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呼唤“学问”底下的“温情”“诗意”与“想象力”｜草地·百家谭

首发：2月5日《新华每日电讯》草地周刊

作者：

陈平原

十多年前，我撰《大学校园里的“文学”》（收入《大学有精神》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其中第一节“曾经，‘文学’就是‘教育’”，用了两个有趣的例子。

一是建安八年（公元203年），曹操颁《修学令》：“丧乱以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者而教学之。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这里说的“各修文学”，当然是指教育——设校官，选才俊，认真培育，以使得社会风气改良，“先王之道不废”。

一是日本人森有礼编纂、美国传教士林乐知等翻译的《文学兴国策》，在晚清影响极大，是梁启超等人理解西方教育制度、创建新学体制的重要样板之一。书中第一篇，耶鲁大学校长华尔赛复函，论述“文学”如何有益于富国，有益于商务，有益于农务、制造，有益于伦理、德行、身家，有益于法律、国政等，这里所说的关系国家兴亡的“文学”，也是广义的文化教育，而不是今人熟悉的Literature。

当然，古代中国关于“文学”的界说，主要不是教育，而是“文章博学”。《论语·先进篇》说到孔门四科，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这里的“文学”，不是文学创作，而是人文修养。《论语·季氏篇》所说的“不学《诗》，无以言”，不仅是训练表达能力，更包含思想、趣味、思维、情感、学识等。

学《诗》的范围及功能涵盖整个人文学，反过来，“六经”中其他科目的训练也包含了若干今人所理解的“文学”。正因为传统中国的书院教育及科举考试中，“文学”无所不在，每个人都得苦心钻研，反而不必设立专门学校。

进入现代社会，合理化与专业性成为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文学”作为一个“学科”，逐渐被建设成为独立自足的专业领域。最直接的表现是，建立文学院系、开设文学系列课程、讲授古今中外的文学知识、授予文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学毕业以后，绝大部分读书人不再亲近文学了。

所有这些，并不取决于个别文人学者的审美趣味，而是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决定的。文学依旧有其独立价值，但重要性明显下降；若以大学为例，那只是众多领域中的一个。

所谓“文学教育”，既指大学里的文学类课程，也包含中小学的语文课堂；二者教学宗旨及讲授方式不尽相同，但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相对于此前刊行的兼及学问体系、学术潮流、学人性格与学科建设的《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增订版，2016），本书虽仍以大学为主，但兼及中小学，更重要的是，将历史溯源、文化批评与教育实践结合起来。宗旨是追求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结构上则兼及专业论文与学术随笔；至于十专题的设置，蕴涵着我对“人文视野下的文学教育”的整体想象以及自我限定。

以“人文视野”开篇，到“读书方法”收尾，如此编排，是希望将“文学教育”从技术层面拯救出来，放置在更为开阔的视野。说到底，人文学的精髓在阅读，读有字书，也读无字书；读古人，也读今人；读中国，也读外国——这点大学与中学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为何开门见山，强调“理直气壮且恰如其分地说出人文学的好处”？那是因为“曾经无比辉煌的人文学，而今在学术舞台上日渐萎缩”，身处其中，不能只是自怨自艾，要学会“如何向圈外人发言，让他们明了人文学的意义”。

作为人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教育”当然肩负同样的职责——这其实是全书得以展开的前提。至于谈论读书，为了与《读书是件好玩的事》（中华书局，2015）相趋避，这里更强调“自家体会”的重要性。

去年年底编辑此书时，竟鬼使神差地选入2003年非典期间所撰《生于忧患》一文。年初新冠疫情暴发，我所接触的研究生普遍激愤、惶惑乃至惊恐，有感于此，在师生的微信群里贴出此17年前的旧文，希望大家调整心态：“除了力所能及的公益及自保，尽快平静心情，该做什么做什么（比如读书或撰写博士论文）。吸取我们这一代教训，或三月或两年或十年，不断激动、惶恐与埋怨，等到事情过去了，发现自己一事无成。”

当时绝对想象不到，疫情会持续如此之久，影响如此之大。反过来，证明文中这段话依旧有效：“不一定亲历苦难，通过有效的阅读，触摸历史，体会人世的艰难，养成慈悲情怀，以及‘胜不骄败不馁’的平常心，同样十分重要。”

谈论现代大学的命运，我主张带入“学科文化”的视野，那样方才有比较通达的见解。本书的视野及根基是人文学——再具体点，那就是“中文教育之百年沧桑”。谈论“何为大学”以及“大学何为”，侧重表彰“诗意校园”与“中文传统”，很大程度是在纠偏救弊。

《中文人的视野、责任与情怀》中这段话，今天看来依旧精彩：“我在很多场合发言，从不掩饰对于文史哲、数理化等所谓‘长线专业’的偏好。今人喜欢说‘专业对口’，往往误将‘上大学’理解为‘找职业’；很多中国大学也就顺水推舟，将自己降低为‘职业培训学校’。在我看来，当下中国，不少热门院系的课程设计过于实用化；很多技术活，上岗前培训三个月足矣，不值得为其耗费四年时光。相反，像中文系的学生，研习语言、文学、古文献，对学生的智商、情感及想象力大有裨益。走出校门，不一定马上派上用场，但学了不会白学，终归会有用的。中文系出身的人，常被贬抑为‘万金油’——从政、经商、文学、艺术，似乎无所不能；如果做出惊天动地的大成绩，又似乎与专业训练无关。可这没什么好嘲笑的。中文系的基本训练，本来就是为你的一生打底子，促成你日后的天马行空，逸兴遄飞。有人问我，中文系的毕业生有何特长？我说：“聪明、博雅、视野开阔，能读书，有修养，善表达，这还不够吗？当然，念博士，走专家之路，那是另一回事。”基于此理念，你就明白我为何主张“诗歌乃大学之精魂”。

谈论大学校园里的文学教育，必须落实到课程设置，否则很容易蹈空。20多年前我在香港会议发言，题为《“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立》，其中有这么一句：“不只将其作为文学观念和知识体系来描述，更作为一种教育体制来把握，方能理解这一百年中国人的‘文学史’建设。”日后我的很多论述，都是围绕这句话打转。

相对于学界其他同仁，我谈论文学史，更多从教育体制入手，这也算是别有幽怀。作为一名文学教授，反省当下中国以积累知识为主轴的文学教育，呼唤那些压在重床叠屋的“学问”底下的“温情”“诗意”与“想象力”，在我看来，既是历史研究，也是现实诉求。

有《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等专业著作垫底，我辨析各种“文学课程”，目的是将学术成果运用到教学实践。至于重点落在“现代文学”与“通俗文学”，而不是“外国文学”或“古典文学”，主要是自家视野及能力限制。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教授，我至今仍坚持前年北京会议上的感叹：“曾经，最能体现中文系学者‘社会关怀、思想批判、文化重建的趣味与能力’的，是各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的教授。可最近10年，经由大学内外各种因素的调整，这个学科的从业人员远没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么活跃。在我看来，这是很可惜的——这里的可惜，既指向我们自身，也指向整个学界。”

最能体现我社会关怀及介入意识的，是“乡土教材”“民族文学”“语文教学”这三辑文章。比较得意的是“乡土教材的编写与教学”，因其既体现史学功夫，也落实为社会实践——合作主编《潮汕文化读本》，是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家乡做的一件实事。

参与中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那不是我的主攻方向，更多的是体现“学者的人间情怀”。几次努力，都不太成功，但2014年上海会议上的主旨演说《语文之美与教育之责》却传播极广，效果出乎意料的好。

三辑文章中，最具创见的，其实是在综合大学开设“少数民族文学课程”并编写相关读本的设想。不仅写文章公开呼吁，还以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的身份上书，得到国务院领导的肯定；虽然教育部在具体落实时遇到障碍，暂时搁置了，但我相信此创意总有一天会实现：“编一册这样的读本，让其进入大学校园，促使汉族学生更多地了解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及文学（及其蕴含的历史传统、宗教意识、生活习俗等），养成开阔的视野、宽广的心胸、多元的趣味，不仅有利于消除各民族间的隔阂、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更可促成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健康成长。”

读书人讲究“坐而言，起而行”，且一万年太久，最好能剑及履及。因主客观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我的很多教育、出版及文化革新计划都失败了，好在屡败屡战，“白说也要说”。

本书描述文学教育的十个方面，以我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刊行的“大学五书”及“学术史三部曲”为根基，力图将学院的知识考辨与社会的文化批评相勾连，在教育制度、人文养成、文学批评、学术思想的交汇处，确立“文学教育”的宗旨、功能及发展方向。

略感遗憾的是，此书并非结构完整的专著，而是若干文章结集，其内在逻辑属于事后追认。不想为显示体系化而强行归并，保持文章的原始面貌且注明出处，目的是呈现其与学术界及教育界对话的状态。

作为中文系教授，关注“文学史”与“学术史”夹缝中的“文学教育”乃天经地义。从2002年《文汇报》上发表短文《“文学”如何“教育”》，到2010年在香港撰写专论《“文学”如何“教育”——关于“文学课堂”的追怀、重构与阐释》，再到2012年应台湾著名作家郭枫邀请，参与他主编“世界华文作家精选集丛书”第二辑，出版论文集《“文学”如何“教育”》（从北大版《作为学科的文学史》中截取三章，外加五则短文），我对此题情有独钟。这回题目略有变更，且加了副题“人文视野下的文学教育”，以便与《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的副题“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及境界”相映成趣。

最后说一句，2016年我曾在东方出版社刊行《六说文学教育》，这回鸟枪换炮，同样是受责编姚恋女士的鼓励，特此致谢。

作者简介：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2008—2012年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曾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1991）；获教育部颁发的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1995，1998，2003，2009，2013），以及第四届王瑶学术奖著作奖（2016）、第四届思勉原创奖（2017）、第十四届文津图书奖（2019）等。先后出版《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等著作三十余种。

（本文为《文学如何教育——人文视野下的文学教育》自序）

监制：姜锦铭、强晓玲 | 责编：李牧鸣、刘小草、刘梦妮 | 校对：饶小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