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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厘清税负轻重问题的最好时机

2016-12-23 社论 新京报评论

在国务院正把减税降费作为经济转型升级重要抓手的当下,在曹德旺再次把制造业税负带到公共讨论领域之时,这其实是厘清税负问题的最好时机。


文/社论



民营企业家曹德旺对中国税负远高于美国的“吐槽”,引发的中国宏观税负高不高的争议,仍在持续。


日前有文章称,“死亡税率”说法是在误导公众,文章分析认为——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总体上较低;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之间负相关的结论也并不能成立;税率并不等于税负,衡量企业税负的轻重,不能只看税率高低,应多维度综合衡量。而知名财税专家李炜光则称,“死亡税率”并不夸张,并呼吁“别等到企业过不下去了再减税”。


关于中国宏观税负高不高的讨论,近年来几乎是每隔一阵,就会因某个热点触发。相比起以往经常是由研究机构报告发声,今年的“讨论发起者”,则来自实业经营最一线的知名企业家曹德旺的声音,再加上有媒体报道,有女企业家在谈及税负时曾放声痛哭,这更容易引爆人们对税负的讨论。




确实,由于税制和税率涉及不同的分析和统计口径,从不同的角度审视,容易出现不同的结果。比如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01年制定的标准计算,2014年、2015年中国宏观税负均为29.1%。与国际上普遍30%之上的宏观税负水平相比,中国的宏观税负确实不算高。


但为什么持续向好的数据统计,和实际企业家甚至个人的感受相背呢?


从专业角度来看,按照税法中规定的税率称为名义税率,但在实际征税中,由于计税依据、税收减免、税率制度等原因,实际征税对象数量与税法规定的征税对象数量会不一致。


换句话说,我们的名义税率和呈现出来的统计数据的确不算高。特别是在今年营改增推进后,名义税负已出现大幅度削减,这也是重大利好。


问题就在于,高层政策上的减税,并不等于真正实业经营中的轻税:中国税制与国外税制有一个重要区别,就是政府财政收入除税收之外,地方政府还有更多的可裁量收入空间。最典型的就是“费”,还有制度“之外”的行政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因通货膨胀而提高的实际税率等。这也是李克强总理在不断强调“减税”之外还特别提到“降费”的原因。



在此情形下,如果我们依然如几年前一样,继续执拗在争议学理上的税率到底高不高、统计口径之间比较,那我们关于税负的讨论,还会陷入这些年来的无意义轮回:年年谈税负重,年年也有意见认为是“误导公众”,最后的结果除了一摊口水和一地鸡毛,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在中央正把减税降费作为经济转型升级重要抓手的当下,在曹德旺作为一线业界再次把制造业税负带到公共讨论领域之时,这其实是厘清税负问题的最好时机。


如何不让企业家一肚子委屈却无处抒发,如何让积极减税降负的国策事半而功倍、落实到产业链的每个环节,这都需要对税负定义进行溯源。这也需政商学等各界不再纠缠于统计口径的无意义比较,而要共同讨论提出一个能令各方信服的考量办法,用来衡量我们的税负水平,并有针对性地改革和完善,这才是当务之急。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明确指出了税收的四原则,其中很重要的两条就是税收的确定原则和便利原则。如果我们的征税税负到如今依然是鸡同鸭讲、公说公有理的糊涂账,那我们可能很难搞清自己交了多少税,政府的减税政策也就无从施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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