摄「坏」电影。

而另一方面，在戈达尔看来，夏布洛尔反而不能被看作是一位作者。而到了垂暮之年，戈达尔创作影片的方式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不再需要一字不差的剧本，不再启用明星，越来越多地利用资料影像、图片和文字作为影片的组成部分，越来越多地在影片中运用声画分离等实验性手段。这时，他认为「导演」和「电影人」等词汇都不再适合他创作电影的状态，只有「作者」才是最合适的称谓。

《金钱不要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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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访谈结束后，很多人都尝试在戈达尔碎片化的只言片语中翻找挖掘，试图找到一些醒世恒言式的金句来升华文艺青年眼中的电影梦想，或者期待他能像一个充满责任感的公共知识分子一样点评时事批判现实。

但戈达尔即使在他言论和思想最为最为活跃的六、七十年代，他也从不是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正能量」释放者。他反犹、贪财、嫉妒心强、恃才自傲、心胸狭窄、出言不逊、睚眦必报，但这些都没有影响他成为一个出色的提问者和极具天赋的影像革新创造者，总能准确地抓住问题的本质并以最犀利的方式在影像中呈现它们。

也许我们应该感到惋惜，已经鲐背之年的他最终退回到只有电影和艺术的世界之中，所谓的「新冠」已经不在他关心的范畴之内。而在他之后，环顾世界，我们甚至不能找出下一个以清醒而准确的方式提出问题的人。一个明白人的沉默会让我们离世界的混沌又近了一步，这才是值得感慨和叹息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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