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前的“最后一课” | 草地周刊·九一八

来源：9月17日《新华每日电讯》

记者：新华每日电讯于力、张博群、郭翔

视频记者：张博群、韩赫、郭翔

“我的孩子们，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们上课了。柏林已经来了命令，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学校只许教德语了，新老师明天就到，今天是你们最后一堂法语课。”

1873年，法国作家都德出版了著名小说《最后一课》，讲述的是普法战争后，法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被迫割让给普鲁士，两地的学校被禁止讲授法语。在最后一堂法语课上，原本不爱学习的小弗郎士第一次感受到母语之美以及痛失学习母语权利之恨。

多年后，在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中国东北，“最后一课”的场景真实地再现，主人公是13岁的杨增志。“九一八事变后，学校的赵老师满怀悲愤地给我们讲授了这部小说，用这部小说给我们上了最后一课。他在黑板上写下了‘我是中国人’5个大字。”

《最后一课》没有续篇，小弗郎士的后续故事无从知晓，但杨增志以及成千上万名中国东北同胞的事迹值得铭记。面对日伪当局的精神摧残和思想奴役，他们不甘心当亡国奴，用各种形式开展爱国斗争，捍卫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

杨增志。（受访者供图）

“今天也是我们的最后一课” 

赵老师失声痛哭，用颤抖的手在黑板上写下“我是中国人”5个大字

76岁的齐红深是辽宁省教育厅的一名退休干部，从1984年开始，他带领研究团队遍访3000多位日本侵华战争亲历者，抢救性记录口述历史1000多万字，搜集1000多本日本侵华时期的教科书、作业本、毕业证书等实物资料，整理了近万幅老照片，出版研究成果33部，用证人、证言、证物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进行奴化教育的真相。

杨增志的“最后一课”，就是这部千万字口述历史中，一个让中国人民永远难忘的画面。

齐红深（后）为杨增志（前）记录口述历史。（受访者供图）

1931年9月18日晚10时许，沈阳柳条湖，刺耳的爆炸声划破了宁静的夜空，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就此揭幕，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路轨，嫁祸于中国军队，并以此为借口，炮轰中国东北军北大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开始大举侵占中国东北。

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很快传到了距离沈阳105公里的海城腾鳌堡，在一间小学课堂里，杨增志上了一堂令他永世难忘的“最后一课”。

这是1931年9月18日，日军蓄意制造柳条湖事件的现场，即“九一八”事变的开始（资料照片）。

那天，杨增志像往常一样来到学校，教室里却没有了往日的热闹，出奇地安静，还没到上课时间，讲授国文课的赵老师神情严肃地走了进来。

那堂课，赵老师没有按照原计划讲授课本上的内容，而是满怀悲愤地讲起了法国小说《最后一课》，他的眼中闪烁着泪光，声音已经哽咽。“亡了国当了奴隶的人民，只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语言，就好像拿着一把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

当讲到这里时，赵老师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失声痛哭，用颤抖的手在黑板上写下“我是中国人”5个大字，告诉同学们：“今天也是我们的‘最后一课’，从现在起，我们也是亡国奴了。”

上完这堂课，杨增志所在的学校就停课了，直到第二年伪满洲国成立后，才复学上课，但同学们却再也没看到赵老师的身影，普遍的说法是赵老师参加抗日队伍去了。

在日伪当局的统治下，学校开始了奴化教育。据杨增志的口述记载：“一开始，老师叫学生拿来墨水，涂去课文中具有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的内容。后来，旧课本一律被焚毁，学校印发了新课本。”

“日本老师在台上大讲‘日满一德一心’，可是我们听到的、看到的却是太原沦陷、南京沦陷、武汉沦陷……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我们作为中国学生，能无动于衷吗？”杨增志的儿子杨学谦从小就经常听父亲讲这段历史，他告诉记者，父亲不甘心当亡国奴，想像赵老师那样走上抗日前线，奈何多次寻找机会不成。1938年考入伪满建国大学后，他在大学校园里坚持抗战。

 伪满建国大学。

“‘最后一课’给父亲内心打下深深的烙印，父亲始终没有忘记赵老师的教诲。”杨学谦说，父亲的思想和血脉里始终流淌着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精神，在伪满建国大学读书时，杨增志和同学一起秘密组建了反满抗日的“建大干事会”，印发传单、举办演讲，揭露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

1941年，杨增志被日伪当局逮捕入狱，受尽酷刑，但他始终没有屈服，1943年被判处无期徒刑，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才获释。

日伪当局查禁中国书，把日语列为“国语”

 “在那个年代经过那种方式学会日语，使我时常有一种羞愧感”

齐红深说，日本侵略者为了达到侵占、控制中国东北的目的，精心组织、严密实施奴化教育，歪曲历史，推行文化殖民主义，意图从根本上切断中国人民的文化血脉，泯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培养顺从和效忠于日本侵略者的“新国民”。相较于军事侵略，日本对中国的精神侵略更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

据齐红深主编的《日本侵华教育史》介绍，1932年伪满洲国刚宣告成立，便接二连三地下达训令，查禁中国原有教科书，要求各地学校“废止与新国家建国精神相反之教科书或教材”，强调“一切课程不得含排外材料”。

齐红深向记者展示由他主编的《日本侵华教育史》。（本报记者郭翔 摄）

据日伪当局的不完全统计，仅1932年3月至7月，就焚烧中国原有教科书650余万册。实际上，日伪当局废止的不仅仅是教科书，只要稍微具有一点民族意识或爱国思想的书籍，甚至只要是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发行的中国书籍，均被打入废止之列而遭到查禁、焚烧。

与此同时，日伪当局迫不及待地成立教科书编审部，编审委员会由日本人担任主任，编审人员也多是日本人，并且有日本宪兵队在场监视。教科书的编纂原则以“日满亲善”“王道乐土”、忠于“皇帝陛下”、信奉“天照大神”和“建国精神”为思想基础，充满了崇拜日本军国主义的奴化色彩。

伪满时期的国民学校日语国民读本。

齐红深说，这些教科书把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理由“正当化”，把日本关东军有计划、有预谋发动的九一八事变说成是中国军队挑起的突发事件，假惺惺地把日本侵略我东北领土说成是“不幸的大冲突”，把东北人民陷入日寇铁蹄蹂躏说成是“从虐政中自然被救得庆重生”。把日本侵略者操纵成立伪满洲国，写成东北各地方自发“尊重民意”“物归原主”，建立“努力治安，使三千万民众享受最大幸福的新国家”。

日伪当局把日语列为“国语”之一，强制学生学习日语。据齐红深主编的《日本对华教育侵略》记载，伪满时期就读于吉林第二国民高等学校的徐德源说：“从我上小学三年级起，学校就开设了日语课，每天放学前老师在黑板上写一段日语，要求我们必须抄录下来背诵，背不下来的就罚站。从小学到中学一共十年时间，长期由日本老师教我们学日语，当时的就业和升学考试都考日语，学生不愿意学也得学。”

青年时期的徐德源。（受访者供图）

日伪当局把汉语改称“满语”，在“满语”教科书中大量使用日语片假名，制造“协和语”，妄图逐步用日文取代中国语言文字。

据齐红深主编的《见证日本侵华殖民教育》记载，“满语”教科书首先由日本人编审官冈村房义写成日文稿，再由中国人编审官金云宪译成中文，并由日本人太田洋爱画出插图。这样的教科书不仅在内容上充斥着“日满一德一心”的毒素，连语言都已经不是纯粹的中文，彰显了日本侵略者推行语言殖民主义的险恶用心。

“至今我还能阅读日文书刊，勉强用日语会话。在那个年代经过那种方式学会日语，使我时常有一种羞愧感，这是日伪当局奴化教育在我身上打下的难以磨灭的烙印。”徐德源回忆道。

学说日本话，学习“皇民书”。

记者从一些史料中了解到，日伪当局教科书编审官张耀先回忆，日伪当局教科书编审部负责人加藤对他说：“将来‘满洲人’必须渐渐地用日语代替‘满语’，只有使用同一的文字，才能真正达到‘日满一德一心’。我最大的任务，就是怎样能够尽快地通过教科书使青年一代都会日语，喜欢日语，放弃对‘满语’的学习兴趣。”

日伪当局的魔爪无孔不入，潜移默化地向学生宣扬日本军国主义和伪满“建国精神”。据《日本对华教育侵略》记载，曾在伪满陆军军官学校就读的冯志良说，学校每次集会都让学生面向东方，向日本皇宫遥拜，并高呼“天皇、皇后、皇太后陛下万岁万万岁”，然后转向伪皇宫遥拜，高呼“皇帝陛下万岁”。每天早自习必须背诵“建国宣言”“即位诏书”和“回銮训民诏书”等伪满文书。

伪满国的学生在课堂上学写日语。

伪满时期的教师和学生都是日伪当局推行奴化教育的见证人，曾在吉林省立第一中学读书的李树清说：“当时受日本奴化教育的影响，我的头脑中都是‘天照大神’‘乃木大将’‘东乡元帅’‘丰臣秀吉’‘广濑中佐’等‘日本英雄’。”

日本学者矶田一雄在《皇国的姿态——从教科书看殖民地教育奴化史》一书中指出：“日本侵略者以皇国史观（天皇中心史观）把隶属于日本的必然性深深地印在被侵略民族孩子们的心里，这就是侵犯民族主体性的殖民地教育的本质与象征。”

当时的教科书对于侵略事实片字不提，一边夸大日本国的实力和作用，一边打压中国人的民族认同。

“宁死也不用日伪教科书” 

“日寇用武力侵占了我们的土地，但始终没能征服我们的民心”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北的爱国师生不甘心当亡国奴，反抗日伪奴化教育的壮举一刻都没有停止。齐红深说，虽然日伪当局极尽手段对中国人民进行精神摧残和思想奴役，但中国人民的爱国精神屹立不倒，始终捍卫着中华文化的血脉。

在辽宁省庄河市高级中学，一尊手持长卷、相貌威严、目光慈爱的塑像立于校园中央。庄河高中校长梁传祥向记者介绍了这所百年名校一段不可忘却的历史：

1932年，日伪当局印发了一套实施奴化教育的新教材，要求所有学校务必使用。

“宁死也不用日伪教科书。”时任庄河县教育局局长兼庄河中学校长的宋良忱信念十分坚定。在他的抵制和反对下，庄河中学更换教材之事一拖再拖，直到1936年春天，历史、地理、英语、国文教材仍沿用中华书局或商务印书馆翻印的旧本，按原课程进行教学。

庄河高中校园内的宋良忱塑像。（受访者供图）

宋良忱的拖延抵抗引起了日伪当局的注意，被调离学校后，他仍坚持抗日，无所畏惧，1937年3月13日在沈阳浑河岸边遭日寇残忍杀害。

在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承德路3号，有座三层红砖小楼，是张学良亲手创办的同泽女子中学。20世纪30年代，著名音乐家阎述诗于该校任教期间创作了大量爱国歌曲，他把这些歌曲教给学生，用音乐培育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学生不要忘记死难同胞，激发学生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仇恨。

庄河高中校史馆展出的宋良忱抵制日伪当局奴化教育的历史。（受访者供图）

1935年，举世闻名的“一二·九”运动爆发，已流亡到北京的阎述诗看到一名学生带来的、光未然创作的《五月的鲜花》歌词时，心中充满悲壮，遂激情谱写了著名的抗日歌曲《五月的鲜花》。

在日本侵华时期，中国师生以各种形式开展爱国斗争，反抗奴化教育，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据齐红深主编的《抹杀不了的罪证——日本侵华教育口述史》记载，曾在安东东边商科中学任教的夏德远说：“日寇用武力侵占了我们的土地，但始终没能征服我们的民心。”他列举了许多具体事例，证明中华民族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精神信念始终屹立不倒。

齐红深向记者展示他收集到的伪满洲国的教科书。（本报记者郭翔 摄）

在校方组织升伪满“国旗”、唱伪满“国歌”的时候，有的学生做鬼脸，出怪声。大家还把伪满“国歌”中的“天地内，有了新满洲”改唱为“笼屉内，有了大馒头”；把“新满洲，便是新天地”改唱成“吃馒头，别去吃笼屉”。

在喊口号的时候，要么光张嘴不出声，要么把“大日本帝国万岁！”改呼为“大日本帝国完事儿！”；把“大满洲帝国万岁！”改呼为“大满洲帝国完事儿！”；把“友邦”“无敌”，改呼为“有帮儿”“无底儿”；把“昭和”念成“招祸”，把“日满”说成“日子满了”或“满不在乎”。

1939版本的伪满国国歌。

除了战斗在抗日一线的师生外，一些民众也在想方设法保护中华文化的血脉。伪满建国大学学生颜廷超潜心研究颜子思想和颜氏文化，编修黑龙江宁安《颜氏族谱》，用实际行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

据山东曲阜颜子研究会介绍，1941年，颜廷超目睹在日寇统治下朝鲜族被迫改成复姓将被日本同化的事实，深感民族与家族危机。他历时一年重修颜氏族谱，将宁安颜氏支系由曲阜徙居黑龙江宁安落户的300年历史谱系列表。

齐红深说，回望90年前的“最后一课”，历史虽已远去，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却从未远去。

伟大抗战精神，锻造、光耀在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时刻，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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