啥叫啥“车头”？啥叫啥“号衣”？——闲话当年挤车子（3）

有道是，隔行如隔山。所以，很多人挤了半辈子的公共汽车，也许还没听说过“坌坌松”、“摆摆渡”之类的行话。

其实这一点也不奇怪。

如果我现在问，在公交公司内部，卖票员是如何称呼司机的？恐怕也会有人答不上来。

喊老张小黄，那是很后来的事了。喊绰号？相互之间没那么熟。那喊什么？喊“车头”。也对，司机坐在车子的顶顶前头。反过来，司机如何称呼卖票员？喊“前门”、“后门”，或者“前卖票”、“后卖票”。是不是很好玩？

想当年，上海公共交通行业基本上都是“外商独资企业”，如英商电车公司，法商电车公司。能够捧着这个饭碗头，工钿又大，也不坍台，蛮台型的。

当时华界自营的线路只有一条，老城厢的11路。因为民国路（今人民路）是法租界与华界的交界，而且是以路中心为界的。所以一开始，法租界公董局只允许11路电车开内圈，即顺时针方向。外圈不许开。

外国人开的公司有外国人的管理办法。公交公司里，不像其他单位，碰着同事了，问，侬今朝啥个班？常日班？或早班中班夜班？公交公司是问，侬今朝啥个“车牌”？他们的八小时分两只班头，当中隔开好几个钟头，所以又叫“两头班”。如果你做某个车牌，就必然是开头班车早早班加中班，然后第二天翻早班和夜班直到将末班车开进场，以此类推。要过很长一段时间，才会“翻车牌”，走进另外一个循环。所以，逢到过年过节，休息日脚是不会少了你的，但具体哪几天休，一律请看“车牌”。没啥还价的。

也就是说，司售人员是大轮班的。一个新手上车，不跑个半年一年，你碰到的都是陌生人。除非有人病假事假，别人来顶班，那时你就会听到他们这么相互都招呼：“咦，今朝哪能是侬啦。这么巧，又碰着哉。”

正由于大轮班，陌生人，所以相互很难记得名字。

老实讲，相互叫“车头”和“前门”、“后门”还算是有点面熟陌生的呢。还有更没有色彩的叫法，那就是叫工号。

经常从终点站上车的乘客也许会注意到，“前卖票”上车以后第一桩事体，就是把手里的两块小铅皮插入她座位右上方的两个格子里。一块写“驾驶员”及一个四位数的号码，一块写“售票员”及一个四位数号码。那就是他们的工号牌。接受公开监督。因为司机从另外一面的门上车，他的工号牌就由“前卖票”代劳。

如果相互狠不熟，或者有过啥搅轧的，大家就互喊工号。

“哎，5738，明朝我请病假哦，啥人代班我弗晓得。”

这喊号头实在是不好听。我们这一代人听上去，总会想起小说《红岩》里中美合作所提审江姐的桥段。

但他们相互之间喊起来顺得不得了，一点不打楞轧。

这工号不但做成工号牌，天天要挂出来接受监督，还要印在工作服上呢。所以，老上海人称工作服为“号衣”。不特公交公司如此，工厂商店亦然。

“哎，倷单位号衣几年发一趟啊？两年啊？阿拉四年发一趟，侬讲阿拉厂里财迷否啊？也没吤哭逼嗒哩嗰呀。弄弗好了。”

一眼弗错，牢监里也叫“号衣”。不过大家一点也不在乎啊。大多数人穿着它上班下班，弄堂里走进走出。当年穿号衣是老“扎台型”的事体，说明你分在“上海工矿”。

记得公交公司的号衣是咖啡色的，一般厂里的号衣好像是藏青色的。钢铁厂炉前工和纺织厂挡车工的号衣都是白的。还有一种用劳动布做的，过肩袖，还立领，狠时髦。上袋之上还印着“安全生产”四个字，这简直是上海工人阶级的标志。像我们这种“插兄”朋友看了，眼热得不得了。唉，修地球的人，还不如吃官司朋友，连号衣也没有啊。我只好问阿拉阿哥借两天穿穿，走在淮海路上，感觉就像现在穿了阿玛尼风衣一样。真是阿妈了娘唻。

刚刚提到，老底子司机卖票员工钿不低。我有一个老朋友的父亲，1940年代就在法商电车公司做。改朝换代后，保留工资还有一百二三十元。屋里五六个小孩，日脚还是蛮好过的。他不是场长，也不是高管，就是普通卖票员。

等到1972年，公交公司专门招收到崇明农场去的上海知青以后，工资就都是36元。这才彻底没有了优势。

言话讲转来，公交公司的生活确实没啥好。

第一个就是不安全。老早做公交司机，被称为“穿红马甲”。别人说，你们开公共汽车的，天天大马路兜兜，老开心的哦。老司机马上会翻白眼：“好啥好，天天穿仔红马甲，还好得出唻啦。”红马甲是吃官司朋友穿的。有辰光弄堂里老人看不惯一帮“小敨乱”的做派，也会说，“侬看了嗨，迭种人早晚点要穿红马甲。”

还有一种不安全。早出晚归。头班车三四点钟出门，末班车十一二点钟回来。有辰光治安不好，比方讲，“敲头案”还没破，一家门侪要急煞。如果是女职工，上班一定要送到站头，夜班再到站头上去接。

其次，是辛苦。我采访过一对公交夫妻。男的是司机，女的是卖票员。结婚没多久，就有了孩子。家里没老人带，怎么办？他们主动去找调度，把两个人的班头调开，你下班正好我上班，这叫“有缝连接”（因为车子会脱班）。我开早班车，八点多回来，你去上班；你十二点钟回来，我再去上班；到四点钟，再调班。等到末班车进场，老婆回家，老公和孩子早已入梦。那女的对我说，小孩入托要两岁半，那两年半里，夫妻对话的总时间没超过两小时。做爱也是草草。

即便如此，他们还算是幸运的。因为他们谈恋爱的时候，上班辰光绝不讲话。你想啊，一个“车头”，一个“前门”，不讲言话，咫尺天涯啊。为啥？因为老早外商电车公司有规定，同车司售不许谈恋爱。一旦发现，将其中一个调离。理由是，司售情深会影响行车安全。我们居然也觉得有道理，于是，这项规定一直执行到1980年代末。

为啥说他们幸运？因为万一有一方因此而被调到另外一条线路，你们再想要夫妻如何错开班头带孩子，本线路调度就爱莫能助了，你们很可能要打报告去场部了。

吃饭也难。那时，绝大多数司售人员都是自己带饭的。一只钢錝饭格子，菜饭摆在一道。那时还没听说过啥叫微波炉呢。终点站里生个煤炉，不过你就那么点时间，其实热也来不及了，而且饭格子也是家里奢侈品，哪能舍得放在炉子上烧。多数情况下，就是热水淘一淘饭，“掗”下去拉倒。节约出点时间，点根香烟，咪两口茶，定定神是真的。

1980年代，我是看到过他们的年夜饭的。还记得是56路终点站，港口。八点钟敲过，司售人员下班了，调度说好等他们的。年三十夜带饭么，多一只小饭格子呀，多带点菜。还是热水淘饭，没有酒。每个人都热心地把自己的菜一直送到别人鼻子底下。嘴里说：

“阿拉阿婆嗰熏鱼做得老好的，侬搛呀，多搛两块。”

“阿拉老婆烧弗来小菜，不过今朝只炒蛋油摆了老多嗰。”

“八宝饭不好带，我迭嗰是糯米饭，倷侪挑一筷子去。挑呀，覅客气。”

写不下去了。三十多年过去，行笔到此，我还是想落眼泪。

还有更难堪的。

没地方解手。那年头，终点站的调度室里，根本没厕所。也许有些应急手段。但问题是，假使夜高峰时段，到了终点站，调度员不让你下车怎么办？

调度员也是没办法。站台上黑压压的都是等车的人。大站车，直放车，高峰车，掉头车，区间车，所有手段用尽，还是积压了很多人。调度员只好让刚到终点站的车子立即上客开走，报表他来拿他来办他来还给你。

“大世界第一站，静安寺第二站，中山公园第三站，快点上去！”

好吧，你的梦想覅太小哦，就想解手，还是成空了。

71路的一个女的“后卖票”告诉我，有一次，她同车的也是女的“前卖票”实在内急难忍，而71路的下客站与上客站之间，就差一个在延安东路外滩的天桥下就地调个头。于是，只好老老面皮，与“车头”商量，尽量开慢点，让“前门”蹲在中门的两格台阶处脱裤解手，“后门”还要负责通报情况。一泡牛水覅太长，“车头”踏了好几脚刹车，才等到“前门”收拾停当，车子再进站上客。作孽啊。

为啥是中门？因为卖票员只在前门与后门。中门若有情况，被质问，她们可以装戆。

有辰光，轧车子的人晓得一点开车子的朋友的苦恼，还可以增加理解。毕竟大家都是要捧一只饭碗头吃口饭的人嘛。

（未完待续）

顺便报告各位一个消息：拙著《上海壁角落》已可在京东、亚马逊上购到。而《上海小日脚》仅可在亚马逊上购到。

实体书店尚无消息。可见上架还在进行中。因此只好请众家耐心等待了。至于如何购到签名本的事宜，还在筹备中。一俟有定论，就会在此公布。谢谢各位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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