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忘了，他和昆汀一样优秀

文

吴泽源

与他镜头下的角色们一样，亚历山大·佩恩很优秀，却容易被忽略。

佩恩与昆汀·塔伦蒂诺、保罗·托马斯·安德森、理查德·林克莱特和托德·海因斯相仿，都是出道于1990年代美国独立电影场景的编导一体型作者。

但他好像缺了些大部分同代作者都具有的鲜明辨识度。

亚历山大·佩恩

他的电影总是聚焦于友情和亲情这类虽然既人文又永恒，却永远不走在时代前沿，同时也不够激进的主题。

而他的主人公们，也往往是一些在表面上不具备人格魅力的失败者，散发着一股令人不愿亲近的古怪与落魄气息，就像《杯酒人生》中的失意中年作家，《内布拉斯加》里深信不疑自己中了彩票大奖的老父亲，和佩恩新作《留校联盟》中尖酸刻薄、不近人情，几乎以折磨学生为乐的高中古代文明课老师。

《留校联盟》

这就是佩恩的电影需要细品的原因。

只有在愿意付出耐心和努力的前提下，只有在愿意剥除主人公们的不讨喜外壳，从而接近他们真实内心的动机下，你才会发现这些小人物在性格中的诸多闪光点。

《留校联盟》便塑造了这样两个精彩的角色。1970年圣诞假期，在美国东北角的一所寄宿高中，所有师生都与家人团聚，一起奔赴度假胜地，只有一对不受欢迎的师生最终留守了下来——一个是尖刻毒舌的中年老师保罗，另一个是被母亲与继父抛弃的大龄留级生安格斯。

仅仅从表面上看，保罗和安格斯就是一对绝配。他们都不爱遵循社会默认的规则：保罗不愿对学校大金主的儿子在成绩上网开一面，安格斯则一次次挑战学校纪律，正处在被开除边缘；他们都性格古怪高傲，无法与身边人打成一片；他们都认为自己不受任何人关心：保罗一直都未曾结婚，习惯了与书本和酒精共处，安格斯则被母亲和继父在假期无情甩掉。

然而在剥开表面之后，观众会发现，保罗和安格斯还有更多共同点——都极其聪明，都有自己的内在坚持，并且都有一颗善良的心。

《留校联盟》的故事走的是最传统不过的老少配剧情路线：一开始，两位主角互相全然看不上眼，安格斯将热爱虐待学生的保罗称为「纳粹」，保罗则被频频违纪的安格斯搞得头痛不已。

但随着两人的深入相处，以及留校黑人女厨师玛丽的从中调解，两人渐渐辨认出了彼此的优点，以及他们之间的种种相似。安格斯识别到了保罗乖戾外表下的正直品格与热心肠，保罗则同样看到了安格斯的聪慧头脑与善良本性。

通过安格斯的一次意外受伤，以及两人去往波士顿的一趟旅程，两人的情感进一步加深，关系亦师亦友如父如子，电影也似乎在向《雨人》《闻香识女人》及《心灵捕手》这样的老派好莱坞双男主成长电影方向发展。

但《留校联盟》并没有为观众奉上上述电影标志性的爽文式结尾。迎接两人的结局喜忧参半。

在违反学校规章，与安格斯一同去波士顿探望他精神状态不佳的父亲之后，保罗接受了学校的严厉处罚。本应由保罗不负责任的母亲和继父承担的罪过，最终却要由保罗这位负责任的老师背负。

但这已经不是保罗第一次替社会权贵的错误担责了。在他之前与安格斯的对话中，保罗透露：他之所以从就读耶鲁大学，沦落到为寄宿高中教课，是源自养尊处优的同学对他的一次栽赃，以及他对此的愤怒报复。

在《闻香识女人》式的爽文结局中，匡扶正义的长者可以怒斥那些享受特权的家长和学生，为被打压和被错怪的弱势者们扳回一局，但《留校联盟》的走向更接近现实。保罗几乎是通过自我牺牲的方式，保全了安格斯的前途，同时也第二次败在了权贵的脚下。

这样的叙事处理，以及影片相对冷峻的风格控制，让《留校联盟》跳脱出好莱坞糖水片的套路，反而更接近1970年代部分新好莱坞电影的温和反叛。

亚历山大·佩恩亲自承认的重要参照电影之一，是哈尔·阿什比的1973年电影《最后任务》——同样发生在美国北部的冰天雪地，同样讲述几位不讨喜的角色在共处过程中逐渐发现彼此闪光点的过程，同样拥有一个并非皆大欢喜的结尾——正直的普通人指认出了社会体制和系统中的弊端，却对此无能为力，只能用人与人之间的善意，尽可能地缩减社会对个体造成的伤害。

《最后任务》

不论在故事层面还是外观层面，《留校联盟》都刻意地营造着1970年代电影的味道。佩恩通过对影调的控制，对颗粒、划痕的添加，对原声歌曲的选取，以及对片头字幕的仿古设计，竭尽全力模拟70年代早期电影如《最后细节》《哈洛与慕德》《纸月亮》和《房东》的质感。而他得到的结果，确实也不止于行为艺术式的表面模拟。

我们从《留校联盟》中能切身感受到新好莱坞电影特有的某种感觉：既带有对体制弊病的犀利批判，也留存着在胶片时代以及在一个叙事手法相对直接、对好与坏的判断也不似今天一样混沌的年代里，一部电影特有的温暖人情味。

《留校联盟》

《留校联盟》与托德·海因斯的《五月十二月》一起，组成了美国作者电影回望1970年代的复古二连击：两部电影都采用粗颗粒的胶片（式）画面模拟50年前的电影样貌，而在内核上，前者是对阿什比的传承，后者则像是海因斯在罗伯特·阿尔特曼的画布上注入了自己的基因，两者都自豪地继承着来自美国作者电影最光辉年代的遗产。

然而两部电影的阶段性回望，也让人对美国电影的未来再次产生些许忧心。佩恩和海因斯的努力固然值得敬佩，但这两位出道于90年代，如今年龄已经步入六字头的导演，终究来自另外一个年代、另外一种产业生态和另外一种鼓励机制。

当属于他们的时代彻底过去后，美国电影最黄金时期的丰厚遗产会有谁来继承？属于那些电影的品格与风骨，又究竟会不会像保罗与安格斯之间的传承一样，被传递到迟早会成为中坚力量的更年轻几代影人身上？

答案并不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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