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记者发现了邓稼先，报道改变陈景润命运，每个中学生都读她的作品
她是最早发现并关注陈景润的记者，是第一个走进核武器研究“禁区”报道邓稼先的记者，是被华罗庚夸奖为“研究华罗庚的专家”的记者；她的笔下群星闪耀：陈景润、华罗庚、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邓稼先、王淦昌、钱三强、朱光亚、叶笃正……
每个中学生都读她写的邓稼先和华罗庚
与新华社同龄的顾迈男：“干记者，到现在我都没干够呢”
首发：11月8日《新华每日电讯》“成风化人”周刊
记者：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王京雪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期间，顾迈男请小平同志审稿。受访者供图
就像一些摄影师会在他人的镜头下感到拘谨，88岁的新华社老记者顾迈男长于采访但并不习惯被采访。“被采访时别紧张”，女儿特地给她发来一条温馨微信，这位做过整整30年采写工作的资深记者看了摊摊手，哈哈一笑。
从上世纪60年代起，顾迈男报道了中国科技界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她的笔下群星闪耀：陈景润、华罗庚、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邓稼先、王淦昌、钱三强、朱光亚、叶笃正……无数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都在其间。
不夸张地讲，顾迈男的新闻作品影响了几代国人对科学家的共同记忆：她是最早发现并关注陈景润的记者，是第一个走进核武器研究“禁区”报道邓稼先的记者，是被华罗庚夸奖为“研究华罗庚的专家”的记者，也是被中科院的工作人员评价“她是我们科学院的人”的记者……直到今天，中学生们还能从语文教科书里读到她写邓稼先和华罗庚的文字。
现在，顾迈男每天仍忙于读书写作。像年轻时那样，她写稿还是手写，用的还是200字一页的方格稿纸，但她学会了怎么在微信里改稿子。
今年夏天，她应出版社邀约，将写过的一些科学界的大故事、科学家的小故事集结成册，这本叫《科学的春天》的小册子一经出版，不到一个月就2次加印，并被选入2019年广东省中小学“暑假读一本好书”推荐书目。
“新闻稿的生命力往往很短，年轻时我就琢磨怎么能让稿子的生命力长些、耐看些。”顾迈男说，“如果我现在还年轻，我会继续深入采访那些为咱们国家做出贡献的大科学家，狠狠地去挖掘。采访这些人，一开始会很难，要知难而进，不能知难而退。”
退休已20多年，提及采访，她依旧神采飞扬，“干记者，到现在我都没干够呢。”
20世纪80年代，顾迈男（左）在北京采访物理学家李政道。受访者供图
“蝗虫起家”，从机要秘书到科技记者
“新华社就是所大学，何必非要坐在课堂里读书呢”
“青年时代的立志是很重要的。”多年以后，顾迈男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志向（或是梦想）确立以后，就应朝着志向（或梦想）奋斗，经过无数的挫折、失败、成功，最后圆了自己的梦。”
听上去是人所周知的大道理，但“记者顾迈男”的路的确就是这么走出来的。
30岁出头，顾迈男才当上记者，那时，她已在新华社做了近10年事务性工作，先在发稿部门对照领导修改、审阅过的新闻稿改清样，又被调到社长办公室做机要秘书。
走上工作岗位没几年，顾迈男渴望去大学深造，但国家建设急需人才，有人劝她：“新华社就是所大学，何必非要坐在课堂里读书呢？”
在新华社，放弃了大学梦的顾迈男从经手的新闻稿和文件中学习，渐渐不再满足于安坐在办公室里管文件、听电话，她萌生出一个新的梦想：当记者。
1962年，顾迈男鼓起勇气，向时任新华社副社长朱穆之说出心愿，不久，她真得到一个去新华社国内部做科技报道的机会。
“穆之同志，到了国内部，我要是干不了可咋办呢？”她又喜又忧地问。
“哎，干不了就回来吧。”
当时，正值我国科技事业迅速发展的时期。1956年，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制定实施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个科技远景规划“十二年科技规划”，我国逐步建成一支具有较高素质的科研队伍。
顺应时代潮流，新华社也加强了科技报道的力量，顾迈男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自己的记者工作。
一名毫无采写经验、蹲了近10年办公室的机要秘书能当好记者吗？可以想见，人们对此会产生的种种议论。
“我听了反而更坚定了信心，决定迎难而上。”顾迈男说。
她日复一日地泡在北京三里河（中科院和国家科技委员会所在地）和西郊的中关村（中科院所属各研究所所在地），她管这些地方叫“我的领地”。
1962年夏，顾迈男走进中科院动物研究所，跟随正在研究治理东亚飞蝗的中国生态学奠基人马世骏参观实验室。看着玻璃器皿中的大小蝗虫，听着研究者们对中国蝗灾历史和灭蝗经历的介绍，她将所见所闻写成职业生涯中的第一篇重要稿件：《揭开蝗虫生活之谜》。
1962年7月12日，这篇通讯被《人民日报》刊发于2版头条，此后，有人戏言，顾迈男当记者是从“蝗虫起家”的。
首战告捷，顾迈男却没有太多高兴。此前，她将这篇通讯的初稿交给一位“严厉的伯乐”、她在国内部的领导方言，对方在仔细修改后，把稿件当着全体编辑的面甩给她：“你叫编辑给你当校对，你连标点符号都不会标，还当什么记者？”
“我接过稿子一看，不禁羞愧难当。”在人们的目光里，顾迈男窘迫难安。
“我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回到原单位做轻松的工作；再是知难而进，不退缩。我该怎么办？我选择后者。那之后，我更用心地做采访，每篇报道都翻来覆去地看，确实把力气都用上了，才交稿。”
1963年，顾迈男到河南新乡的农民家里住了半个月，采访在那里改良盐碱地的土壤学专家王守纯。
结束采写后，一个早晨，她走进编辑部，正在扫地的方言看见她就露出笑脸，拿手里的扫帚轻打了她一下，“小顾，今天《人民日报》在社论的位置登了你的通讯！看来过去是让你屈才了！”
原来，她写王守纯成功改良盐碱地的新闻被《人民日报》刊发在头版头条，相关通讯《盐碱地上好庄稼》配发于新闻下方、通常是刊登社论的位置。
从被质疑到被认可，顾迈男迎难而上，迈过了记者生涯里最初的难关。
此后数年，她采访过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地质学家李四光、建筑学家梁思成、气象学家竺可桢等著名科学界人士，写下《蓝田猿人化石出土记》《毛主席和科学家》等新闻。
“刚入行，采访的都是些科学大家，会不会很有压力？”
“我不害怕，我是记者，这是我的工作。”顾迈男说，忐忑与紧张是难免的，但她每次都决定“做只勇敢的小鸭子，上架了！”
20世纪80年代末，顾迈男（中）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地下隧道里采访物理学家丁肇中（左一）。受访者供图
发现陈景润和“科学的春天”
“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月，还有这样不管不顾做科研、给国家做贡献的人，我心想，不管怎样，要为他写点东西”
“文革”中的一天，顾迈男去中科院参加报告会。会上，中科院党组副书记武衡在发言时提了一句：“我国年轻的数学工作者在数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做出了一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
“这个人是谁？”顾迈男立刻向身旁一位中科院局长打听。
“哦，他叫陈景润，快死啦，是个怪人。”
“我心想，这年头还能做出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又快死了，还是个怪人，这人一定非同寻常，我要采访他。”顾迈男回忆。
那是1973年春，她已连续多年没遇到一个这样想去采写的选题。1966年夏，她到北京大学采访，看见学校里的大字报铺天盖地，中关村的研究所、实验室里也一片凋敝。
“完蛋了，写不出像样的稿子，一片混乱你写什么啊？每次采访回来都心灰意冷，我干了30多年记者，其中长达10年没什么可写，我那时非常不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呢？”
听说陈景润其人后，第二天一早，顾迈男就跑到中科院数学研究所。
接待她的负责人说：“这个人生命力很强，医院来了几次病危通知单，但他现在还活着，他搞的那些研究也不为生产服务，我们都懒得管他……”
就在这时，陈景润迎面走了过来。
顾迈男记得，陈景润戴着蓝棉布的鸭舌帽，架着副近视眼镜，穿一身厚厚的棉裤棉袄，脸上笑嘻嘻的，不停地边点头边说“谢谢，谢谢。”
之后几天，顾迈男一直在数学研究所采访，“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月，还有这样不管不顾做科研、给国家做贡献的人，我心想，不管怎样，要为他写点东西。”
她很快写成两篇报道：《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景润做出了一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和《助理研究员陈景润近况》，呼吁有关部门关注陈景润，给他治病。
这两篇稿件和她后来采写的关于陈景润的十几万字报道引起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重视，陈景润被送到医院治病，命运也由此转折。
1978年初，徐迟创作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发表后，“陈景润”的名字家喻户晓，激发了包括搜狐创办者张朝阳在内的一代年轻人对科技的热情和对科学家的向往。
同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受邀出席的陈景润坐上主席台，讲述自己的故事：“我只不过是攀上了科学的一个小山包，就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新华社记者对我的帮助。”
顾迈男全程亲历、报道了这次在新中国科技发展史上意义深远的盛会。
她听到邓小平在开幕式讲话中，阐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等重要论断；也听到闭幕式上，由播音员宣读的中科院院长郭沫若的书面讲话：“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在知识分子们欢欣雀跃、科技工作全面复苏的这个春天，顾迈男与新华社国内部记者傅军连续数晚来到中关村采访，发现这片黯淡多年的土地重新亮起灿若繁星的灯火，那是各研究所、实验室里的科研人员们在挑灯夜战，日以继夜地弥补被迫虚掷的时光，他们就此写出长篇通讯《中关村的灯火》。
祖国的命运与每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日后，有人问过顾迈男，她做记者的黄金时代是在哪个阶段？顾迈男回答，在迎来科学的春天后。
1984年，顾迈男在高能物理研究所请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审稿。
多为科学家“立传”
“你问我这些科学家身上，什么东西最动人？他们为国效力的精神最打动我”
1985年，顾迈男在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采访，闲谈间，有负责人跟她分享了一则“趣闻”：物理学家杨振宁来访时，曾问一个北京大学核物理系的学生听没听说过邓稼先，对方答从没听过这个名字，杨振宁大为惊异，说邓稼先为国家做出那么大的贡献，中国学习核物理的大学生竟然都不知道他的名字……
顾迈男丝毫不觉得有趣，只感到不是滋味，她觉得杨振宁批评的不是那个大学生，而是她这样做科技报道的记者。
“邓稼先到底是什么人？杨振宁为什么这么关心他？我要想办法找到这个人。”
几经周折，顾迈男在核工业部打听到了邓稼先，她发现要想让这个人从不为人知到广为人知殊为不易：他工作的领域涉及国防机密，且参与研制“两弹”的科学家那么多，单独抽出一个人来宣传，行得通吗？
“仔细想过后，我还是决定知难而进。”顾迈男说。
当时核工业部的办公厅主任李鹰翔带着她去拜访国防科工委的负责人朱光亚，说明情况。谈到能否报道邓稼先，李鹰翔说：“邓稼先病得很厉害，先报道他，等以后再报道其他的科学家……”
“新华社是个金牌子，他们大概也了解我算是个资深记者，几十年来稿子里没出过差错。”就这样，顾迈男拿到了采访邓稼先的通行证。
在医院的重症病房里，她初次见到刚做完手术的邓稼先，之后，又前往邓稼先工作的“九院”，即中国核武器研究院深入采访。
1986年夏，新华社对国内外播发了通讯《“两弹元勋”邓稼先》，轰动一时。
“我写着写着就哭了，到现在看这篇文章心里还是特别难受。”顾迈男说。
她讲起邓稼先和母亲的诀别，这个隐姓埋名的“失踪”的儿子，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秋天回到北京，在已经不能说话的母亲病床前挥动手里的报纸：“成功了，成功了！”而他的母亲至死都不知道儿子去了哪里，干了什么。
还有1985年的国庆节，住院近3个月的邓稼先带着警卫员偷偷溜出医院，他们先去了王府井的新华书店，邓稼先在那里看了一个多小时技术书籍，还给警卫员买了本英语书。
之后，他又要求去天安门广场，在国旗下，邓稼先跟年轻的警卫员说：“到新中国成立100周年的时候，你都84岁了，那时，我们国家富强了，你可一定要来看我啊。”
“你问我这些科学家身上，什么东西最动人？他们为国效力的精神最打动我。”顾迈男说。
“看看邓稼先，他为什么这样工作？他想的是什么？是少年时代，中国的老百姓在北京见到日本兵要行礼的国耻，是要报效国家的决心。不要忘记这些人！我们现在说不忘初心，我们不要忘了他们。”
“还有那些海外华裔科学家，我在工作中接触到他们，感到他们非常非常爱国，不是一般地爱。”顾迈男补充说。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她先后采访过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丁肇中、杨振宁，并在之后多年长期关注、报道他们的工作情况，深知他们为祖国科技事业做出的积极努力。
提到社会上一些人对杨振宁等学者的非议，她一连说了5个“不对”，“那都不对！他们不了解他。”
在科技记者的岗位上，顾迈男不知不觉间担负起为科学家“立传”的责任。她发现她的采访对象们不仅学术上颇有造诣，还都怀有强烈的爱国心，大多在青年时代亲历过旧中国的黑暗，又在新中国诞生后，以极大的爱国热忱投入工作。
她愿意下功夫把他们的人生经历真实、细致地刻画，也因而赢得科学界的认可。顾迈男的老同事傅军曾说：“大大小小的科学工作者没有不认识她的，连家里的大人孩子也跟她挺熟，她在科学界是个很受欢迎并得到信任的记者。”
“长期以来，我们对科学家的报道确实太少了。”2005年，时任新华社总编辑南振中应邀为顾迈男《非凡的智慧人生——著名科学家采访记》一书作序，“我想通过这篇序言，传递自己的一点‘感悟’——有社会责任感的新闻工作者应该多为科学家‘立传’。”
1992年，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地下隧道里，顾迈男采访著名物理学家丁肇中(左)。
“这辈子没白活”
“干哪一行就要钻进去爱哪一行，先不要考虑名利，好好做本职工作。”她说，“如果时光能倒流，我还想从头再来过这么一遍”
最近，顾迈男刚整理完即将再版的丁肇中传记书稿，远在海外的丁肇中看了出版社发去的稿子，特地交代自己在北京的学生向她表示感谢。
再早些日子，华罗庚之子华俊东给顾迈男打了个电话，说“你是我爸爸的恩人。”她撰写的《华罗庚传》已再版4次。
“我们现在还在向顾老师约稿，希望她把更多故事讲给孩子们。说实话，她在《科学的春天》里写下的那段历史，国家领导人和科学家们当年为推动中国科技发展所做的努力，我以前都不那么了解。”《科学的春天》一书责编钱丹说。
顾迈男有过离开新闻战线去“当官”的机会，但直到退休，她都是一名记者，一个活跃在采写前线的“排头兵”。
“回头看看，这条路我真的无怨无悔。新华社给了我一个展示才能的大平台，让我在30年里淋漓尽致地发挥，我非常感谢社里的各级领导和很多编辑，没有他们的帮助和支持，我走不到这里。”她报出了一长串的人名。
“从没想过国家和组织会给我那么多荣誉，又是‘三八红旗手’，又是‘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又是国务院特殊津贴……我年轻时就是干、干、干、干！就觉得把你放在这条战线上，你就应该把这条战线上的人物挖掘出来，宣传出去。”
家里的写字桌面向养花的阳台，阳光从窗外照入，落在顾迈男白色羽毛般的银发上。“冬天坐在这里写稿很舒服的。”她笑着打趣，“要不我现在怎么还能写出那么多东西呢？”
过往的惊心动魄、一次次知难而进，都已化为谈笑间的一则则逸闻。
她提到唐山大地震发生后，自己立即赶往国家地震局，在地震棚里一蹲两三年，遇上一次7.1级的余震。“楼晃得厉害，每个人脸都煞黄煞黄的，我心想完啦，要牺牲啦。”
“还有一回去美国采访，全程上下飞机19次，有一次差点不能安全着陆，当时天空电闪雷鸣……”
1979年采访回国讲学的李政道，起初没争取到充足的采访时间，她一连7周，天天跑去听李政道讲学，在课余和晚上采访他的老师、同学、好友和听课的学生，写出通讯《李政道教授在中国讲台上》，被国内外媒体广泛采用，也赢得了李政道的信任。
当然也吃过采访对象的“闭门羹”，“你要拿出货来，拿不出东西是得不到认可的。”
“干哪一行就要钻进去爱哪一行，先不要考虑名利，好好做本职工作。”这是这位前辈对后辈们最平实而真诚的劝诫。
“我这辈子行了，没白活。”回顾完自己的职业生涯，顾迈男平静地说，“如果时光能倒流，我还想从头再来过这么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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