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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艺·思享+丨俞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学海杂志 Author 俞 锋
本文刊发于《学海》2023年第5期
内容提要
关 键 词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作者简介
01
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首次明确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1]此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又将“两个结合”的重大论断作为我们党“坚持理论创新”的重要历史经验。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2]“两个结合”是我们党在新时代取得的重大原创性理论成果，是在对中国共产党奋斗历程进行全面回顾和总结基础上的创新性凝练，尤其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下简称“第二个结合”）的创造性提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里程碑式理论创新，更是中国共产党人高度理论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充分彰显。
“第二个结合”这一重大命题的提出，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研究。围绕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内涵与核心、必然性和可能性、历史考察、重要意义、重大成果等议题，学界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成果丰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伟大实践和辉煌成就，充分证明了“第二个结合”的旺盛生命力，“第二个结合”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都有哪些理论的新发展？“第二个结合”形成的内在逻辑是怎样的？实现“第二个结合”的科学路径与重点方略有哪些？这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02
“第二个结合”的提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的新发展
“第二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成果，体现了更为深刻的理论根基、文化特质和话语叙事，不仅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带来深刻改变，也将对世界发展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第二个结合”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新内涵。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之后，给中国的发展带来了巨变，同时也使得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理论体系得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展现出的强大穿透力，深刻诠释了理论体系自身为什么“行”，也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并得以赓续发展，充盈着浓郁的中国气韵。“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3]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中华文明赓续数千年不曾间断，为人类文明贡献了灿若星河的优秀文化。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建立新中国、发展新中国、富强新中国的伟大实践之所以能成功，根本原因就在于坚持“两个结合”。我们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进一步创造性地提出“第二个结合”。这不仅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符号、中国特色，更进一步增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的道理、学理和哲理魅力。比如，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正是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宇宙观相结合的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正是将厚德载物、仁者爱人的中华优秀传统道德观与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相结合的有机凝练。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使马克思主义展现出新的旺盛生命力；另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彰显出新的时代内涵，增强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实践性，在双向互动中奠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基。“第二个结合”的双向融通，不仅是我们党坚定不移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鲜明体现，更展现了我们党理论创新的新高度，进一步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第二个结合”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文化特质。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血脉和灵魂。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我们国家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我们党创新理论的根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和实践提供了丰沃的土壤。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坚定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毛泽东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该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5]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国理政智慧，大力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6]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滋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脉和沃土，也是其最显著的特色基因和独特优势。“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7]文化是民族的显著特质，一个民族的文化认同是自我认同的基础。民族文化是通过历史建构和实践演进积淀生成的，是本民族历史传统和思维观念的总和，承载着民族的优秀品质和精神气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思想文化，记载了中华民族在长期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8]一个民族只有知道从哪来，才能知道往哪去，“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9]对未来发展也必然充满迷茫和困顿。中国共产党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落脚点和结合点始终是紧扣中华民族特点，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鲜明的民族特质。毛泽东强调“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10]由此可见，我们党创造性提出“第二个结合”重大论断，从人类发展的哲学高度来审视民族文化，使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明确的价值引领和丰厚的文化底蕴。
“第二个结合”创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话语体系。理论创新的基础环节和重要表现是话语创新。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11]马克思主义创新性发展的一个重要标识就是创新话语体系。“第二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面向中国实践的激活与再造，让马克思主义浸润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话语体系之中，将中国特色文化标识融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之中。在“第二个结合”提出之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虽对“文化”“文明”等概念有所阐释，但是没有具体涉及“第二个结合”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在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话语体系上功力不足”的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第二个结合”。在激活与再造中增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文化主体性，是立足中国实际、展现中国立场的崭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第二个结合”阐发了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与文化传统中产生的新型现代化，不仅提高了话语体系的供给能力和本土适应能力，也增强了中华文化感召力、国际话语影响力、国际关系塑造力。比如，人类文明新形态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所包含的价值观念、文化血脉、精神气质融通起来，是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下发展的文明形态，也是赓续中华文明的现代文明新形态，对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推动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重要意义。再如，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继承了“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思想，吸收了“社会共同体思想”“世界历史理论”“交往理论”“人类解放理论”等马克思主义理论，推动了全球治理理念的创新发展，引起了全球共商共建共享的广泛共鸣。
综上所述，“第二个结合”赋予“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更深刻、更深厚、更鲜明的理论根基、文化特质和话语标识，既是我们党一百多年来奋斗历程的经验凝练，也是新时代引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理论创新。
03
“第二个结合”的内在逻辑：
相互契合中的双向互动、互相成就
中国共产党始终以高度的理论自觉信仰马克思主义，以求真务实、实事求是的态度发展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12]“第二个结合”能够实现的基础是二者有着契合性、相容性、亲和性。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价值思想上具有高度契合性。“第二个结合”的前提是彼此高度契合，二者有着必然的、本质的价值共通性，而不是偶然的、机械的、表面的外部嵌入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为世界是物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蕴含着丰富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老子是中国最早关注世界本原问题的思想家，认为万物皆由“道”中自然而“生”，“道”是客观实在。儒家认为由天“生”人和万物，“天生烝民”。庄子则认为天地万物皆由气化而成，气是无所不在的本原，可以促成事物的产生和变化，“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13]张载认为，“凡可状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14]一切存在都是气的表现。这些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影响着中华民族的认知。以中国上古神话为例，许多神话与上古历史具有一定同源性，而不全是凭空幻想出来的。比如女娲造人的神话反映了母系氏族社会的特征，“三皇五帝”的记载涉及取火、捕鱼、驯养家畜等劳作活动，“巨灵劈华山”印证了黄河流向变化的自然景象。这些历史神话故事是中华民族生产生活的映照，认可人的力量，反映了人类社会的进化，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认识论和唯物史观的重要科学论断相近相通。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内容，主张物质世界是普遍联系、永恒发展的，要全面、辩证地看待问题，而非静止、片面、孤立地观察事物。辩证法思想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普遍存在。中国古代自然观认为宇宙是逐渐演变的，而且是有规律可循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15]“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16]都揭示了宇宙间事物运动发展变化的自然规律。中国古代还存在“两仪”的物质性整体观念，认为事物包括相互对立的两面，对立面的双方又相互统一，如“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17]“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18]从宋代开始，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相结合更趋普遍。程朱学派主张“格物致知”，王夫之则将“格物致知”分解，从事物、感性经验中求得道理是“格物”，在格物的基础上脱离感性的个例，思辨个例中蕴含着的普遍道理则是“致知”，这两者相互补充、不可割裂。纵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脉络，无论是儒家的“天人合一”，还是道家的“天人感应”，以及中华民族日用而不觉的系统观念、整体性思维，都是辩证法思想的体现。与西方纯粹思辨性辩证法传统相比，我国传统辩证法充满了生活经验的智慧总结和人生普遍性的教育意义，更容易为大众所感知与接受。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知行观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也存在着诸多连通契合。马克思主义不是躺在书斋里的，而是为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强大精神支撑的。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最重要的品质，实践精神既要求理论来自实践，而且表明理论只有能够有效地指导实践，这个理论才是真理，才能为大众所接受，否则就是虚假性的意识形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样十分注重实践，自先秦以来中国思想家对知行关系问题给予高度关注，有着丰富的思想资源，注重从现实、社会、生活、人伦等实践维度进行探索。“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19]“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20]这些思想无不体现了儒家积极的“入世精神”，聚焦协调与维护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应有的关系。汉代以后，儒家思想受佛教影响，在注重“行”的同时，强调“知”的前提性。朱熹则对儒家的知行学说进行了补充和修正，更强调知与行的密切关联。王阳明强调“知行合一”，“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2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层面也存在某些维度相趋同、理念相贯通的情况。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目标，共产主义是没有压迫和剥削、人人平等和自由的人类社会，实现了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张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作为基本政治理念，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实践逻辑，贯通“普天之下，四海一家”的“家国同构”政治伦理。由此可见，二者都期盼建立一个没有压迫剥削、人人平等自由的美好社会。马克思主义有关于人类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思想，中国古人则孕育过“大同”理想；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天下观不谋而合，催生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重要理念。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实践探索上双向互动。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定实践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诚赓续者，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的奋进历程，也是推进“第二个结合”双向互动的实践过程。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质”“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22]的观点。毛泽东强调了民族特点、民族形式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过程中的极端重要性。《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是毛泽东如何看待历史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重要文献，其中明确提出要把二者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子孙”，“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相结合起来”。[23]此后，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一步推动“第二个结合”的“双向互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带领全国人民治国理政、民族复兴的实践中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创造性提出了“第二个结合”。一方面，马克思主义随着实践的发展需要“第二个结合”。生活在19世纪资本主义时期的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对当时历史和实践的深入分析，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暂时性，描绘了社会主义发展的理想形态。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性发展？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改变中国的“第二个结合”，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中国特色愈发鲜明。另一方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第二个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24]他强调，“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25]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凝练的四个“讲清楚”，深刻阐发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内在关联。历史和实践都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经由“第二个结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实践中使中国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既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彰显出鲜明的中国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有机结合中互相成就。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后彰显出科学理论的强大威力，深刻地改变着中国。中国共产党基于实践的理论创新也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闪耀着新的真理光芒。“第二个结合”是两种文化互相交流契合、成就彼此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中因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而获得丰富的文化滋养，从而永葆青春活力、感召力和旺盛的创造力、生命力。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了符合时代需要的现代性转换，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展现出持久的生命力。
通过“第二个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其中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被有效挖掘出来，尚“道”、敬“德”、崇“礼”、修“文”、贵“和”、重“民”等被赋予了跨越历史时空、体现当代价值的新内涵。千年理想与马克思主义信念、传统道德取向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礼乐文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协和万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民本理念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等方面实现了有机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26]“初心”一词在新时代被赋予崭新意义，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接续奋斗，使得“初心”一词重新焕发生机，成为2017年度国内热词，家喻户晓。由此可见，时代精神有效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从而有力推动了“第二个结合”，展现出旺盛的生机活力。
“第二个结合”并不单一是马克思主义与本土民族文化的契合与对接，而是二者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基础上的有机结合、互相成就。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发展问题更加凸显，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等问题加重，并给全球治理提出了新的课题，“人类社会向何处去”日渐成为国际社会急需面对和回答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人以胸怀天下的历史担当，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大同”的理想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友善和平”的道德观，同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向“真正共同体”演进的规律性认知有机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论断，获得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同和广泛支持，并被写入联合国决议。又如，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重大理论创新，充分汲取了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理论，探索出了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代化新道路，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成就。
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是创造性地“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把共产主义信仰、社会主义信念与中华民族千年理想有机结合起来，让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牢牢植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沃土并结出累累硕果”。[27]“第二个结合”创造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为继续正确坚持和发展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理论指导。
04
“第二个结合”的实现路径：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国发展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并存，在新的发展环境和历史使命中实现“第二个结合”，要求我们坚定马克思主义立场，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勇毅前行的力量，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始终以“六个坚持”的世界观方法论为指导推动“第二个结合”，厚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性。只有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更加自觉地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当代中国文化发展，才能切实保证“第二个结合”沿着正确的方向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刻回答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既明确是什么、为什么，又指出怎么看、怎么办，既系统谋划部署又指导解决实践问题，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推动“第二个结合”，要全面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最核心的是把握和运用好“六个坚持”这把“金钥匙”，深刻理解和把握“第二个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底色，更好把握时代要求、正确认识问题、科学指导实践，建设和发展好当代中国文化。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牢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人民群众易接纳、易共情的形式推动党的理论创新发展；必须坚持自信自立，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为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注入内生动力；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以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激发理论活力；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的提出要能够真正解决问题，进而推动新的理论创新发展；必须坚持系统观念，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弘扬“格物致知”的优秀传统思想，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各项事业；必须坚持胸怀天下，牢记马克思主义是为全人类谋解放的学说，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天下观，为全球治理和人类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同时，要坚持在增强文化自信中推动“第二个结合”。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源自文化主体性。正因有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不绝、历久弥新的滋养，中华民族才能彻底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与守正创新。要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中焕发出崭新面貌、绽放出永恒魅力，必须在开放包容中始终保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立场。通过“第二个结合”，以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巩固文化主体性，以时代精神赓续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跨越时空、承载当代价值的新内涵，进一步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筑牢中华民族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
始终坚持在把握历史主动中推动“第二个结合”，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进行艰辛探索，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导中国人民不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28]历史主动精神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忠实遵循和生动诠释，是中国共产党践行初心使命的动力源泉和百年奋斗累积的精神财富，其核心是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强烈的历史担当、伟大的历史创造、坚定的历史自信映照新的“赶考”路、奋进新征程。“党在百年奋斗中始终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探索并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脚踏中华大地，传承中华文明，走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党和人民就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29]新时代新征程，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注重提升思想引领力，增强文化牵引力和主动性。一方面，要面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实践要求，科学把握现代化进程的一般规律，积极探寻符合中国实际的规律性认识，推出一批彰显理论解释力和实践指导力的理论创新精品力作，更好地指导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另一方面，要深入挖掘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宝藏，准确把握文化传承发展内在规律，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就是根据时代特征和实践要求对有借鉴价值的传统文化加以变革，从而使传统文化焕发生机活力；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根据时代的要求，对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丰富、拓展、完善，增强其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影响力和感召力，使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总之，推动“第二个结合”，要认清历史规律、把握历史大势、增强历史主动，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扎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沃土之中。
始终坚持在讲好“和合共生”的中国叙事中推动“第二个结合”，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新形态贡献人类美好新未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30]把中国故事讲好，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不断扩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世界影响力，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任务要求，也是“第二个结合”的重要实现路径。面对“文明冲突论”等喧嚣论调，要坚持和而不同，以团结精神和共赢思维应对全球挑战，以文明交流合作消解文明隔阂冲突，倡导尊重各国的发展历史、国情和道路选择，为解决人类发展面临的共同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讲好中国故事，注重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强化为人类谋进步的责任担当，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人类社会新秩序。美国学者菲利普·克莱顿等认为，世界面临一系列资本主义自身永远无法解决的危机。全球已形成三大共识：生态危机、不加干预的资本主义的后果，以及“现代性之死”。[31]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全球、面向世界提出了一系列新全球发展理念、新国际合作思想：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到新型国际关系，从全人类共同价值到全球发展倡议，从全球安全倡议到全球文明倡议等，世界各国对这些重大创新理念的回应日益增多。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关键是“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32]推动从“中国故事”向“中国叙事”转换，勇于破除西方的话语壁垒，全方位地展示中国积极融入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生动实践。
注：
[1][28]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
[2][4][1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
[3][3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120、314页。
[5][10][2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707、533—534页。
[6][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315、312页。
[8]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90页。
[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13页。
[12]《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民日报》2023年6月3日。
[13]《庄子·知北游》。
[14]《正蒙·乾称》。
[15]《论语·子罕》。
[16]《道德经·十六章》。
[17]《道德经·五十八章》。
[18]《论语·为政》。
[19]《礼记·大学》。
[20]《张载集》，章锡琛点校，中华书局，1978年，第376页。
[21]《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6页。
[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2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18—319页。
[24]汪晓东、张炜、吴姗：《凝聚起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重要论述综述》，《光明日报》2021年10月2日。
[2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155—156页。
[26]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页。
[27]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务会理论学习中心组：《“两个结合”是必由之路和最大法宝》，《求是》2023年第13期。
[29]《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68页。
[30]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34页。
[31]菲利普·克莱顿、贾斯廷·海因泽克：《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孟献丽、于桂凤、张丽霞译，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4页。
-本期责编-
排版：张雨珊 宗正曦
指导老师：徐丽媛
内容来源：学海杂志
出品：南京艺术学院党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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