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电影，无愧是华语电影之顶级杰作
本文是虹膜翻译组出品，感谢译者的辛勤工作。
作者：Tony Rayns
翻译：新参者
校对：Boicel
如今，《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被公认是上世纪90年代的电影里程碑，这部电影拍摄时台湾电影业已然衰落，杨德昌却精心拍摄了这样一部史诗级独立电影。拍摄灵感来源于真实事件，故事背景设定在1960-1961年的台北。那时的杨德昌只有十几岁，电影中许多细节和对那个年代的情感都源于他的回忆。
同龄的西方观众会觉得那个年代的故事似曾相识，又有令人着迷的陌生感。电影几个主角都是高中生，从早恋、和父母闹别扭到各异的发型、服饰以及听猫王的音乐，这都是青少年生活特有的印记。观众们不太熟悉的是那个年代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以及青少年帮派之间竞争手段的暴力与凶残。
小四家里有五个孩子，他排行老四。这个14岁的男孩喜欢一个人待着，不太合群，是个梦想家。他总是熬夜在床上用手电筒打着光看书、写日记，他的床就是一个旧衣柜的下层。
小四的父母（爸爸是个小公务员，妈妈在学校教书）都很正派，工作努力，领着微薄的薪水；他们只是1949年后，从大陆逃往台湾的移民浪潮中的一小部分。他们的孩子都在台湾出生，所以这些孩子从不曾像他们一样心头萦绕着对「失落」家园的乡愁。
《牯岭街》意在告诉我们，这群第一代移民的孩子之所以组帮结派，是为了寻找身份认同感。
虽然小四和「小公园帮」的小猫王和飞机是朋友，但他不是帮派成员。他俩和小四交朋友主要是因为小四的大姐英语很好，能帮他们翻译猫王的歌词。所以当「小公园帮」（帮派的老大Honey因为杀了217的头目逃到台南了）和「217眷村帮」（帮派的人都是军人的孩子，帮派名字是眷村的住宅号）有矛盾时，小四只是个局外人。
但当他和小明成了朋友时，就已经惹祸上身。小明是Honey的女朋友，学校里有很多人追她。他从没想过能和小明更近一步，但当小明和其他男孩扯上关系时，他嫉妒吃醋了，因为他觉得他和小明是最亲密的。这种念头也为其最后的毁灭埋下了悲剧的种子。
杨德昌围绕着这些人物展开了一幅宏大的画卷，各种事件聚集于电影中，暗示着个体的行为和不幸是如何无可避免地与政治和社会高压产生联结。比如小四很明显就是受到了父亲的影响，他的爸爸是一个保守正直的人，却很不走运地为当时最腐败的官僚机构工作。
他教导小四可以选择成为任何想成为的人，但他自己却因涉嫌和共产党有关系，被警察带走关起来审问了好几天后，终于也被残酷的社会摧毁了。
当他被放回家时已经遍体鳞伤、精神几近崩溃，而且还被停了职。杨德昌并没有直接解释这一切会对小四一家有什么影响。但很明显，此时父亲的观念和对待权威体制的态度对小四的是非观有很大影响。
这部电影最了不起之处在于它能拍摄完成。杨德昌费时三年研究故事背景、写剧本、找演员、训练演员（影片中四分之三的演员都是第一次拍电影，三分之二的工作人员也都是新手）、拍摄和后期制作，总预算还不到100万美元。
其次在于其在宏大背景下创造的每个小人物。电影中有台词的角色就将近100个，没有一个人物是脸谱化或疏于构思的。复杂的故事情节，加上杨德昌以省略和暗示的手法代替直白的铺陈，使这部电影值得反复回味。
总之，第一次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能有很多感受，而杨德昌使用的广角构图则给了我们很大空间来探究电影的结构，搜寻那些生动的、迄今不为人知的小细节。
某种程度上，这部电影是对一段历史的修正：纠正了台湾官方对现代历史的平淡记录，还间接地说明了2000年台湾大选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另一方面，这部电影也惊人丰富地还原了逝去的时代和文化风貌。
对于熟悉台湾，尤其是了解大陆移民和原住民之间特有的、动态不安的关系的观众来说，这部电影意味良多。但这部电影在国际上的成功和重要地位也说明，即便是对于不熟悉这些背景的人，这部电影也意义重大。
电影的英译片名「A Brighter Summer Day」很可能出自对猫王《Are You Lonesome Tonight？》这首歌中的一句歌词的误录（听猫王唱的确实像「brighter」而不是「bright」；电影中也有一幕讨论过这个问题）。总之，这句歌词暗示的乐观也一直贯穿着电影；每个角色都在为美好前程的愿景驱使着。
再往大说，这是一部关于教育的电影。不仅是学校的教育、追求成绩的压力，而且也包括家长的言传身教、同龄人之间相互影响以及当时的社会环境，都在形塑着角色的人格。这也是影片被誉为是现代经典之作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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