啥叫啥“车头”?啥叫啥“号衣”?——闲话当年挤车子(3)
有道是,隔行如隔山。所以,很多人挤了半辈子的公共汽车,也许还没听说过“坌坌松”、“摆摆渡”之类的行话。
其实这一点也不奇怪。
如果我现在问,在公交公司内部,卖票员是如何称呼司机的?恐怕也会有人答不上来。
喊老张小黄,那是很后来的事了。喊绰号?相互之间没那么熟。那喊什么?喊“车头”。也对,司机坐在车子的顶顶前头。反过来,司机如何称呼卖票员?喊“前门”、“后门”,或者“前卖票”、“后卖票”。是不是很好玩?
想当年,上海公共交通行业基本上都是“外商独资企业”,如英商电车公司,法商电车公司。能够捧着这个饭碗头,工钿又大,也不坍台,蛮台型的。
当时华界自营的线路只有一条,老城厢的11路。因为民国路(今人民路)是法租界与华界的交界,而且是以路中心为界的。所以一开始,法租界公董局只允许11路电车开内圈,即顺时针方向。外圈不许开。
外国人开的公司有外国人的管理办法。公交公司里,不像其他单位,碰着同事了,问,侬今朝啥个班?常日班?或早班中班夜班?公交公司是问,侬今朝啥个“车牌”?他们的八小时分两只班头,当中隔开好几个钟头,所以又叫“两头班”。如果你做某个车牌,就必然是开头班车早早班加中班,然后第二天翻早班和夜班直到将末班车开进场,以此类推。要过很长一段时间,才会“翻车牌”,走进另外一个循环。所以,逢到过年过节,休息日脚是不会少了你的,但具体哪几天休,一律请看“车牌”。没啥还价的。
也就是说,司售人员是大轮班的。一个新手上车,不跑个半年一年,你碰到的都是陌生人。除非有人病假事假,别人来顶班,那时你就会听到他们这么相互都招呼:“咦,今朝哪能是侬啦。这么巧,又碰着哉。”
正由于大轮班,陌生人,所以相互很难记得名字。
老实讲,相互叫“车头”和“前门”、“后门”还算是有点面熟陌生的呢。还有更没有色彩的叫法,那就是叫工号。
经常从终点站上车的乘客也许会注意到,“前卖票”上车以后第一桩事体,就是把手里的两块小铅皮插入她座位右上方的两个格子里。一块写“驾驶员”及一个四位数的号码,一块写“售票员”及一个四位数号码。那就是他们的工号牌。接受公开监督。因为司机从另外一面的门上车,他的工号牌就由“前卖票”代劳。
如果相互狠不熟,或者有过啥搅轧的,大家就互喊工号。
“哎,5738,明朝我请病假哦,啥人代班我弗晓得。”
这喊号头实在是不好听。我们这一代人听上去,总会想起小说《红岩》里中美合作所提审江姐的桥段。
但他们相互之间喊起来顺得不得了,一点不打楞轧。
这工号不但做成工号牌,天天要挂出来接受监督,还要印在工作服上呢。所以,老上海人称工作服为“号衣”。不特公交公司如此,工厂商店亦然。
“哎,倷单位号衣几年发一趟啊?两年啊?阿拉四年发一趟,侬讲阿拉厂里财迷否啊?也没吤哭逼嗒哩嗰呀。弄弗好了。”
一眼弗错,牢监里也叫“号衣”。不过大家一点也不在乎啊。大多数人穿着它上班下班,弄堂里走进走出。当年穿号衣是老“扎台型”的事体,说明你分在“上海工矿”。
记得公交公司的号衣是咖啡色的,一般厂里的号衣好像是藏青色的。钢铁厂炉前工和纺织厂挡车工的号衣都是白的。还有一种用劳动布做的,过肩袖,还立领,狠时髦。上袋之上还印着“安全生产”四个字,这简直是上海工人阶级的标志。像我们这种“插兄”朋友看了,眼热得不得了。唉,修地球的人,还不如吃官司朋友,连号衣也没有啊。我只好问阿拉阿哥借两天穿穿,走在淮海路上,感觉就像现在穿了阿玛尼风衣一样。真是阿妈了娘唻。
刚刚提到,老底子司机卖票员工钿不低。我有一个老朋友的父亲,1940年代就在法商电车公司做。改朝换代后,保留工资还有一百二三十元。屋里五六个小孩,日脚还是蛮好过的。他不是场长,也不是高管,就是普通卖票员。
等到1972年,公交公司专门招收到崇明农场去的上海知青以后,工资就都是36元。这才彻底没有了优势。
言话讲转来,公交公司的生活确实没啥好。
第一个就是不安全。老早做公交司机,被称为“穿红马甲”。别人说,你们开公共汽车的,天天大马路兜兜,老开心的哦。老司机马上会翻白眼:“好啥好,天天穿仔红马甲,还好得出唻啦。”红马甲是吃官司朋友穿的。有辰光弄堂里老人看不惯一帮“小敨乱”的做派,也会说,“侬看了嗨,迭种人早晚点要穿红马甲。”
还有一种不安全。早出晚归。头班车三四点钟出门,末班车十一二点钟回来。有辰光治安不好,比方讲,“敲头案”还没破,一家门侪要急煞。如果是女职工,上班一定要送到站头,夜班再到站头上去接。
其次,是辛苦。我采访过一对公交夫妻。男的是司机,女的是卖票员。结婚没多久,就有了孩子。家里没老人带,怎么办?他们主动去找调度,把两个人的班头调开,你下班正好我上班,这叫“有缝连接”(因为车子会脱班)。我开早班车,八点多回来,你去上班;你十二点钟回来,我再去上班;到四点钟,再调班。等到末班车进场,老婆回家,老公和孩子早已入梦。那女的对我说,小孩入托要两岁半,那两年半里,夫妻对话的总时间没超过两小时。做爱也是草草。
即便如此,他们还算是幸运的。因为他们谈恋爱的时候,上班辰光绝不讲话。你想啊,一个“车头”,一个“前门”,不讲言话,咫尺天涯啊。为啥?因为老早外商电车公司有规定,同车司售不许谈恋爱。一旦发现,将其中一个调离。理由是,司售情深会影响行车安全。我们居然也觉得有道理,于是,这项规定一直执行到1980年代末。
为啥说他们幸运?因为万一有一方因此而被调到另外一条线路,你们再想要夫妻如何错开班头带孩子,本线路调度就爱莫能助了,你们很可能要打报告去场部了。
吃饭也难。那时,绝大多数司售人员都是自己带饭的。一只钢錝饭格子,菜饭摆在一道。那时还没听说过啥叫微波炉呢。终点站里生个煤炉,不过你就那么点时间,其实热也来不及了,而且饭格子也是家里奢侈品,哪能舍得放在炉子上烧。多数情况下,就是热水淘一淘饭,“掗”下去拉倒。节约出点时间,点根香烟,咪两口茶,定定神是真的。
1980年代,我是看到过他们的年夜饭的。还记得是56路终点站,港口。八点钟敲过,司售人员下班了,调度说好等他们的。年三十夜带饭么,多一只小饭格子呀,多带点菜。还是热水淘饭,没有酒。每个人都热心地把自己的菜一直送到别人鼻子底下。嘴里说:
“阿拉阿婆嗰熏鱼做得老好的,侬搛呀,多搛两块。”
“阿拉老婆烧弗来小菜,不过今朝只炒蛋油摆了老多嗰。”
“八宝饭不好带,我迭嗰是糯米饭,倷侪挑一筷子去。挑呀,覅客气。”
写不下去了。三十多年过去,行笔到此,我还是想落眼泪。
还有更难堪的。
没地方解手。那年头,终点站的调度室里,根本没厕所。也许有些应急手段。但问题是,假使夜高峰时段,到了终点站,调度员不让你下车怎么办?
调度员也是没办法。站台上黑压压的都是等车的人。大站车,直放车,高峰车,掉头车,区间车,所有手段用尽,还是积压了很多人。调度员只好让刚到终点站的车子立即上客开走,报表他来拿他来办他来还给你。
“大世界第一站,静安寺第二站,中山公园第三站,快点上去!”
好吧,你的梦想覅太小哦,就想解手,还是成空了。
71路的一个女的“后卖票”告诉我,有一次,她同车的也是女的“前卖票”实在内急难忍,而71路的下客站与上客站之间,就差一个在延安东路外滩的天桥下就地调个头。于是,只好老老面皮,与“车头”商量,尽量开慢点,让“前门”蹲在中门的两格台阶处脱裤解手,“后门”还要负责通报情况。一泡牛水覅太长,“车头”踏了好几脚刹车,才等到“前门”收拾停当,车子再进站上客。作孽啊。
为啥是中门?因为卖票员只在前门与后门。中门若有情况,被质问,她们可以装戆。
有辰光,轧车子的人晓得一点开车子的朋友的苦恼,还可以增加理解。毕竟大家都是要捧一只饭碗头吃口饭的人嘛。
(未完待续)
顺便报告各位一个消息:拙著《上海壁角落》已可在京东、亚马逊上购到。而《上海小日脚》仅可在亚马逊上购到。
实体书店尚无消息。可见上架还在进行中。因此只好请众家耐心等待了。至于如何购到签名本的事宜,还在筹备中。一俟有定论,就会在此公布。谢谢各位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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